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阿克巴大帝推行宗教宽容政策、创建神圣宗教，实际上是多重时空因素综合的结果。过去的研究表明，阿克巴大帝本身的性格特征以及道德哲学观念是莫卧儿帝国宗教政策发生变化的关键因素。
但是，近来有一批学者对过去的研究持否定态度，他们对阿克巴大帝的行为重新进行阐述，认为阿克巴本人既心胸开阔，政治手腕又高超。
总体上而言，对阿克巴及其行为的分析主要从两条主线展开，第一个是阿克巴的宰相艾布·法齐尔书写在其《阿克巴治则》与《阿克巴本纪》两部巨著当中的观点；第二个是阿卜杜·卡德尔·贝达伊尼的观点，他在阿克巴时期便一直在批评阿克巴的政策，而“神圣宗教”的概念更是被猛烈批驳。本文旨在探讨阿克巴大帝推行宗教宽容政策的因素。
问题的提出
除了阿克巴本人的思想与行动（比如建立大礼拜堂、推行言论自由、推广世界大同的哲学理念，以及用圣历重新确认登基时间等）之外，研究阿克巴个人的宗教信仰以及推行宗教改革政策的动机，从而分析阿克巴时期莫卧儿帝国宗教宽容和宗教上的变化，看起来是十分必要的。
面对这种巨大的变化，需要以更为深入和综合的观点来看待问题。从一个方面来看，阿克巴宽容、人道，没有宗教偏见，这决定了他不依靠刀剑以及暴力，而是依靠平等、博爱以及心灵相通的理念来进行统治；然而，在一些评价当中，阿克巴的创新与改革精神却被当作政治游戏。所以，科学地深入探讨阿克巴的个性，就显得十分必要。我们能够从中获得他推行宗教改革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阿克巴大帝
由此，阿克巴推行宗教改革和宗教宽容政策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他不但没有宗教偏见，而且还试图整合整个印度社会的神圣宗教。这份研究主要集中探讨这两项国策的核心精神，真实呈现、科学分析阿克巴的宗教宽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澄清学界对阿克巴时期的怀疑与误解，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相关政策。
同时，阿克巴的统治也让我们看到，不同宗教之间的和谐、统一是可以实现的。除此之外，从哲学的高度反思这种宽容和统一政策，回顾阿克巴这个时期所提供的典范，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宝贵的经验教训，并将其推广到伊斯兰世界中，在一定程度上为缓和教派纷争提供借鉴意义。这一点应该得到重视，因为就这一议题，如今的学术成果寥寥无几，所以，用严谨的科学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从以往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发现，阿克巴本人的性格是实施这种宽容政策的首要因素。因此，深入了解和剖析阿克巴的人生经历，可以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很大的助益。
从这个层面上讲，阿克巴大帝一方面身处印度这样一个宗教信仰多元、组织结构松散的社会环境中，另一方面，他又与不同宗教信仰的外来学者进行密切的互动，尤其是伊朗什叶派的学者。
同时，他本人在信仰生活上的转变、塑造阿克巴性格特质的具体环境、他锐意改革的思想以及亲自主持神殿中的讨论会议等，也要用严谨的学科方法进行探讨。这样，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断出这位名垂青史的皇帝采取这个行动的真实原因。
因此，为了解释清楚这个议题，我们要探讨下列几个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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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巴大帝实施这种宽容政策的动机是什么？追求权力、公共利益、自由、弘扬正义还是其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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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宗教上的转变，尤其是阿克巴大帝的宗教宽容政策和神圣宗教的创立，是由印度的自然与社会条件决定还是其他理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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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阿克巴大帝本人之外，还有哪些人在宗教宽容政策以及创立神圣宗教上产生过实际影响力，他们的影响力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历史镜鉴中的莫卧儿大帝阿克巴
