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50%,实实在在进入了一个城市化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未来怎么去思考?其实是摆在整个城乡规划中的一个题目。“十九大”之后,中国又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有一系列新的需求新的要求。
中国的城镇化,首先不可能脱离全球大势的进程。城镇化毫无疑问是全球大趋势,越来越多学者预测到2050年,世界城镇化水平将超过70%。中国的城镇化在里面起了举足轻重的贡献。1960年到2016年期间,世界城镇人口一共增加了30.1亿人,中国贡献了22.4%。
中国城镇化的道路其实有非常强的特殊性。它是一个广义的大国,也是一个人口大国。如果立足世界的坐标系统和大历史观来讲,拉美地区以数量为核心的过度城镇化道路、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都不一定是我们正确的选择。
城镇化的中国道路应立足于世界坐标系和大历史观,既避免走拉美地区过度(数量)城市化道路,也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工业文明时代背景下城市化进程的经验和教训,把握和应对全球城市化大趋势,遵循国际前沿共识,呼应生态文明、智能社会等时代变革需求,从追随者向开拓者转变,走出一条适应中国复杂多元国情民情和智能社会、生态文明等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要立足于国家整体发展目标、整体发展道路、整体发展理念,以东方哲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历史观和大势研判、复杂适应系统论、科学决策支撑系统和政策响应以及分步走策略为切入点,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主线,围绕我们的国情世情和民情。
比如说,在一个常年从事工程性工作的规划师面前,会不会意识到比技术更重要的恰恰是价值导向,比短期政策更重要的其实是大势预判。正视不确定性、多样性和协同性,最终走向复杂的适用性,而不是简单的机械性。底层数据的支持和顶层分析决策,如果能实现结合,会不会使我们科学决策系统以及政策的能力有所改善?这些都是放在我们面前非常现实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的城镇化如何结合?有了政治诉求以后,规划师应该从哪些方面深化,把它变成地域发展诉求、生活诉求,变成实实在在可落地的空间生产诉求。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我们需要世界级的城市和城市群,去参与国际建构,我们需要在这个地球上占有文化格局和地域特色的一席之地。我们还面对一系列不均衡不充分,要以城乡平衡以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支撑。
从大国来讲,我们是一个超大型非均衡国家,整个欧盟加一块跟我们差不多,我们人口是人家好几倍,我们又处在一个既有深厚人文底蕴农业文明,又有刚刚建立起来的工业文明,同时还有生态文明,三个文明叠加,老百姓的价值观主要还是农业文明,但是我们又有最前沿生态文明的优秀范例和样本。我们很长时间通过制度设计的模式,把二维结构优化。这些都是在中国目前的大国特殊性,也是面对挑战以及全球化发展,必然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