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知识可以分享，也只有知识可以裂变成财富。
本周四书分别为：《
再见大师
》《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禁书的审查与传播
》《
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
》《
论优美感和崇高感
》。
以前齐先生还能走动的时候，有一天因事去城南，经宣武门回来在街旁地摊上见一个卖齐白石假画的，齐先生认为这人既顶了他的生意，又损伤了他的声望，便严厉责问：“你为什么冒充我的名字在这儿卖假画骗人？”那人笑了一下，便郑重答道：“齐先生，你好不懂道理，不错，这都是些假画。你要明白，凡是大画家没有不被人造假的。造假的人越多，说明他的名气越大，无名之辈，谁也不造他的假画。所以我造你的假画，对于你没有损伤，只有帮助。再说，我这些假画卖得便宜。有钱的人，还是买你的真画，没钱的人，买我的假画，并不妨碍别的有钱的人买你的真画。你又何必生气呢？”这一番话，竟把齐先生说得闭口无言，停了一会儿，他从地上捡起一幅画，说：“我看看你画得怎么样。”看罢说：“还有点意思。这样吧，我收你做个徒弟行吗？”那人一听，趴下就给齐先生磕头。这样齐先生在大街上收了一个徒弟。可惜我（吕宜园）当时没有问老夏这个徒弟的姓名。
大概从此后，齐老对别人卖他的假画，不但不反对，反而高兴。有一次他对我说：“吕先生，你来买我的画，价钱虽不少要，但是我保证这些画都是真的。”我说：“我亲眼看着你画的，当然不会怀疑，但像琉璃厂里大书画店，大概有些假的。”齐老大笑：“我给你说实话吧，那里面一张真的也没有。”我听到这话，到底有点怀疑。有人说，真画他们可能有，不过他们轻易不往外摆，大凡往外摆的就靠不住了。我认为此话也合乎情理。
题目实在吸引人，好不容易买回来，内容却太不精彩了。想想也对，如果精彩，会通过出版审查吗？
迭戈·委拉斯凯兹
约1619
布面油画
99.5cm×80cm
圣保罗坐在一个简易的座席上，身上裹着一件厚重的深褐色斗篷，似乎正在深思自己经历的生活。他将一本厚书放在自己腿上，书本暗示着他所写下的书信——这是一种传统的与圣保罗的肖像画相关的表达方式。艺术家全部的注意力似乎都集中在圣保罗沉重而严肃的表情中，这位年迈的圣徒头发凌乱，额头上布满了皱纹，灰白色的胡子浓密而又柔顺。他的头部环绕着光环的金色光芒；光线从画面左侧倾泻而来，照亮了他的部分面颊，落在了他的肩膀上，也让他拿着大书的手更加醒目——粗壮的手指沾着泥土，显得有些脏，除此之外的其他部分则都处在一片昏暗之中。
在意大利旅行期间，
委拉斯凯兹
曾对卡拉瓦乔表现出了敬仰之情，而后者强烈、冷酷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也正是委拉斯凯兹这幅画的源泉——在那位伦巴第大师的指导下，画作没有任何预先的矫饰，仅仅依托色彩而成。圣保罗在圣徒身份之外也像是一位极为普通的老人，衣服破旧，不修边幅。据说，这幅《圣保罗》与位于新奥尔良艺术博物馆的《圣多默》以及其他十幅下落不明的油画，共同组成了塞维利亚一座教堂（有可能是岩穴圣母修道院[Monastery of Santa María de las Cuevas]）里完整的一套十二使徒画。
弗朗西斯科·苏巴朗
约1630
布面油画
35cm×40.5cm
在灰暗的背景下，四个榅桲【
wēn po
】苹果显现出了它们的轮廓。从左侧射入的光线照亮了这几个圆圆的果子，在画面右侧投下深深的阴影；水果的下面是一个金属餐盘，盘子边缘映着水果的倒影；金属盘子则被放置在一张古朴的木桌上。
尽管在作品中，这些静物只是一幅更大作品中的一部分（可能是宗教题材），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画家的一部经典之作。
苏巴朗
的静物画在他的绘画作品中属于一种特定的类型，颇具特色：使用简单的构图，让平庸的日常物品呈对称形式排列，赋予它们艺术品的尊严。这些静物画似乎反映出了苏巴朗的性情——
