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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 坤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税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同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强调，2024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聚焦高质量发展，着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重点做好八方面工作，其中第一点就是支持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可见，财税体制改革又到了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支持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是重要改革方向。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指出“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我们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要求“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历史上，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经历过产业体系现代化的过程，在某个或某些产业领域具有位居世界前列的制造或服务能力，能够支撑高效率社会生产和高水平国民收入。
当前，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面临一定挑战。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是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由包括现代农业、现代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内的各类现代产业构成的产业体系或者产业系统。一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推动产业链回流本土、近岸或者所谓的“友岸”，使得全球产业体系割裂的风险上升，部分产业链出现外迁，对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完备性产生一定影响。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对我国技术溢出效应减弱，我国技术获取成本相对提高，企业出于长远战略考虑加大研发投入，短期会使得企业财务成本增加明显，这不利于加快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从而会影响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
面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财税部门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让财税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实际上，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中，财税政策与现代化产业体系都是高度契合的，具体有以下三种契合方式。
一是基础产业和基础研究需
要政府先导投资。
基础产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有较高比重，且与其他产业关联性较强，是其他产业部门发展的基础。一个国家要使其国民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协调和有效的发展，就必须首先发展基础产业。但从投入和收益来看，基础产业的投资大、建设周期长、见效慢，企业积极性不高。因此，有重大社会价值和长期经济价值，但市场做不了或不愿意做的事情，自然要由政府来主动担当，这就需要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俗话说，“想要富，先修路”。财政资金在农田水利、修
路搭桥、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入，以及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在宽带、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同理，加强基础研究也是财
政应承担的重要任务。基础研究是提高我国原始性创新能力、积累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是跻身世界科技强国的必要条件，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动力和源泉。基础研究能力的攀升和科技自立自强需要长期的资本加持和更多制度化的创新政策供给。对于那些有明确市场利益（尤其是短期可见的利益）以及有确定目标和路线（如追赶一项具体的技术）的研发活动，企业往往有更高的市场敏感性，由企业承担比由政府承担的经济效益更高。但对于共性的、基础性的教育和科研活
动，以及一些未来价值不明确的技术研发，就需要高校和科研院所使用财政资金进行研究和探索。当然，有的企业从长远布局考量也在加强基础研究，此时政府也应给予一定支持，如税收抵扣和减免等。
二是突破关键技术和设备物
资需要资金支持。
无论哪个产业甚至是复杂多样的产业体系，要想实现现代化，都必须在做好基础的前提下，努力突破关键技术和设备物资。这与财政资金的使用原则是高度一致的，即在保障基础的前提下，把钱用到刀刃上。关键技术和设备物资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刀刃。近年来，随
着我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有限的财政资金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作用有所下降，但对经济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并且，仅靠增加财政支出规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然会加大财政运行风险，应在调整财政支出规模的同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政策资金的指向性和有效性，在促进关键技术和设备物资的突破上灵活扩大投资，提高国内生产总值转化率和全社会生产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通过政
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政府投资必须发挥好引导作用，这是应对经济周期性波
动的有力工具”。刀刃上的钱用好了，可以带动更多民间投资。一方面，我国在一些关键技术和设备物资上取得了较大成就。2023年，我国在载人航天、大飞机、大型邮轮、高端医疗装备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关键材料保障能力大幅提升，有力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另一方面，全社会的高科技投资被显著带动起来。2023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10.3%，高于全部固定投资7.3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9.9%、11.4%，产业体系的技术密集度不断提高。
除了关键技术和设备物资，
财政也要在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等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三是未来产业发展需要优化
财税体制。
未来产业呼唤与之相适应的财税体制。2023年，我国产业体系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占比持续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13%，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4400家。2023 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6.8%，拉动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2.2个百分点。2023年，产业数字化取得明显进展，制造业重点领域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增长至60.1%和78.3%。从实践来看，未来产业涉及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仅在监管上与以往不同，而且在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方面也有较大变化。
目前，亟待调整数字经济和
绿色经济领域的税收政策。一方面，数字经济占比提高冲击工业经济时代的财税体制，给税收征管和财力均衡带来一定挑战。当前的经济统计制度和财政制度更多是基于工业时代，数字经济占比逐步提高并将在未来成为主导，财政体制要做出相应调整，并对税源、税基做新的界定。例如，平台企业是否能按照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是否要对平台企业征收数字税等。另一方面，从国际社会看，各国财税体制绿色化特征明显。碳税覆盖的国家越来越多，且近年来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影响，主要高收入国家有提高碳税的倾向，对化石燃料使用实施更为严格的限制性税收政策。同时，各国不断增加绿色环保相关财政支出，并扩大绿色税收优惠范围，如增加对可再生能源、节能设备、低碳运输方式等方面的税收减免。我国在绿色产业体系构建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但财税扶持政策不够系统，行政处罚多，税收少，财税政策的完备性亟待提高。
第一，集中支持基础研究、重大科技研究和产业链中的关键技术研究。
加强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资金供给，加大科技创新方面的税收支持力度，如优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重点行业税收减免、科技成果转化的个人所得税政策等。除直接提供科研经费支持，还可采用多样化投入机制，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委托机构和
团队开展基础研究。瞄准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应用，突出产业导向，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形成新质生产力。聚焦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补短板，出台直接与投资挂钩的税收激励政策，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
第二，坚持把基础产业、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政策
支持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