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王言之制，據《唐六典》記載，有七種之分，曰冊書、制書、慰勞制書、發日敕、敕旨、論事敕書與敕牒。也可以歸爲三類，曰制書、敕書與冊書。
[1]
其中論事敕書，學界討論相對較少
[2]
。原因之一，在於作爲王言資料較爲集中的《唐大詔令集》、《文苑英華》、《全唐文》等史料，標題上僅有制書、敕書、冊書這樣的大類區分，而發日敕、敕旨、論事敕書、敕牒這樣的二級分類詞彙，基本上在標題中或編纂體例上全無體現。另外，《冊府元龜》、《唐會要》等史料雖然也分散地收錄制敕文本，但是往往省略首尾部分的格式性用語，甚至內容上也有刪節。因此，對於論事敕書的界定存在一定的困難。中村裕一在討論論事敕書並對其樣式進行復原時，主要依靠石刻資料，以及《文館詞林》、張九齡《曲江集》等。雷聞則運用英藏敦煌文書，展示了論事敕書更爲完整的原貌。
[3]
本文擬在此基礎上，以史料所遺較爲豐富的玄宗朝敕書爲中心，對相關問題進行更細緻的探討。
論事敕書在七種王言之制中居於第六，曰“慰谕公卿，诫约臣下则用之”
[4]
。
從功能上來看，可分爲慰諭類論事敕書與誡約類論事敕書兩種類型。中村裕一指出，論事敕書與制書、發日敕不同，它是發給臣僚個人或少數官員的一種敕書。這個“臣僚”的概念也適用於周邊諸國。論事敕書與慰勞制書有著同樣的功能。它的樣式爲“敕某。……
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
[5]
這些論斷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有值得商榷之處。
首先，
誡約臣下類論事敕書與慰勞制書的功能截然不同。它表達的是皇帝對於臣下治事狀態的一種不滿，因而誡勵他們要恪盡職守，更好地解決當前問題。
如《誡勵尚書省官敕》：
如聞諸司郎中、員外，怠於理煩，業惟養望，凡厥案牘，毎多停壅，容縱典吏，仍有受財，欲使四方，何以取則？事資先令，義貴能改，宜令當司長官，殷勤示語，幷委左右丞勾當。其有與奪不當，及稽滯稍多者，各以状聞。（開元二年六月）
[6]
敕書認爲，尚書省諸司郎中、員外郎怠於理政，效率低下，並且縱容典吏貪賄，因此下敕誡勵，同時要求當司長官多加管束警示，並委派左右丞監督糾劾，如果仍不改進，則進狀奏聞皇帝。類似的敕書還有《誡勵吏部禮部掌選知舉官敕》：
敕：……近者流外銓曹，頗多踰濫，有塵清議，實紊彝章。……小既不可不懲，大亦不可不誡。其吏部、兵部、禮部掌選知舉官等，各宜飭勵。……且銓綜九流，必仗賢俊，取諸賞鑒，立斷可知，何至淹時，致稽團奏？……自今已後，吏部選人，三月三十人已前，團奏使畢。兵部，二月內畢。其流外銓及武舉，專委郎官，恐不詳悉，共爲取捨，適表公平。每至留放之時，皆就尚書、侍郎對定。……法不可廢，宜識朕懷。
[7]
這件敕書並未載明時間，不過據《唐六典》記載，“（舊則郎中專知小銓（流外銓），開元二十五年敕，銓試訖，應留、放，皆尚書、侍郎定之。）”[8]
可見，《唐六典》對於上述敕書進行了刪節與改寫，時間爲開元二十五年（737）。由於流外銓“踰濫”，兼之文武官選舉時團奏遲滯，玄宗對於吏部、兵部、禮部掌選知舉官進行“飭勵”，並且從制度上進行約束與調整。明確規定團奏的最後期限，同時提高流外銓與武舉的主管級別，由原先的郎中專掌，改爲尚書、侍郎對定。可見，誡約臣下型論事敕書往往伴隨著相關舉措或新的制度的產生。玄宗針對選官問題而誡勵主選曹司，還有兩道論事敕書
[9]，它們共同體現了玄宗朝力圖提高官員整體素質、澄清吏治的諸多努力。
另外，誡約類論事敕書也可以針對官員以外的群體，如僧尼。開元十九年（731）頒布的《誡勵僧尼敕》[10]，認爲僧尼“眩惑閭閻”，“恣行教化”，已經危及到民間的統治秩序，因此禁斷僧尼在講律之外的一切活動，如有違背，將強制還俗，並“依法科罪”。地方官如果管束不力，或者私自與僧尼往來，一樣會“量事科貶”。甚至皇帝誡飭的也可能是一種社會風氣。如《誡厚葬敕》等