他出身卑微，是一个内敛而寡言的人，但他能够跟随当时西班牙文化的精神主义的浪潮，把握隐藏在现实中最为平庸的事物中的神圣感
。当迭戈·委拉斯凯兹在西班牙垄断了腓力二世的宫廷画作委托时，他则主要为教堂和宗教团体工作。
拉蒙·卡萨斯
1897
布面油画
188cm×215.5cm
19世纪末，一场名为
“新艺术运动”
的欧洲艺术复兴掀起了，由于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的发展，以及像
拉蒙·卡萨斯
这样的艺术家充当了巴黎与西班牙之间的媒介，使得巴塞罗那在新艺术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897年，在卡萨斯和艺术家米格尔·乌特里洛、圣地亚哥·鲁西诺的倡导下，一家以著名巴黎卡巴莱夜总会的“黑猫”为原型、名为“四只猫”的咖啡馆在巴塞罗那诞生。“四只猫”迅速成为西班牙最新式的文艺活动中心，受到了伊西德·内维尔、华金·米勒和毕加索等新一代艺术家的青睐，毕加索还设计了“四只猫”的菜单，并在那里举行了他的第一次个人展览。画中这对正在骑双人自行车的朋友，一位是画家本人，另一位是经营“四只猫”的佩雷·罗梅乌，而这幅画就挂在咖啡馆的墙壁上。这幅画融合了简笔画和广告画的风格：人物身后仅用线条勾勒出城市的轮廓，画家用黑色线条强调了画面中的两个人物，两人因为穿着一身白得几乎晃眼、看起来颇具讽刺意味的专业自行车服，在一片赭石色的背景中显得十分引人注目。
19世纪初期，挂在“四只猫”咖啡馆里的这幅画被另一幅描绘拉蒙·卡萨斯和佩雷·罗梅乌坐在汽车上的画作所取代（如今这幅画也被收藏在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中），后者的主题似乎更能体现出现代社会的进步：带着缓慢且费力的脚蹬的自行车被飞驰的汽车取代，二人所穿的凌乱的毛皮外衣和灵动的树木枝叶，都表现出了汽车高速行驶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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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中的拉蒙·卡萨斯和佩雷·
罗梅乌
》，1901
陶尔大师
约1123
壁画
620cm×360cm×180cm
展厅内，耶稣基督仿佛正威严地统治着中央教堂的中殿——这一布置重现了壁画原本所处的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原貌。圣克莱门特教堂建于1123年，我们能够得知这一年份，是因为20世纪初在一根柱子上发现了清晰可见的铭文，这根柱子如今竖立在加泰罗尼亚比利牛斯山的沃伊山谷中。教堂由三个后殿组成，其内部被拱门隔开，拱门由圆形的柱子支撑着。起初，整座建筑布满了各种装饰，但只有中央后殿、侧面后殿以及凯旋门的壁画被保存了下来，它们在1919至1923年间被分离，并被运送到巴塞罗那博物馆中。在原来的教堂里，取而代之的则是复制品。
这幅作品是中世纪绘画的重要代表。它所描绘的人物源于不同的《圣经》中的经典（《启示录》《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肖像的细节带有浓厚的中世纪绘画特色。画作使用了丰富的色彩，并在人物刻画中将几何图形运用到了极致。壁画中不同元素的组合也很有趣，上方为黑色、赭石色以及蓝色三种，耶稣从杏仁状的背景上凸显而出。从一则铭文中我们可以得知，在耶稣下方的是使徒和圣母，他们被绘在一个建筑物的框架之内，依次出现在由一排圆柱柱头支撑而成的拱门之中。壁画底部的损毁十分严重，只能依稀辨认出一些属于冥界的元素，以及代表着大地的植物和几何图形装饰。对于当时文化程度较低的信徒来说，壁画环绕式地呈现了末日审判的景象。
