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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亭，编辑：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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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媒体总在喋喋不休这样一种论调：城市里
最焦虑
的群体，是
“中产阶层”
；而中产阶层
最焦虑
的事情，就是子女的
教育
。另一方面，有大量教育学者的研究，都聚焦于家庭对子女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漂洋过海并被媒体断章取义，
终于形成了四处可见的鸡血家长们
——
比如在娘胎里就开始“音体美”，还没长出牙齿就开始双语教学。那些被诸如“你的现在就是你孩子的原生家庭”、“父母的格局决定孩子的一生”之类的鸡汤文洗脑的家长们，更是草木皆兵，怕自己稍一闪失，拖累了孩子光芒闪闪的前途。
在这样的环境中，《教养的迷思》这本书的出现，
或许给沉沦于各种“精细教养”的、焦虑的家长丢下了一捆救命稻草
——这大概也是本书在中国大受欢迎的原因。
作者朱迪斯（Judith Rich Harris）在书中，打破了长久以来“先天+后天”的研究框架，并挑战家庭教育在子女成长中的权威地位。
她大胆地形成这样一个结论：在子女教育人格、学业习惯、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中，家长的行为几乎起不到作用
——也就是说，中国人所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孩子会打洞”并不是个合理的讲法。
彼时，西方社会学者的研究，聚焦于家庭教养对子女的影响，和如今中国焦虑的家长一样，热衷于讨论原生家庭对子女的决定性意义。有一部鼎鼎大名的批判学派研究，叫做《不平等的童年》，对中国人的影响影响很大。
这一部教育社会学研究，跟踪来自不同家庭的教育方式，细致地阐述了“龙生龙，凤生凤”：
出生优渥家庭的孩子，得到细致的教养。
他们有一群无所不能的家长，与孩子“见缝插针”的交流，锻炼他们的言语和思维，培养他们的领导与理性思维能力。而社会底层的孩子则失去早期教育的资源，以至于较之在富裕家庭的同龄人，行为局促，语言及学习能力落后。
但朱迪斯是一个“叛逆”的学者，她以自己的观察和研究，试图推翻这一种观念
。
在许多学者证实父母教养与孩子行为相关性时，她扔出一组组“不相关”分析。书中的一些例子，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胜枚举。比如，父母是教授，孩子却整日昏沉无心学业；而又看似贫穷的，资源匮乏的农民工的孩子，学业表现、人格成长倒是异常出色。
平日里，我们提到这些案例，或许会戏谑一句“这都是‘命中注定’”。其实，这些并不是命中注定。朱迪斯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孩子观念的形成，并不是靠父母“赠与”的。而是在同伴、群体的交流、协作中，渐渐形成了自我的认知。
孩子拥有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叫做“同侪群体”——由相同兴趣、年龄等因素构的群体，彼此互通信息，在内部构建起关系生态，影响彼此的信念模式。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圈子”。
如果反思自己的成长经验，你会一下子明白：朱迪斯讲的这些理论研究，这并不是什么艰深的大道理。
在现实生活中，你也一定会有这样的经验：
你不会理会父母苦口婆心的教诲。但你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伙伴，你会在意他们的看法，享受与同龄人的争执、碰撞与共鸣。日后回过头看，这些伙伴甚至影响了你的价值判断和人生选择。
美国卫斯理安大学校长罗斯曾经提起：他出生在一个裁缝家庭。在他上大学之前，连大学都没听说过。但在高中时代，却受到同伴的影响，使他爱上阅读与思辨，日后他从事哲学研究——这些同伴，为他打开一扇窗户。少年从此获得能量，寻到自己的发展轨迹。
按照朱迪斯的研究，那么既然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孩子没有用，那么给他们创造好的“社交圈子”，配置隐形资源。
比如购置学区房，通关系进一所好学校，告诉他们“不要和后进生一起玩耍”——这样的方法就会奏效吗？
朱迪斯的研究同时也提醒我们，好学校，尤其是外人看来的“好学校”也不是灵丹妙药。真正对孩子成长起到良性作用的，并不是优质资源本身，
而是与这些外在环境所形成的“互动”。
她特别提醒家长和孩子要当心“同伴的霸凌”——在一所高手云集，竞争激烈的学校，对一个个性弱小的学生，会对知识形成厌恶情绪，会使一个人的幸福感遭受不可弥补的创伤；哪怕是“神童”，也会在大工业流水线的教育体制中感到孤独；
即使有幸入学常春藤，也绝不等于教育就是成功了。
《精致的绵羊（Excellent sheep）》的作者，就是一位常春藤出身的学者，他在这本全球轰动的书中反思常春藤教育的危机——
拼了命成为别人眼里的精英人士，自己却丢失了生活热情。
“活得没劲”变成了一个大难题。
虽然在朱迪斯看来，家长在孩子的教育中起不到太大作用，但也并不意味着，每天“葛优躺”就能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大人是孩子人际关系的一部分，
一个具有成长心态的家长，会是孩子的伙伴。
他们相互学习并激发出内在的潜能。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好家长”，其实并没有统一标准。
曾在哈佛发表毕业演讲的中国博士生何江，讲述他“没有电，没有公路”的家乡和清贫童年，引来一波讨论。有媒体特意采访哈佛博士生何江的父亲，父亲说：“本身没有什么文化。
只要求孩子一点：他学会了，再来教我。
何江特别有动力。”这一点，其实和朱迪斯的想法一致：人本身即是资源，只有教育者对孩子的理解，将带来和善的关系，会激发彼此的潜能。
不过在“良性关系如何形成”这一环节，朱迪斯的研究有它的弱点。这本书成书于上世纪90年代。对教育实践的论述相对粗糙，对“互动”如何形成，她没有展开细述。尽管这样，她独特的研究视角，对我们或有一些启发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的开放时代，教育资源遍地都是，对稀缺资源的依赖程度降低。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怎么在互联网时代，给孩子创造良性的“同伴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