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红：回家过年，让自己不再是那个疲惫的异乡人

文 / 闫红

（一）

二十年前，我刚从学校出来时，有两年找不到工作。

当时就业渠道很单一，除了比较优秀的人自有出路，在我们那小城，到父母单位找个落脚点，成为很多人选择。虽然“接班”这个概念已经被废除，但解决职工子弟工作，似乎还是各单位的一项义务。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是先混进父母单位，占个位置，只要关系过硬，慢慢等，总能等到入编转正的机会。

重要的就是“关系过硬”四个字，够得上的自然顺风顺水，够不上的，主管领导就会嗯嗯啊啊的，毕竟这种事儿不成文，办不办在他们两可之间。

有人高瞻远瞩地看到这一点，即使不为自身发展，为子女铺路，也要和领导搞好关系。我见过最“成功”的一个人，将孩子全部送进政府机关——当时做公务员还不用考。

那时候我爸才知道，他过去把所有可以犯的错都犯了。

我爸性格耿直，并且以此自矜，阴差阳错的，也当上一个小部门领导。有次他陪大领导出差，差旅费由他所在的部门出，领导秘书暗示他住得好一点，我爸显示出了朴素的农民本色，说：“好赖不过一宿，睡哪儿不是睡。”结果他选的廉价招待所安保极差，半夜里进了贼，把领导放在床边的一条裤子给偷走了，领导只得另外拿一条裤子来穿，一路上脸色都不怎么好。

我爸当时一笑了之，等到我要找工作了，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且不说临时抱佛脚已经来不及，我爸性格原本也没有那样一个弹性。他叹口气，说，老在家里呆着也不行啊，要么，你在到我那儿干点杂活吧。

于是我就去了我爸单位，跑个腿外加捆扎杂志，月薪240元。我爸对我说，如果有人问你在这里干嘛，你就说临时帮个忙。

有一次，我爸的一个朋友晃到我们办公室来。他果然问了，我也按照我爸交代的口径答了，那叔叔一向说话没正形，又把我当孩子，便怪笑一声道：“帮忙——不添乱就不错了。”说完扬长而去，我倒也不觉得怎么受伤，因为他说的是实情。

我只是觉得很有压力。我多次写到过那段日子，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担心自己永远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就此坠入社会最底层——我上小学时经常路过一条街道，路边是低矮黑暗的庵棚，住在里面的人脸和衣服都脏兮兮的，漠然地看着过往行人，那种惨伤，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习惯于过早预警，任何事都会朝最坏处想，我是很久之后才意识到，迫不及待地为未知担忧，是我各种内耗里最无谓的一种。

（二）

就在那期间，我发表在某报的一篇文章获了全省副刊作品一等奖，以此为契机，和省城一位女编辑成了朋友，有天我去看她，得知有一份即将创办的报纸正在招人，号称年薪三万。我过去在《随笔》《散文》《萌芽》等杂志上都发表过不少作品，年少无畏，就跑去报名。之后的面试我表现得也还不错，顺利入选。1998年10月15日，我离开家乡，前往省城。

离去前我和我爸都觉得扬眉吐气，我们不用再去求任何领导了。来到省城，我才发现未免高兴得太早，女友即将去北京和未婚夫团聚，在这个城市，我举目无亲。在报社附近的巷子里租了个房子，二三十平方，楼道里没有灯，结构又很怪异，门口一丝光也透不进来，白天就不说了，晚上真能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要打着手电筒找钥匙开门。

有天晚上，有人砰砰砰地敲门，我问是谁，回答说是警察。我打开房门，还真是两三个穿警服的人，他们跟我要暂住证，我说我不知道要办这个。他们问我做什么的，我说是报社记者。

也许是我脸上的诚实，和我摆得满满当当的那俩藤制书架让他们相信了我——有个年轻警察一进屋就在打量那个书架。他们神情和缓下来，说，想不到这里还住着一个“大记者”，提醒我注意安全，有时间就去办个暂住证，就客客气气地出了门。我关上房门，余悸未消。

更大的压力，来自工作。我过去写的都是散文，新报纸没副刊，我要去做社会新闻记者。干过这行的想必了解，这个职位，考验的是综合实力。而我在这之前，连消息和通讯都分不清。

我买了一辆自行车，骑着去土地局采访，寒风在耳边呼呼地吹，耳朵和手指都刀割般的疼。我出来时没想起来戴围巾和手套，让我慌慌张张的原因是，我不大有信心在这个上午，赶到土地局。

我一向路盲，在这个城市里更是两眼一抹黑，楼群成片地在我眼前闪过，那些道路的走向，跟地图上显示的，怎么老不一样？

好容易找到土地局，宣传干部拿来大摞材料，我找不到能让人感兴趣的内容，勉为其难地写了两个三四百字的消息，然后并不意外地被总编室告知，它们在第一个环节就被毙掉。

考核标准下来的第一个月，我的工分倒数第一，第二个月报社有了新动作，要将记者赶到下面的城市去，我被指定去往一个北方城市。

我来到当地的宣传部和报社，一无所获。有个好心的老记者拿出他刚发在本地报纸上的稿子，说，你就把这个改写一下吧，帮我带个名字就行了。我乖乖地在报社办公室改写那稿子，越改越觉得不对，他写的是一个带领群众致富的女人，但我怎么看，这个人都像是一个男人。要来原始材料一翻，还真是个男人，估计这位老记者也想当然了。修订那个错误，算是我对那篇稿件的最大贡献。