埃尔·格列柯
1590-1600
布面油画
116cm×91.8cm
圣彼得和圣保罗披着厚重的长袍，在具有鲜明对比的天空的衬托下，向我们投来了饱含温情的目光。他们那被拉长的身形和苍老的面庞，展现出了一种充满人性、令人感伤的形象，但同时他们的形象也具有神性，围绕着他们的神秘光环、场景的虚幻感都表明了这一点。画面的背景进一步突出了他们的形象——身后是覆满云层、变幻莫测的天空，几乎如临世界末日一般。
埃尔·格列柯
用动态的手势和表情构想出一幅“对话”的场景，两位使徒站在画面中，他们的轮廓线条近似一个半圆，画面的中央是他们交叉在一起的手。这种表达形式很明显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标志着教会的统一以及两位迥异的使徒和谐相处。两位使徒的左臂都垂了下来，手中拿着他们各自的象征物——圣彼得拿的是钥匙，圣保罗拿的则是一把剑。从《给加拉太书的信》中我们可以得知，这两位使徒实际上是在安提阿城相遇的，他们讨论了一些有关基督教的问题。在这场辩论中，圣保罗的观点更为开放、普世，而圣彼得的观点则更为谨慎，最终前者更胜一筹。
这幅画的颜色颇具特色，各种艳丽、闪亮的色彩，在互补之中显得更为鲜明：圣彼得穿的黄色长袍和蓝色的天空相互映衬，圣保罗则身着绿色和红色。除此之外，亮光和两个使徒肢体不太自然的拉长效果也是格列柯这幅画作的独特之处。
按时下流行语来说，康德这本早期的著作，可谓金句多多：
我们目前所要考虑的那种较精致的感情，主要是如下两种：
崇高的感情和优美的感情
。这两种情操都是令人愉悦的，但却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一座顶峰积雪、高耸入云的崇山景象，对于一场狂风暴雨的描写或者是弥尔顿对地狱国土的叙述，都激发人们的欢愉，但又充满着畏惧；相反地，一片鲜花怒放的原野景色，一座溪水蜿蜒、布满着牧群的山谷，对伊里修姆的描写或者是荷马对维纳斯的腰束的描绘，也给人一种愉悦的感受，但那却是欢乐的和微笑的。为了使前者对我们能产生一种应有的强烈力量，我们就必须有一种崇高的感情；而为了正确地享受后者，我们就必须有一种优美的感情。高大的橡树、神圣丛林中孤独的阴影是崇高的，花坛、低矮的篱笆和修剪得很整齐的树木则是优美的；黑夜是崇高的，白昼则是优美的。对崇高的事物具有感情的那种心灵方式，在夏日夜晚的寂静之中，当闪烁的星光划破了夜色昏暗的阴影而孤独的皓月注入眼帘时，便会慢慢被引到对友谊、对鄙夷世俗、对永恒性的种种高级的感受之中。光辉夺目的白昼促进了我们孜孜不息的渴望和欢乐的感情。
崇高使人感动，优美则使人迷恋
。一个经受了充分崇高感的人，他那神态是诚恳的，有时候还是刚强可怕的。反之，对于优美之活泼的感受，则通过眼中光辉的快乐，通过笑靥的神情并且往往是通过高声欢乐而表现出来。崇高也有各种不同的方式。这种感情本身有时候带有某种恐惧，或者也还有忧郁，在某些情况仅只伴有宁静的惊奇，而在另一些情况则伴有一种弥漫着崇高计划的优美性。第一种我就称之为令人畏惧的崇高，第二种我就称之为高贵的崇高，第三种我就称之为华丽的崇高。
按我的见解，悲剧不同于喜剧，主要就在于前者触动了崇高感，后者则触动了优美感。前者表现的是为了别人的幸福而慷慨献身、处在危险之中而勇敢坚定和经得住考验的忠诚。这里的爱是沉痛的、深情的和充满了尊敬的；旁人的不幸在观者的心胸里激起了一种同情的感受，并使得他的慷慨的胸襟为着别人的忧伤而动荡。他是深情地受着感动，并且感到了自己天性中的价值。相反地，喜剧则表现了美妙的诡谲、令人惊奇的错乱和机巧（那是它自身会解开的）、愚弄了自己的蠢人、小丑和可笑的角色。这里的爱并不那么忧伤，它是欢快而亲切的。
因为要我们的胸中对每一个人的遭遇都充满着温情，对别人的每一桩困苦都激荡着沉痛，这是不可能的事；否则的话，一个有德的人就会像赫拉克利特那样不断地沉浸在伤感的眼泪之中了，尽管他有着这一切好心肠，却无非是成了一个感伤的、无所作为的人而已。
