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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山》，张明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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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出版。
时穷
至元十六年（1279年）
十月初一傍晚，走走停停了五个多月，文天祥抵达大都。
文天祥一到大都，劝降的人便纷至沓来。
先是南宋降臣留梦炎。留梦炎与文天祥同为“状元丞相”，但文天祥丝毫没给他留情面，一见面便痛骂不止，事后还写诗讥讽留梦炎“梦回何面见江东”：你有何面目见家乡父老呢？
第二个出面的是瀛国公赵㬎，即曾经的宋恭帝。文天祥一见旧主，即北面而拜，“乞回圣驾”，此时还不满十岁的赵㬎自然说不出什么，只得怏怏而返。
第三个来的是平章政事阿合马。阿合马此时在元廷正烜赫一时，一见面便以大元丞相自居，逼文天祥下跪。文天祥针锋相对：“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阿合马嘲讽文天祥的俘虏身份：“你何以至此？”文天祥反击：“南朝早用我为相，北可不至南，南可不至北。”阿合马故意对左右说：“此人生死尚由我。”文天祥反唇相讥：“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你不由你！”
劝降无果，元廷给文天祥带上木枷缚住双手，囚禁在兵马司衙门的土牢里整整一个月，再派此后曾任丞相的忽必烈近臣孛罗开堂审问文天祥，张弘范也在一旁陪审。
孛罗为这次审问做了充分的准备，在枢密院的公堂上表现得咄咄逼人，甚至质疑文天祥是否算得上忠臣，试图攻破文天祥的心理防线。文天祥从容应对，一一驳倒孛罗的质问，气急败坏的孛罗只得终止庭问。
事后，孛罗在忽必烈御前主张杀掉文天祥，但张弘范则抱病上奏：文天祥“忠于所事，欲释勿杀” 。
忽必烈虽不愿“释”，却也不忍“杀”，他的态度更像是“拖”，等待文天祥回心转意。《宋史·文天祥传》中有一段话颇能诠释忽必烈这种微妙心理：“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壮其节，又惜其才，留之数年，如虎兕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
这么一拖就是三年。在这三年的狱中生活里，文天祥编定了入狱前后写就的《指南录》和《指南后录》两部诗集，《正气歌》即收于《指南后录》；全新写了《集杜诗》和自编年谱《纪年录》，尤其是集杜甫诗句而成的《集杜诗》两百首，被视作宋元鼎革的“诗史”。
至元十九年（1282年）八月，忽必烈询问群臣：“南北宰相孰贤？”群臣一致认为：“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
忽必烈有意拜文天祥为相，文天祥听说后，写信给降元的旧日同僚王积翁等人：“天祥不死，而尽弃其平生，遗臭于万年，将焉用之？”
直到此时，忽必烈还未对文天祥萌生杀心，还是想不释不杀，继续关着。
但就是在这年冬天，连续发生了几件事，促使忽必烈不得不尽快做个了断。
有一名善谈星象的福建和尚妙曦，向忽必烈进言：“十一月，土星犯帝座，疑有变。”
恰在此时，中山府（今河北定州市）有个叫薛保住的人，聚众二千，自称是“真宋幼主”，号称要来大都劫狱救出文丞相。
一时间，大都人心惶惶，沸反盈天。
为此，元廷紧急将瀛国公赵㬎等赵宋宗室从大都迁往上都。也因此，如何处置文天祥成为元廷的当务之急。
看到这里，很多人会觉得，忽必烈与元廷是不是神经过敏，过于小题大做了？
这里还应该补充一个重要信息。这年春天，也就是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大都发生了震惊宇内的“击杀阿合马事件”。王著、高和尚等人假扮太子真金，以太子回京的名义令阿合马出迎，当阿合马来到东宫门口，王著用袖藏的铜锤当场将他击杀。阿合马之死，对忽必烈的震动甚至要超过李璮之乱，他怀疑王著背后的操控者是儒臣士大夫集团，对他们彻底失去了往日的信任与爱重。
正是在阿合马之死的背景下，星象与民变的政治冲击力才被无限放大，忽必烈在文天祥问题上长期展现出来的耐心、自信、宽容与理想主义，也被猜疑、妄想、偏见与不安全感所笼罩。