艾布·法塔赫·贾拉鲁丁·穆罕默德·阿克巴（公历1542-1605，伊斯兰历949-1014）是印度帖木儿王朝（驸马王朝或大莫卧儿）的第三位统治者，也是穆斯林统治下的印度最伟大的皇帝，他作为莫卧儿王朝的统治者长达50年之久。他的父亲是胡马雍，母亲是一位叫做哈米黛·贝昆的伊朗妇女，据哈菲·汗·尼扎姆·穆尔基所说，她被谢赫·艾哈迈德·贾姆收养了。
阿克巴大帝在童年时期即命运多舛，胡马雍流亡萨法维王朝，并在塔赫玛斯普国王的帮助下重新夺取印度王位，然而不久胡马雍就去世了。伊斯兰历963年，那时阿克巴还是一个青少年，父皇命令他在阿塔·贝格·拜拉姆汗的陪同下，前往讨伐阿富汗伊斯坎达尔·汗。
行军至中途之时，胡马雍的死讯传到了拜拉姆汗那里，他在将军们的一致同意下，把阿克巴扶上了王座。后来，阿克巴把自己登基的日子（伊斯兰历963年3月27日）定为天命历（taareekh-i-elahee）之开端；阿克巴出于安全考虑，把其父亲在位时的宰相拜拉姆汗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代理全印度的军政要务。
而拜拉姆汗本身也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全才，他是一个什叶派信徒。尽管阿克巴继承的是一个混乱无序的政府，拜拉姆汗的事业依旧是十分成功的，至少他扫清了阿克巴登基为帝的障碍，让阿克巴坐稳王位。伊斯兰历968年，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了，拜拉姆汗由于遭受一些宫廷大臣的诽谤，而且大帝又年幼无知，政敌们便派遣一个叫做穆巴拉克汗的阿富汗人将他杀害了。
阿克巴的拉其普特妻子Jodhaa
拜拉姆汗之后，阿克巴大帝亲政，并把自己的统治范围在7年之内扩展到整个印度次大陆。他在自己大约半个世纪的统治时间里，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现自己的宏大目标，即在印度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政权。
他有管理事务的效率、才能以及创造力，同时他具备观念开放、思维睿智以及人文关怀等优良品质。正因为他具备这样一些良好的品质，他能够考虑到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民的普遍需求，能够公平对待每一个不同等级的人，让民众享有生存与自由的权利。
由于处于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之下，后世普遍认为阿克巴时代是印度历史上最重要且最辉煌的时代之一。阿克巴大帝在创建普遍宽容的氛围的过程中，最终建立起神圣宗教，并在印度的社会结构当中深深地改变了人民的生活。这也构成了阿克巴的一生当中最伟大的功绩。
实施这项举措既要勇气，也需要开拓创新的精神，而其首要目的，是要拉近印度国内各族人民的心，并且根除莫卧儿帝国内部巨大的政治立场与宗教观念的分歧。通过探讨与各个群体密切相关的话题，调解不同宗教与宗派的分歧，遵守普遍宗教宽容法令（sulh-i-kul），避免派别分歧。
莫卧儿王朝在宫廷大臣与学者的引导之下推进相关方面的措施，著名的学者和官员有谢赫·穆巴拉克·塔古里以及他的两个儿子艾布·法齐尔与艾布·法伊兹，还有毛拉·阿赫黙德·塔塔维等。
拉合尔
我们根据历史评价可以推断出，阿克巴推行宗教宽容政策最主要的因素是他本人的性格；他长期执政，在任内战无不胜，因此他能够十分顺利地将自己的意志贯彻落实。再加上他有普世主义情怀，向往自由、主持正义、宽容大度，所以一系列改造社会的政策和宗教改革的举措得以持续。
当然，一部分研究者透过历史记述，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审视历史记述的内容并加以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认为阿克巴不仅仅是一个宗教改革者，而且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
很多学者通过研究分析阿克巴本人的生活经历以及个性特征，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基于此发表了关于阿克巴宗教政策的许多富有创见的观点。当然，所有这些观点都可以追溯到两个源头：第一个来自于艾布·法齐尔。他在自己所写的两部著作《阿克巴治则》与《阿克巴本纪》中，都给予了阿克巴积极正面的评价。
另外一种观点来自阿卜杜·卡迪尔·贝达乌尼（莫卧儿帝国历史学家，翻译过《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他极力反对阿克巴的神圣宗教。同样，学者Elliot在贝达乌尼《历史选集》（montekhab-i-tawaareekh）中节选了一部分来说明阿克巴在政治、社会以及宗教方面的政策措施。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看到，一方面，阿克巴包容的宗教政策以及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举措，表明了他有自己成体系的宗教改革思想，因而这是他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另一方面，他的政策符合当时印度的需要，也使印度社会发生了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也反过来影响了阿克巴的方针政策。结果，他有的时候就会急躁冒进地采取一些他本身不太喜欢，甚至是与他的初衷相违背的政策。
