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风雅——理工学人的诗与世 | 谢泳专栏

谢泳专栏 ✪ 安贫知命室闲话

章诗依《理工学人的诗与世》（上海书店，2017年1月）在各大报刊零星刊出时，我就非常留意，当时感觉这个作者真是聪明，哪里来得灵感让他选择了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把中国现代史上能做旧诗的"理工学人"，一个个钩沉出来，让读者看到他们专业的另一面，作者寻找到了二十多位知识背景大致相同，同时在旧诗写作上显示了相当造诣的"理工学人"并对他们的旧诗写作历程做了大致的描述，这个学术工作确有开创性，职业的学院研究者没有从整体上观察到这一文学史现象，不能不是一种遗憾。本书作者虽是业余研究，而且选择了用掌故的笔调来完成这项工作，有史有识，可判断为是一册不会过时的好书。

任何研究工作，选择独特的视角都非常重要，现在我们看到的虽是一册掌故性的书，但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作者的开创之功不能忽视，也绝对绕不开，因为这个选题的初始基础和大体轮廓是作者首创的。选题依赖灵感，当作者捕捉到灵感时，他可能会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做成专题的研究，类似于博士论文那样的著作；一是像现在这样用掌故笔调完成一本有可读性的书。本书作者无意选择前者，可能与训练有关，但也与兴趣有关，与作者对学术的判断有关。不是所有的高头讲章都具学术价值，也不是所有的短篇小制就没有学术意义，这本书的学术意义是毫无疑问的。在本书基础上同样可以再完成一本专题的学术著作，这是我期待作者今后应当努力的方向，不然如此好的题目不再开掘下去，实在是可惜。

我们可以把这些旧诗作者的年龄和他们早年的教育背景作一个整体观察，可以判断出这批学人大体上是中国传统的最后一批受惠者，他们处在中西知识融汇时期，在西方知识的强势面前，他们保持了内心的自信，没有丢弃传统。这个知识群体应当引起研究者关注，在他们以后，中国的传统大概就真正中断了，作为特例可能以后还会有非文科背景的"理工学人"出现，但作为整体却不可能再现了，不要说理科学人，就是文科学人，今天多数也不会做旧诗了，这个历史现象中包含了许多值得人们深思的东西，中国传统知识的训练在事实上并没有阻碍西方知识的传播，他们是如此完美地结合在这一批"理工学人"身上，这让我们对中国传统的融合能力重新抱有足够的自信。

"理工"和做诗在知识训练上一般是背离的，但何以中国传统中却能有这样的美妙融合？表面对立的知识如何在事实上统一到了整体的知识阶层？这些都需要我们再发现再认识。

分科是西方知识的主要特征，中国传统知识中，分科没有那么细密。西方知识成为现代知识主体后，中国传统知识面临的挑战异常严峻，现代知识的传播和接受体系基本都是西式的，分科的优势自不待言，但并非所有的分科都天然合理。中国传统中有诗教习惯，它在事实上并不单纯是文学教育，而是人文教育，在这个传统中成长的中国旧知识分子，做旧诗是他们成长的一个自然环节，不简单是知识的获得，更是修养的养成。在修养的意义上做旧诗，构成了他们人生的整体，是他们情感自然的表达方式，也是他们与世界的对话方式。这些"理工学人"在专业理工知识上多是顶级专家，但在修养上他们又得中国传统教育的精华，这个群体的形成可能从另一面证明中国传统的伟大。

本书所写"理工学人"的下限大体可以切在1920年左右，也就是说这个年限以后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群体来观察，他们在知识系统上已与传统文史修养渐行渐远了，而且愈往后愈与传统显示出断裂，这个历史教训相当深刻，重归伟大传统的路在何方？本书呈现给我们的是历史现象，同时也有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