[11]
。
在這種情況下，誡約類論事敕書的語氣詞，不可能採用中村裕一所總結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等。這是一種君臣相隔兩地，皇帝對臣下表示親切慰問的書信格式，而誡約類論事敕書則是在誡飭、約束之後，採用語重心長的“宜識朕懷”、“宜各盡心”等語。很多時候，是在近距離甚至當面訓話的情境下。總之，誡約類論事敕書是皇帝在表達對於某種現狀不滿的基礎上，對臣下或者其他群體進行誡勵或誡斥，同時採取相關措施進行節制與約束，包括加強監管、制度調整、貶官甚至問罪等手段在內。
其次，慰諭類論事敕書也有別於慰勞制書。它的主旨包含慰問的態度在內，但是重心往往偏向於“諭”字。即“諭旨”、吩咐命令之意，或“曉諭”、告知之意。
中村裕一指出，慰勞制書的開頭格式爲“皇帝（敬）問某……”，論事敕書的樣式雖然與之不同，但是二者有著同樣的用途。只是在事項上有所區別，大事使用慰勞制書，小事使用論事敕書。
[12]
值得注意的是，慰勞制書若是使用於官員，通常帶有賞功的意味。如中村裕一所引《金石萃編》中的《盧正道敕》：
皇帝問洛州滎陽縣令盧正道：卿才行早著，清白有聞，夙夜在公，課最居首。使車升獎，朕甚嘉之。今增卿祿秩，以褒善政。勉勖終始，無替嘉聲。
唐中宗對盧正道下慰勞制書的前提是，巡察使回，表狀盧正道“清白有聞”，“夙夜在公”，這是官員考課中“善”的部分，結合體現治績的“最”的部分，盧正道也“才行早著”，因此“課最居首”[14]
。中宗在慰問、讚揚其“善政”的同時，也要給予實際的獎賞，即“增卿祿秩”。開元四年（716），盧從願爲豫州刺史，“爲政嚴簡”，於是“按察使奏課爲天下第一，降璽書勞問，賜絹百匹。無幾，入爲工部侍郎”
[15]。這裡的“璽書”就是指在封緘時加蓋璽寶之印的慰勞制書[16]。與此同時，還有“賜絹百匹”、“入爲工部侍郎”等實際獎賞。武官同樣如此。如公孫武達，“爲右監門將軍、肅州刺史，擊斬突厥於張掖河。太宗璽書慰勞，拜左監門將軍。”[17]也是先有“璽書慰勞”，隨後便是官職的升遷。這樣的例子並不少見[18]。慰勞制書不僅表示皇帝的嘉勉之意，通常也包含或者隨之下達其它制敕，對臣下進行具體獎賞，包括增加祿秩、官職遷轉、賜絹帛等多種方式。
相比之下，慰諭類論事敕書雖然也有慰問之意，但是一般不具備賞功功能。《冊府元龜》記載道：
（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命十道採訪使舉良刺史、縣令。以陝州刺史崔希逸，……襄州安養縣令李泳等聞。上降書宣慰，刺史各賜帛八十匹，縣令五十匹。敕之曰：“卿等各能用心，副朕所委，今茲歲會，風政有歸，是用激揚，以勵清操。”[19]
此次共舉“良刺史、縣令”三十五位，玄宗“降書宣慰”，即慰勞制書，同時進行物質獎勵，分別賜帛八十匹或五十匹。另外又有一道敕書。雖然內容上有所刪節，但是從“今茲歲會”、“以勵清操”等語來看，應當是在朝集使等入朝“歲會”之時，對這些“良刺史、縣令”表示慰問與讚揚的論事敕書。慰勞制書與論事敕書並不相同，二者之間不可替代。
重要的是，論事敕書雖然也可以表達慰問之意，但是重心往往並不在此。《金石续编》卷七《青城山常道观敕并阴》：
敕益州长史张敬忠：顷者，西南阻化，徭役殷繁，……自卿镇抚，百姓咸安。革弊迁讹，良多慰沃。岁阴寒极，比平安好。今赐卿衣一幅，至领之。蜀州清城，先有常道观，其观所置，元（原）在青成山中，闻有飞赴寺僧，夺以为寺。州既在卿节度，检校勿令相侵。……故此遣书，指不多及。
玄宗首先對張敬忠鎮撫益州以來的治績表示“良多慰沃”，隨後也表示親切問候，“比平安好”，並“賜卿衣一幅”，聊表心意，但是，他的重心是在後面的檢校常道觀與飛赴寺之間的佛道相爭事件。這才是主旨所在，曰“故此遣書，指不多及”。這道敕書兼有“慰”、“諭”之意，但是重心在於“諭”字。在這方面，張九齡起草的多道論事敕書，表現地一覽無余。如《敕薛泰書》：
