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需要胡适和鲁迅

众所周知，鲁迅是喜欢批评人的，同时代的许多大咖都被他批评过，有人嫌他心眼小，雅量不够，亲兄弟都能闹翻脸。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鲁迅一直活在我们心间，因为他除了批评人，更多是在批判人性。

在他的第一部小说《狂人日记》里，他就把封建礼教批判为“吃人”，把信仰封建礼教的乡绅批判为“吃人的人”。 这部小说写于1918年，那时候拖着辫子的男人还不少，裹着小脚的女人更多。

还有那篇上了中学课本的《孔乙己》，没落文人孔乙己的迂腐着实可笑，但酒馆里其他客人的调笑，更显无情。 那真是一个五十步笑百步的年代，大家都是勉强吃饱饭，这时候来一个饿肚子的，就尽情挖苦。 由此还生出一个词“看客心理”，直到如今仍普遍存在。

鲁迅最辛辣的批判，当属他最著名的小说《阿Q正传》，通过阿Q的眼睛，描画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式乡村，愚昧、势利、等级森严。 村里有两大权威人物，一个是赵太爷，儿子是秀才，惯于横行乡里，但他们代表着封建势力，没落已经不可避免。 最可怕的是另一个权威人物，钱太爷家的大少爷，假洋鬼子，留了几年洋，回乡后就成了新势力，几句洋文冒出来，让一村人目瞪口呆，崇拜都找不到门路。

对于这位假洋鬼子，鲁迅先生笔墨不多，批判却最狠，看看他的功绩吧。

辛亥革命的时候，他率先在村里闹革命，跑到尼姑庵里砸烂了龙牌。 欺负阿Q都敢欺负的尼姑，简直是最不要脸的革命手段。 可笑的是，革命过程中，他还顺道偷走了庵里的宣德炉。 瞧瞧，时时刻刻，这家伙都盯着钱。

封建礼教的确吃人，但那是两千年造就的时代局限性，苦学四书五经，信奉三从四德的那些人，只是沿袭了祖宗的东西不知变革，本质上不坏。

看客心理，的确是人的劣根性，但冷漠无情并非大奸大恶，用一句佛系的话： 活着不就图个乐吗。

最可怕的是假洋鬼子，一方面他们占据了道德制高点，高喊着代表先进文明，有好事肯定落不下。 另一方面他们又脱胎于封建礼教，有时候自吹自擂，有时候卑躬屈膝，那套看人下菜碟的本事，熟络得很。 假洋鬼子是最看不起底层人的，穷如阿Q，赵太爷偶尔还跟他聊几句，但碰到假洋鬼子，立马就举着“哭丧棒”打过来。

无论在小说中，还是现实中，假洋鬼子都很吃得开。 因此，鲁迅才重点批判，甚至不惜直接骂起了同行。 因为那些同行，多是留过洋的，回国后又变成新文化战士，引领时代潮流。 稍有不慎，他们就可能变成假洋鬼子。

看看他批评的那些文化大咖，陈西滢，留学英国，博士毕业； 林语堂，留学美国，英文比汉文好； 周作人，留学日本，娶了个日本媳妇，精通多国语言。

鲁迅本来与林语堂交好，但是当林语堂与周作人一起倡导幽默闲适的小品文时，鲁迅送来多次的批评。 那个时代，民智未开，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没到幽默的时候。 作为文化大咖，他们理应写点更有分量的东西。

鲁迅的担忧没有错，他去世之后的抗日战争中，假洋鬼子害人不浅，包括他的弟弟周作人。

有人说，学习外国文化有错吗？ 没错，错在以外国文化为表，行自私自利之实。 这伙人，声音喊得大，表情做的足，说起来一套一套，但真要请他们干事情，他们可能连一个小小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这是鲁迅另一位对头胡适的名言，鲁迅喜欢骂他，因为胡适洋墨水喝得多，博士帽拿得多，最受外国人青睐。

幸运的是，胡适并没有变成假洋鬼子，他跟鲁迅一道，合成了硬币的两面。

批判是第一步，批判完之后，对人性的改造，无不要放到一个个具体问题中，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改善不足，订立制度，教化人心。

胡适那时候列举的是人力车夫、女子解放、卖淫卖官。 这些问题，除了人力车夫换成滴滴快车之外，如今还都存在，怎么解决，真是费时费力。

比如滴滴去年出了恶性事件，网上一片骂声，激进者甚至喊出口号要把滴滴关停。 滴滴顺风车也确实全国范围内关停了，但这导致了许多人的不方便，尤其是一些大城市的加班族，下班后打不到车，只好又去找黑车。

滴滴问题不小，一刀切问题更大。

还有女子解放，公众号里很流行这种调调，你负责赚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一听就讨厌。 结婚后家不是两个人的吗，不是应该两个人一起承担责任吗。 上班、养孩子、做家务都是承担责任，但貌美如花不是。

只负责貌美如花的，是二奶和小三，正经女子不这样。

至于卖淫卖官的问题，出门看标语，正在一茬一茬的打击。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

写出上面几段话，爱喊口号的估计又要发起攻击： 你个坏蛋，竟然不反对滴滴，竟然反对貌美如花，打倒你，踩烂你。

道理讲起来很容易，但讲清楚真要静下来、虚心、不骂娘，这又看出了胡适的可贵。

作为新文化的主将，胡适娶的是老家的小脚女人，识字不多，爱看武侠，尤其爱打麻将。 胡适与她厮守到老，让许多受新文化熏陶的青年大跌眼镜。

胡适真能与老婆情投意合吗？ 当然不是。 但做人要负责任，学贯中西也不能例外。

作为批判封建的旗手，当末代皇帝溥仪在宫里无聊，听说胡适大名想找他聊聊时，胡适欣然前往。 这激起了许多人的批评，骂他是臣服于皇权。

胡适只是说： “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 他在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 ”

只有胡适，把溥仪当作“人”。

笔到这里，还没写一句香港。 因为我不是香港人，生活在内地，没去调查，就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