第二种善良的感情——它确实也是美好的而又可爱的，但仍然不是一种真正的德行基础——就是殷勤；这种愿望是要以友好、以同意别人的要求并以我们的行为与别人的意愿相一致去使得别人高兴。这种迷人的社会性的基础是美好的，这样一种心肠的温柔性也是好意的。然而它却根本就不是德行。凡是在更高的原则并没有为它设定界限并削弱它的地方，一切罪恶就都可能从其中产生。因为且不提对于与我们有关的那些人的殷勤，对于在这个小圈子以外的其他的人往往就是一种不正之风。假如一个人只采用这种推动力的话，那么这样一个人就可能会有一切的罪恶——并非是由于直接的品性，而是由于他太喜欢讨好别人了。他会由于热心社交而成为一个撒谎者、一个帮闲者、一个酒鬼，如此等等。因为他没有按照普遍的良好行为的准则在行事，而是按照这样的一种品性在行事——这种品性其本身是美好的，但是当它不受控制而又没有原则的时候，就会是愚蠢的了。
无论我们到现在为止所已经讨论过的这些精微的感情可能是属于哪一种，无论那可能是崇高的还是优美的，它们都有着共同的命运，亦即它们在一个对此没有任何确切感觉的人的判断里，永远都会显得是颠倒错乱的和荒谬的。一个平静而自利的、勤勉不息的人，可以说是根本就没有一种官能可以感受到一首诗歌或一曲英勇德行的高贵宣泄；他宁愿读一部鲁宾逊，并且把（小）卡图当做一个顽固不化的蠢才。同样地，在别人是引人入胜的东西，对于一个具有某种真诚的心灵方式的人来说，就显得是愚蠢可笑的；而一篇牧歌式的故事里面那种花样翻新的天真，则对他来说就成为乏味和幼稚的了。
有一种精密入微的精神或精妙的精神（esprit des bagatelles)，它表示出一种细腻的感情，但它却是与崇高背道而驰的。那是对某些事物的情趣，因为它们是非常之精工细作而又煞费苦心的，诸如一首可以回环诵读的回文诗、谜语、藏在一枚戒指里的钟、跳蚤环，等等。那是对一切安置得巧妙并且精心排列得整齐有序的东西的一种情趣，尽管它们是没有用处的，例如在一长串书橱上摆得很考究的书籍和一个望着它们感到高兴但却空虚的头脑，又如擦得像是发光的盒子一样的一所房子，里里外外洗刷得干干净净，却有着一个不受欢迎和闷闷不乐的主人住在里面。那是对一切稀罕的东西的一种情趣，尽管它很少有什么别的内在价值。如艾比克泰德的灯、国王查理第十二的手套；在某种方式上，收集钱币也属于这一类。这种人很值得怀疑在知识上是不是钻牛角尖的怪人；但是在道德上，他们对于一切自由自在的优美或高贵的东西，都是没有感觉的。
现在，习惯上总是只把能向我们更粗鄙的感受提供满足的东西称之为有用的，亦即那些能使我们饮食丰盛、衣着和居室器用奢侈以及宴客浪费的东西；虽则我看不出为什么我们最活跃的感情所经常愿望着的那一切东西，就不应该同样被算作是有用的东西。然而一切若是都采取这种尺度的话，那么一个被自利所左右的人，就必定是一个在有关美妙的情趣方面我们所绝对无法与之理论的人了。这样来考虑的话，一只母鸡就确实要比一支鹦鹉好，一口锅就比一件瓷器更有用，全世界上的聪明才智都抵不上一个农民的价值，而要发见恒星的距离的努力就可以搁置下来，直到人们对于怎样才能最有效益地驾犁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为止。可是让自己陷入这样的一场争论之中又是何等地愚蠢，——人们在其中是不可能彼此达到一致的感受的，因为那感情根本就是不一致的！
《第三
节：
论崇高
和优美在两性相对关系上的区别》：
属于一切行为之优美的，首先就在于它们表现得很轻松，看来不需艰苦努力就可以完成；相反地，奋斗和克服困难则激起惊叹，因而就属于崇高。深刻的沉思和长期不懈的思考是高贵的、但却是艰苦的，不太适合于一个其无拘无束的魅力就仅只表现为一种优美性的人。
我的意见是：
在优美感方面最使自己有别于其他各个民族的，乃是意大利人和法兰西人；而在崇高感方面则是德意志人、英格兰人和西班牙人
。荷兰则可以看作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这类更美妙的情趣相当地不为人所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