当然我也有一次成功的采访，有天在大街上闲逛时路过一家服装店，人头攒动，进去一看，原来在这里买衣服能获得积分并成为会员，若你能发展别的会员，他们的消费以及以后带入的下线，都能成为你的业绩，让你不断升级，获得巨大回报。

乱糟糟的人群中，一个中年人在慷慨激昂地说着什么。这也太像传销了，我来到工商局，反映此事，工作人员说，这家店面确实有传销之嫌，但它有店面有产品，就当时的标准而言，没法按照传销查封，他们也很为难。

我写了一篇稿子，叙述我之所见与各方反馈，没有做结论，留下一个疑问式的结尾。这稿子后来上了头版头条，并被《中国青年报》《羊城晚报》等报纸转载，但是，那个月，我还是没有完成任务。

（三）

我觉得我有点混不下去了，领导又老是强调末位淘汰。我要不要就这么等着被淘汰？还是识趣地主动离开？我走在街上，寒风萧瑟，旁边的饭店、服装店窗户上贴着招人的告示，底薪都只有四五百，交了房租就剩不下多少了，养活自己都困难。

我开始想家，想念我以前住的小屋，给朋友打电话，失声痛哭，说我想回去了，我在这里待不下去了。朋友劝我再忍耐一下，说，很快就过年了。你要是这么回去了，这个年你和你家里人只怕都过不好。

我于是就等过年。但那是纸媒的黄金时代，所有的报纸都卯着劲儿，过年也不停报，领导说，没成家的新人没准要在报社过年。我听了简直要崩溃，回家于我。就像是找到一棵树，让疲惫之极的我，能够在旁边躺下来。

还好，腊月二十九，我们被告知，可以放假了。同时，办公室不断地通知来领东西，瓜子糖果白酒等等，我用自行车岌岌可危地运回出租房时，终于感到了一丝年味儿。

我们还发了一千两百块钱，不算多，但这是我第一次拿到年终奖，还是有点意外之喜的。加上这两三个月我忙于苦闷，没有心思花钱，工资也攒下不少，当时银行卡还不流行，我带着“厚厚”一摞现金踏上回家的火车。

上了火车我的心情好了很多。虽然车上拥挤不堪，大多是返乡民工，大包小包填满了肉身之外的空隙，但几乎每个人脸上，都有着一望而知的充实与兴奋，我很难不被感染。挫败感消散不少，我恍然觉得自己也在脚踏实地地建造自己的人生。

到家我妈欢天喜地地迎上来，揉着我的脸——我在苦闷中一股脑地把自己给吃胖了。我爸跟我谈单位那些事儿，我发现我不自觉地，滤去了不快乐地那部分，重点跟他说我被肯定认可的时刻。我的口气沉稳、客观，仿佛已经变成了一个很专业的记者。

过年期间，家中人来客往，亲戚朋友都喊我“大记者”，又恭维我爸妈会培养。那个不好好说话的叔叔，也度着闲步来到我家，跟我询问报社的情况，又说他在省城新闻界也有几个老友。他说出那些名字，我一个都不认识，但这种对话并非没有价值，它让我感到，我作为一个独立奋斗的年轻人，正在获得应有的尊重。

我还在小区门口碰到了我爸单位的领导，就是以前一直“嗯嗯啊啊”的那位，他亲切地笑着，说，我们的人才流失了啊，不过省城天地更大，好好干，前途无量！

这或许就是返乡过年的意义，对于我们这些谋生于他乡的人来说，回乡过年，不只是与亲人团聚，还是一种修复。说是虚荣也罢，反正，即便精疲力竭，带着也许并不算很多的收获，你回归故里，异乡生涯里的苦涩，会被你忍不住地加上了滤镜，你在家乡积蓄力量，满血复活，准备下一次的出发。

春节还没过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去好好工作，哪怕是硬着头皮，咬着牙，应对那棘手的一切。

回去之后，我被告知，报社准备开辟副刊版面，我不用再去跑新闻了。我如释重负，到新部门报到。在更适合我的工作上，我年轻人的心气与热情被激活，做的副刊版面得到肯定，我终于感到，自己不再是那个漂流在陌生街道上的异乡人。

很多年过去了，从最初的惶恐到逐渐笃定，但每到过年，在一片急景凋年的气氛中，当年的感觉依旧真切。我还是着急回家，着急地在物也非人也非的背景下，感受当初那个刚刚上路的自己。那次的峰回路转，一直给我后来的人生缓缓地注入勇气，让我知道奋斗的价值，也让我知道回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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