朕撫育降奚，每事過厚，衣食供給，數年於茲。而禽獸無知，不懷恩信，相率種落，一時叛亡。……若不撲滅，何以示威？卿可率所統，與紀思誨、王忠嗣等，計會進討。卿既久在邊鎮，深練兵權，進退動靜，惟變所适。敵則預料，奇出臨時；會在審量，不可青舉。氣候漸暖，卿及將士已下，並得如宜。遣書指不多及。[21]
這道敕書的背景，是開元二十一年（733）閏三月，郭英傑與契丹、突厥戰於都山，由於降奚“持兩端”，陣前反戈，導致唐軍大敗
[22]
。於是，唐玄宗發敕書給安東都護薛泰，命其與代州都督王忠嗣等共同討伐叛奚。這其中，“慰”的意味僅限於“氣候漸暖，卿及將士已下，並得如宜”的問候之語，以及玄宗對於這位“久在邊鎮”的老將的信任，但是更多的或者說這道敕書的主旨，是就具體戰事與薛泰進行交流並處置。《張九齡集校註》卷八至卷十二，共收有敕書93篇。除了7篇起首爲“皇帝問贊普”，疑似慰勞制書之外
[23]，其餘皆爲討論邊疆戰事的論事敕書。它們具備同樣的特征，既非因讚賞而褒獎，也非因不滿而誡勵，而是客觀地就某項政事下達諭旨，與軍將或相關人物進行具體交流或戰事部署。充分體現了論事敕書之“論事”要義。開元五年的《誡勵諸軍州牧將詔》[24]，也是如此。只不過使用了“詔”字，說明《唐大詔令集》與《冊府元龜》一樣，都存在“制（詔）”、“敕”混用的現象。蘇颋與張九齡等人所起草的多道《處分朝集使敕》，以及《處分縣令敕》等，往往兼有“慰諭”與“誡約”的混合成分，但是毫無疑問，也是論事敕書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論事敕書在溝通地方與中央以及官員管理方面的意義
論事敕書作爲王言的一種，也是下行文書之一[25]，它的接收對象爲“公卿”與“臣下”。也就是說，以臣僚爲主。除了上述台省官與邊將之外，還有一個適用主體，就是地方行政官員。傳統意義上而言，中央對於地方的管理，主要通過設官分職，對官員考課、升遷、貶責，以及遣使巡察等方式進行。考課方面，皇帝負責“親王及中書門下與京官三品已上、外官五大都督”的考課，其餘四品已下及外官由吏部負責。授官時，五品以上爲制授，六品以下常參官爲敕授。其餘則由吏部選授。[26]換言之，地方官當中，唯有刺史、都督及部分上佐的選任，會進入皇帝的視野，而所有地方官的考課，除五大都督外，原則上不通過皇帝。但是，論事敕書的存在，說明中央對於地方官的治績以及各種動向有著密切的關注。尤其是新授地方官面辭制度以及皇帝對朝集使等進行當面訓話，說明中央對地方的管理與溝通，除了常規渠道之外，還有一個王言的渠道。皇帝通過論事敕書，對新任地方官進行勉勵、誡約，對來朝官員進行慰諭，問政，與之交流一些突發問題的處理，並對官員考課與選任結果進行解釋，同時重申他們的基本職責或提出新的要求。可以說，論事敕書是維護國家日常治理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劉後濱指出，唐朝自貞觀以來，就存在不重視地方官的選任，地方官素質低下，地方治理不善的問題。直到高宗、武則天時期，也沒有得到根本改善。[27]玄宗即位之後，在這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28]。開元元年（713），就確立了新任都督、刺史面辭制度。《命新除牧守面辭敕》（蘇頲）：
敕：自古帝王，莫能獨理，爰樹侯伯，所以分政，……今事謀伊始，邦政惟新，俾凝庶績，思改前弊。自今已後，都督、刺史每欲赴任，皆引面辭，朕當親與疇咨，用觀方略。至任之後，宜待四考滿，隨事褒貶，與之改轉。（先天二年七月二十四日）[29]
唐玄宗明確指出，面見新任都督、刺史，是爲了“親與疇咨，用觀方略”，也就是說，與之交流或親授治民之道。同時規定，都督、刺史四考爲滿。這些都是“思改前弊”的具體舉措。