阿克巴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的宗教政策，让许多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在解释阿克巴本人的性格以及神圣宗教的性质时有了很大的出入。因此，本文要对阿克巴的普遍宗教宽容政策的形成分六个方面进行讨论，在不同的视角下，把所有相关的数据放在一个标准下进行综合分析。
对神圣宗教（认主独一圣教）形成的分类阐述：
1.阿克巴性格的形成
2.阿克巴与当时的印度社会
3.阿克巴精神观念上的转变，以及他推动改革的动机和思想
4.建立礼拜堂（智慧之家）、设立神学总监
5.政治动机
6.神圣宗教的教义
1.阿克巴大帝的性格特征
几个重要的原因塑造了阿克巴的个性特征。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是与其父亲胡马雍在戎马倥偬中度过的。正因为他饱尝世态的炎凉，他具备了宽容的精神。
他的父亲有蒙古血统，他的母亲是伊朗人，他信仰宣扬两世吉庆的伊斯兰教，所以他能够对不同的民族与宗教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虽然阿克巴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但是他清楚地明白，“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态度，包含了让整个社会满意、推动社会进步的意思。所以他努力去改善全印度不同民族与宗教的状况，让他们幸福快乐。
阿克巴在受到宗教信仰虔诚、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母亲影响的同时，十分关注伊斯兰苏非的哲学理念。他在充满传统宗教保守主义者的环境中长大成人，本人在20岁之前一直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穆斯林，而且受缚于繁琐的宗教仪式。
在这一点上，他的监护人、信仰什叶派的拜拉姆汗对他的影响尤为巨大。看来，由于阿克巴接触了形形色色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他更加渴望了解到更多有关信仰、社会形态和政治局势的经验。
按照Elliot的说法，阿克巴晚上的时候总是思考关于真主和通向真主之路的问题。他极力反对逊尼派礼法学家的偏执观念，并为获得什叶派、印度教以及其他信仰的认可而努力。
阿克巴统治的50年里，伊斯兰政权在南亚次大陆巩固了下来，同时政府的组织形式也得到了改善。阿克巴建立了体系化的制度，营造了一个和平与大一统的氛围（尤其是政府管理更加有序、司法体系稳固建立、财政制度渐成体系），这一情况持续了两个半世纪。
2.阿克巴与印度社会
印度社会的大部分是印度教徒，迷信的思想深深扎根于他们的心中，而且实际上这也是当时社会的精神面貌。阿克巴的前任们是逊尼派信徒，同时他们的信仰中也夹杂着在中亚流行的原始宗教的成分；礼法学家们常常干涉政治、介入到政府事务当中，但是他们却从来不允许与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相违背的原则存在。
为此，阿克巴感觉到有必要推进宗教改革。这种印度教的迷信思想体现在其繁文缛节当中，让人难以接受，同时也惨无人道。比如，让寡妇陪死去的丈夫火葬的“萨蒂”陋习、不允许寡妇再婚，而童养媳、审讯与折磨妇女等陋习在社会中十分普遍。
上述事情只是整个印度社会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穆斯林统治者对印度教徒征收重税，比如吉兹亚税、朝拜税，而且，印度教徒不被允许在政府中担任公职、宗教信仰管制严厉。更有甚者，不但印度教徒，即使是穆斯林也没有自由辩论信仰的权利。印度教徒和本土穆斯林的生活状况不容乐观，所以阿克巴认为，有必要在印度掀起一场改革社会与宗教的运动。
3.阿克巴推进宗教改革的动机和思想
“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阿克巴就是印度民族主义之父。在一个民族观念缺位、门户之见割裂社会的时代里，阿克巴敏锐地洞察到了时代的需求，认为印度需要建立起普遍的民族认同，超越相互指摘的教派分歧。”
夯实印度的民族统一观念，防止印度社会的分裂，是阿克巴伟大的功绩。毫无疑问，阿克巴本人的宗教观是十分宽容的，他对伊斯兰的信仰与其前任们都不一样，而且他一直以来都努力通过理性来论证宗教，从而让它更易于为人所接受。
这样，对阿克巴的两种见解就发生了冲突。一部分人认为阿克巴是一个穆斯林，另一部分人则指出，严格意义上，阿克巴已经不再信仰伊斯兰教了。一部分观点指出，阿克巴受到了法伊兹家族的影响，对宗教信仰持比较宽松的态度。法伊兹家族就是指谢赫·穆巴拉克与他的两个儿子艾布·法齐尔以及诗人兼学者法伊兹，他们从伊朗来到印度宫廷。