当然，忽必烈仍非杀文天祥不可，他还想给文天祥，也给他自己最后一次机会。
忽必烈决定亲自劝降。
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初八，文天祥被忽必烈召入元官大殿，“长揖不拜”，左右强逼他下跪，甚至用金棍打伤了他的膝盖，文天祥仍挺立不动。
忽必烈没有在跪拜礼上过多纠缠，让人传话：“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为中书宰相。”
文天祥坚定地回答：“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
忽必烈追问：“汝不为宰相，则为枢密。”
文天祥再答：“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忽必烈见文天祥死志甚笃，便让他退去。
忽必烈还举棋不定，便于第二天（十二月初九）问计群臣。群臣理由不一，有的人想成全文天祥的个人意愿，有的人忌惮文天祥的才略，唯恐放虎归山，但多数人还是主张杀掉文天祥。
在之前的类似讨论中，似乎更多人，尤其是汉臣，倾向于不杀甚至释放文天祥。有可能也是因为阿合马之死带来的政治氛围变幻，使得这些以汉臣为主的“不杀派”，要么噤若寒蝉，要么见风使舵，要么干脆就丧失了话语权。
总之，忽必烈最终认可了群臣的吁请，下诏杀文天祥。
当天，文天祥就被带到了柴市口刑场（今北京交道口一带）。自兵马司衙门牢狱出来时，文天祥平静地对狱吏说：“吾事了矣。”
关于文天祥之死，专力记叙宋末抗元忠义事迹的《昭忠录》细节颇丰：
时燕市观者如堵，宣使遍谕曰：“文丞相，南朝忠臣，皇帝使为宰相，不可，故随其愿，赐之一死，非他人比也。”宣使问天祥曰：“丞相今有甚言语，回奏尚可免死。”天祥曰：“死则死尔，尚何言。”天祥问市人孰为东南西北，趋而南向再拜，就死。燕人凡有闻者莫不叹息流涕。
时年，文天祥四十七岁。
有一种说法是，到了最后一刻，忽必烈曾改变主意，想留文天祥一命，惜为时已晚。最直接的证据是，有一名叫赵与禀的南宋宗室，自称目击了问斩文天祥的全程，“顷之，又闻驰骑过者。及回，乃闻有旨，教再听圣旨，至则已受刑” 。
《宋史·文天祥传》也有类似的说法：“俄有诏使止之，天祥死矣。”
明人赵弼在《续宋丞相文文山传》中更有一处不无渲染的细节：
明日，世祖临朝，抚髀叹曰：“文丞相，好男子！不肯为吾用，一时轻信人言杀之。诚可惜也。”
忽必烈为何意欲在最后一刻刀下留人？不得而知。当然，这种说法也是存疑的。
据文天祥好友邓光荐所著《文丞相传》，文天祥就义后，大都连日戒严，一片肃杀之气：
时连日大风埃雾，日色无光，都城门闭，甲卒登城街，对邻不得往来，行不得偶语。
宋亡的时间点有多个版本，崖山之战说最为盛行。
元代文宗黄溍为文天祥祠堂作《祠堂记略》，内有一说：
“宋之亡，不亡于皋亭之降，而亡于潮阳之执；
不亡于崖山之崩，而亡于燕市之戮。
”参与编宋辽金三史的元人揭傒斯也有类似说法：
“文丞相斩首燕市，终三百年火德之祚。
”
这既是文天祥的历史荣耀，也是他最终赴死的重要原因，“只要文天祥不死不降，他始终就是南宋旧有势力存续的一种象征，是恢复大宋的希望所在，而这正是元王朝最为担忧的事情。因此，处死文天祥成为忽必烈当时必然的政治抉择” 。
南宋史事，终于文天祥之死。
遗民
文天祥是否不得不死？或者说，文天祥是否有过不死的想法？
《宋史·文天祥传》中有一段令很多后人或困惑或愤懑的叙事：
天祥曰：“国亡，吾分一死矣。倘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
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积翁欲合宋官谢昌元等十人请释天祥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事遂已。
这段话的风暴点是文天祥的这句表态：“倘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
按照《宋史》这一段的说法，如果元朝可以放文天祥回家，不强迫为官，从此做一介平民，这是他可以接受的。今后元廷若有事，文天祥甚至也愿意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帮着出出主意。
那么，如何解释文天祥之死呢？
从文天祥以上这段话出发，姚大力先生接着阐发称：
如果元朝能把他当作一个平民放归乡里，这便是文天祥完全可以接受的一种安排。他在等，也包括在等待这样一种可能性。可是元朝没有给他这一选项。元朝给他的选择，始终只有两项：在元朝做官（忽必烈认为从南宋入元的人当中，能做他的宰相的，只有文天祥）；或者被处死。要他在元朝做官，这是文天祥万万不能同意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天祥毅然选择了后者。
不少人认为，《宋史》这段“黄冠归故乡”的叙事有违春秋大义，蓄意破坏文天祥全忠全节的形象，进而斥之为构陷捏造。
清人毕沅在《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十月的考异中激烈批评《宋史》“黄冠归故乡”之说：
按天祥对博罗（孛罗）之言，唯求早死，岂复有黄冠归故乡之想。论者以为必留梦炎辈忌天祥全节者，因积翁有请释为道士意，遂附会其语以诬天祥耳，今不取。
毕沅的观点很清晰，《宋史》这段话乃诬陷文天祥，是假的。
毕沅的“辩诬”自然有其道理，据邓光荐的《文丞相传》：
是时南人仕于朝者，谢昌元、王积翁、程飞卿、青阳梦炎等十人，谋合奏，请以公为黄冠师，冀得自便。青阳梦炎私语积翁曰：“文公赣州移檄之志，镇江脱身之心，固在也。忽有妄作，我辈何以自解？”遂不果。
《文丞相传》这段与《宋史·文天祥传》有两处异同。其一，《宋史》是留梦炎，这里是青阳梦炎，两人都是投元宋臣，此处异同这里就不展开了；其二，“黄冠归故乡”是王积翁等人提议的，而不是文天祥自己要求的。
有人据此推论，《宋史·文天祥传》是张冠李戴了，将王积翁等人的提议，误作文天祥之语。
有没有这种可能？当然有。
但这是一个开放性的“或然”问题，直接将《宋史·文天祥传》的“黄冠归故乡”之说斥为诬陷，恐怕是太武断了，也是意识形态先行了。
即使依照《文丞相传》的逻辑，也并没有完全推翻《宋史·文天祥传》的说法：王积翁们提出了“黄冠归故乡”，但也未指明文天祥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文天祥接受了呢，那不就是和《宋史》殊途同归了？
也有学者认为，《文丞相传》的记载“或为英雄讳”。“黄冠归故乡”之说，绝非空穴之风。
再比如，还有说法认为，“黄冠归故乡”之说是编纂《宋史》的元朝史臣刻意伪造，为的是褒元贬宋，且不论这一说法证据严重不足，可能更关键的是，如果文天祥都愿意“黄冠归故乡”了，忽必烈还苦苦逼他做元朝的官，最终逼得文天祥赴死，这恐怕不是“褒元”，而是“贬元”吧。
以上这些探讨都说明，《宋史》“黄冠归故乡”之说，其真伪是一个开放性的、待解决的学术问题，目前充其量只能说是被质疑，远说不上被推翻。
更有意义的探讨是，如果文天祥的确提出“黄冠归故乡”，那么，那些持否定意见者是否能接受？或者说，他们是不是拒绝接受这是一个开放性问题？
姚大力先生认为，
文天祥之死，是作为宋朝遗民不仕新朝之死。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文天祥具有当时根本不存在的民族主义立场，这样看似是在拔高文天祥，实际上却是对他真实形象的歪曲和侮辱，装模作样地去歌颂一个虚假的文天祥
：
文天祥……这些人所表达的，是一种“遗民”立场。在一个王朝已被新建立的王朝取代的时候，它是一种针对曾在前一个王朝做过官员的人们的道德约束。这一约束并不要求“遗民”拒绝甚至反抗新王朝的统治，也不要求他们天天伸长脖子朝着新政权吐唾沫，只要求他们不能再进入新王朝的各级机构里担任正式官员。因为他们都已在旧朝受过“恩典”，所以终身不能背叛这一恩典。遗民身份并不妨碍具有这种身份的人在新王朝统治下当一名普通老百姓。而且这种身份及身而止，不遗传给后辈。
关于文天祥的“遗民”立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人的人生选择中交叉印证。
其一，文天祥的幼弟文璋。本书前文曾提及，文天祥曾鼓励文璋弃元官归隐，所谓“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隐……使千载之下，以是称吾三人”。
其二，文天祥的嗣子文陞。文天祥的两个儿子或殒命或下落不明后，文璋将次子文陞过继给哥哥以继香火。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时，文陞出仕，官至集贤院直学士，去世后还被仁宗追封为蜀郡侯。文陞之出仕，可证遗民不世袭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