阿克巴所建造的胜利门
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伊朗的诗人、哲学家以及学者为了躲避萨法维王朝的宗教迫害政策而前往阿克巴的宫廷避难，但是，阿克巴本人对文学、历史书写有着持续不断的爱好，他坚持不懈地鼓励这些技艺的发展与提高，这同样吸引了这些学者们的关注。
明显的例子是，大多数来到阿克巴宫廷避难的学者、诗人和历史学家，都是思想上十分宽容的，他们观点新颖且反传统，而这位庇护他们的莫卧儿皇帝也深受他们思想的影响。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阿克巴只是消极被动地接受了他们的影响，也没有仅仅只是作用在个人层面上；毫无疑问，他自己就是新思想的主人。尽管他缺乏正规的教育，但是他始终具备探索求知、热爱知识的精神。
除此之外，在诗人法伊兹和艾布·法齐尔加入阿克巴大帝的宫廷之前，阿克巴就已经迈出改革的步伐了。比如，他豁免了印度教朝圣者的人头税以及额外的财政负担。
来自四面八方的学者创新的精神、正义的理念以及宽容的原则塑造了阿克巴的心态，在此之后，伊斯兰哲学家谢赫·艾哈迈德·希尔信迪谴责阿克巴的这种精神是标新立异，且无益于伊斯兰世界。
非穆斯林人头税的撤销，让大批的拉其普特人加入到阿克巴的阵营当中。同时，阿克巴与拉其普特贵族以联姻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并对印度教徒委以重任，虽然这让部分保守的穆斯林感到不满，但是却大大加快了莫卧儿帝国统一与发展的步伐。
4.建立礼拜堂、神学总监
阿克巴大帝推广宽容精神、传播理性主义的最重要且行之有效的措施就是建立礼拜堂或曰智慧之家。
他于伊斯兰历983年（1575年）在自己的首都法塔赫普尔·西克里建造了一座特别的建筑来作为礼拜堂。他最初邀请逊尼派法学家到这里来布道，后来渐渐地把印度所有宗教、教派、宗派的学者都聚集起来。每周五晚上主麻礼结束了之后，就会在礼拜堂当中搭建起小房间来，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们在其中展开激烈辩论。
阿克巴本人常常巡视这些房间，有时也会参与到辩论之中。在这种安排之下，各个宗教的代表和礼法研究者们齐聚一堂、自由争论宗教信条，这实际上展现了阿克巴治下印度的宗教宽容和理性生活。然而，与此同时，欧洲大陆的宗教偏见却十分猖獗，甚至出发了惨无人道的战争、杀戮与火刑。
在这之后不久，阿克巴大帝设计了一项新的安排。实际上，根据阿克巴本人的记述，很明显，伊斯兰纪元987年7月，按礼法学家的请求，政府要对国家的成文法典（手写的文件）进行修改与调整。
新法授予阿克巴无上的权威：阿克巴对于具体的法律问题具有最终裁决权，在无数的法律建议当中，只要他本人认可，那么该建议就是这个问题的权威解释。因此，除了拥有皇帝的权威之外，阿克巴还同时掌握国家的最高立法权，就像是首席大法官，而他的地位也相当于伊斯兰政治哲学当中的所谓“正义伊玛目”，任何人都不能够违背阿克巴本人的意志。
同年，清真寺宣礼的新内容也出现了。根据一部分法学家的声明，只要有利于阿克巴本人进行统治的需要，那么任何一种关于古兰经法律条文的解释都是合法的；然而，还是有一部分法学家对这种观点表达了异议，这给阿克巴的改革带来了不少阻力。
阿克巴前往旁遮普的阿杰梅尔朝圣，感谢王子萨利姆的降生
阿克巴建立了一个礼拜堂，他因此能够发布法律裁决，在公共场合宣扬自己宗教宽容的精神与哲学理念，鼓励思想自由。他把这个举措称为“普遍宗教宽容”政策。但是，至于阿克巴为什么要建立一个礼拜堂，目前学界依旧众说纷纭。
一部分学者尝试从阿克巴的个人性格以及内在想法去探求他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的动机：在宽容的政策背景下，从果阿来的基督教传教士受到阿克巴宫廷的热烈欢迎，他们也很有可能在阿克巴的许可下参与到了礼拜堂的宗教信仰大辩论当中。
所以，我们可以说，阿克巴希望获得一种类似西方天主教教宗所具有的地位。这些研究者相信，谢赫·穆巴拉克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在鼓励阿克巴实施宗教宽容政策上起到了主要作用。
另一部分学者则提出了与前述观点相对立的见解。他们认为，阿克巴的所有举措都是为了打击伊斯兰法学家以及逊尼派穆斯林的权力，从而扩大自身在印度本土穆斯林当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当然，阿克巴的最终目的在于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
5.政治动机
我们不能只用单一的视角去关注社会政治改革以及宗教宽容政策这些复杂的历史问题，同时也要认识到，任何政策的目的都不仅仅只有一个；相反，除了性格特征、政治目的、权力欲等物质因素外，我们还应该考虑更多不同的重要因素。
分析阿克巴大帝的时候同样也应该如此。他天才的治国手腕、深邃的思想和为了巩固帝国的统治而不断追求权力的热情，仅仅只是构成了阿克巴推行宗教改革政策动机的一部分。因为，尽管他认为强有力的领导是十分有必要的，但是他更倾向于用精神与观念统治臣民，而不是使用刀剑。
萨法维王朝的国王们也与阿克巴的情况类似，伊朗的臣民把他们当作苏非教团的完美导师以及宗教领袖来看待，而国王们利用他们的这种身份颁布了诸多法令改造伊朗社会。
同时期的奥斯曼帝国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国家制度宗教色彩浓厚，她统治的领域，大部分属于伊斯兰世界，还有一小部分位于欧洲，基督教徒占多数。奥斯曼与萨法维的治理模式能够给当时的阿克巴提供现成的经验。
另一方面，伊斯兰礼法学家们为了维护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坚决反对阿克巴扩大王权的行为。所以，阿克巴尽可能在既有的伊斯兰法律体系之外建立起统治根基，诉诸其他手段以证明统治的合法性。
当然，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以逊尼派法学家为主的法律编纂者们并不是因为阿克巴的强迫而不得不接受他的宗教改革政策，相反，他们为了遏制伊朗什叶派在南亚的影响力，积极配合阿克巴的宗教政策。
在这之后，我们也看到，不少逊尼派法学家和精神领袖反对阿克巴大帝标新立异的举措，但是他们往往落得被流放甚至被秘密处决的下场。尽管如此，阿克巴的宗教政策还是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叛乱。
叛乱者宣布阿克巴为异教徒，甚至认为他是无神论者、什叶派追随者和印度教信徒。起初，阿克巴对这些批评嗤之以鼻，声称自己坚决拥护伊斯兰信仰、坚定不移地实施伊斯兰法，也许他还疏远了与他持不同意见的法学家，其中包括谢赫·阿卜杜尔·纳比以及毛拉·阿卜杜拉·苏丹尼普。
阿克巴陵
阿克巴最终成功地镇压了叛乱，并改变了统治精英的等级制度，让国家的发展与时俱进。
虽然据说阿克巴想借用宗教文化、政治宣传以及信仰宽容等条件，以笼络拉其普特人，让他们成为帝国的生力军，排挤其他的利益集团，但是至少他能够颁布各式各样的法令，将其宗教宽容、信仰自由的思想付诸实施，创造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把印度教徒、祆教徒、基督教徒以及其他宗教的信徒都凝聚在他的周围。
而且，宗教学者往往认为异己者缺乏宗教信仰的基本知识，有时甚至宣称对方是异教徒。他们之间的相互攻讦带来了一个思想领域的真空，这就给阿克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建立起绝对权力创造了条件。
6.神圣宗教的基本教义
镇压了大规模的叛乱、巩固新生帝国的统治之后，阿克巴分两步实施他的政策，他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广他的启蒙思想，达到宣传普遍宗教宽容思想的目的。
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致力于处理各种各样的宗教事务，积累整合异见的经验、做过宗教和解的测试、总结了无数次经验教训，虽然在宗教事务上，他并没有展现出类似的明显举措，但是他的政策不但扩大了他自身的权力以及影响力，而且照顾到了印度各族人民的利益、维护了公共正义。
尽管阿克巴生性平和、心宽体胖，本人还是苏非派的忠实信徒，但是看看印度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宗教多元性，就可以想见，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民族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而阿克巴本人也把毕生的精力耗费在这件事上面。
由此看来，阿克巴确实在做着一件自己一生当中最为重大的事情之一，他要创造一套新的礼法规范，即著名的“神圣宗教”。该宗教的内容与阿克巴其他方面的构想，如建立礼拜堂、宣布言论与信仰自由、传播普遍宗教宽容的思想等等，都是一致的。
他为了完成其宏伟蓝图的各个部分，首先开始改变历法。这个想法似乎在多年前就已经产生，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神圣宗教，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才遇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并把自己即位的那一年定为“圣历元年”。
一个叫做埃米尔·法塔赫·安拉·设拉子的伊朗学者辅助阿克巴完成了这项任务。艾布·法齐尔·阿拉米详细地讲述了这件事，企图为阿克巴的政策提供辩护，因为阿克巴十分顾虑人们会认为他企图让国家治理、社会以及政府的事务完全独立于伊斯兰礼法。不过，由于担心有可能会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因此在他能够稳坐首席大法官之职之前，他并没有完成这项工作。
学界就神圣宗教的成立时间还存在疑惑，不过现有证据表明：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新礼法体系，而且神圣宗教在开始的数年时间里都是通过半官方的形式传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