稍後，又有新授縣令面見制度。開元四年，有人上言“今歲選敘大濫，縣令非才”，於是，玄宗在新授縣令入朝謝恩時，親自對這二百餘人進行復試，結果斥落不合格者四十五人[30]
。這說明新授縣令也是要面見謝恩的。《冊府元龜》記載道：
（開元）二十二年三月，命有司引新授縣令等見。敕之曰：“新除河南府密縣令張稷等：令長之任，黎庶尤切，比嘗選衆，未盡得人。……今旣各膺獎用，當盡良能，周月政成，風謠各著，所列清要，唯待才賢，旣爾有聞，不患無位。各宜勉勵，以副朕心。”[31]
這道敕書在《唐大詔令集》中名爲《處分縣令敕二道》之二，時間不詳[32]
。格式用語等無疑屬於論事敕書，以誡約爲主。強調此前令長之官“未盡得人”，希望新授縣令“當盡良能”，並約定或承諾“旣爾有聞，不患無位”。開元二十四年（736），玄宗又“宴新授縣令於朝堂”，敕之曰：
自古致理，在其命官，今之所切，莫如守宰。朕每常屬意，尤重此官。有善者，雖遠必升；無能者，縱近必廢。……卿等各膺推擇，用簡朕心。……各宜勉勵，以副勤屬。並製令長新誡一篇，頒賜天下縣令。[33]
這道敕書同樣納入《處分縣令敕二道》，起首爲“敕旨諸縣令等”[34]。它所傳達的“有善者，雖遠必升；無能者，縱近必廢”，即獎黜之道，在玄宗朝針對地方官的論事敕書中，反復出現。不僅如此，新任縣令還獲賜《令長新誡》一篇。可謂是基層理政的誡約、諭旨條例。
開元二十九年（741），玄宗將新授刺史、縣令集中在一起訓話，申明新任地方官之“能否”，與其所舉人同步“褒貶”
[35]
。這也是開元後期加強地方控制、整飭吏治的一項新的舉措。天寶十三載（754），唐玄宗再次引見吏部新授縣令。敕曰：
今者庶乎卿等，能副此心。賞既超倫，刑必當法。各宜自勉，敷我皇猷。……並即於朝堂坐食，食訖好去。[36]
以上說明，玄宗朝的新任地方官面辭制度，是一項成熟的制度。新任都督、刺史、縣令都要面辭謝恩，皇帝往往給予引見，並設宴招待。在開宴之前，會以論事敕書的方式公開訓話，表達中央對於地方官的重視，對他們提出新的期望與要求，甚至頒賜更具體的爲官誡令。這些都是以君主的名義管理地方官的重要途徑與手段。
2、朝集使、京畿縣令的朝見以及相關事宜的處置
按照制度規定，天下諸州府每年皆有都督、刺史或上佐擔任朝集使入京，他們一般在十月到達，次年二、三月離開。在京期間，除了參加元日等禮儀活動，應對地方官考課之事以外，還帶來地方政治各個方面的最新情況，返回時帶走朝廷最新的統治精神與政策，具有溝通中央與地方關係，爲中央決策服務的功能。對此，雷聞已多有論及。[37]本文這裡要討論的是，朝集使在京期間，皇帝通過論事敕書等方式與他們之間的交流與互動。另外，京都諸縣令“每季一朝”[38]，面見皇帝的機會更多，但是性質上與朝集使入朝有一致性。
皇帝面見朝集使，大概有三種情況。初來時入見、還州時辭見，以及中間的臨時召見。其中還州時辭見是最爲重要的，那時皇帝也會設宴，並頒布總結性的、綜合性的論事敕書。
朝集使初來時入見，皇帝一般以問候、安頓、初步問政爲主。從王言的功能來講，包含“慰問”與“論事”的雙重涵義。如《處分朝集使敕八道》之四：
敕：朕自君臨區域，子育黎庶，……所在旱澇，屢覩章表。……所須賑恤，並先處分。至於常賦，則著恒典，檢據成損，蠲減有條。又近日已来，中外少事。差科調發，殆至於無；……不知卿等從州来日，百姓間得以安穏否？其閭閻未便，敕令有闕，具以陳聞，副我深寄。時寒渉路，並平安好。其去且三兩日尋親識後，取曹司進止。（開元七年十月二日）[39]
玄宗首先提到旱澇遭損州的賑恤與蠲免問題，又問及各州百姓是否安穩，朝廷政策是否有闕，等等。然後慰問他們“時寒渉路，並平安好”，囑咐他們先安頓下來，“三兩日尋親識”之後，再去曹司展開工作。這說明朝集使入京之後，首先是要面見皇帝的，皇帝要進行初步的問政。
不過，皇帝問政的內容，並不需要朝集使當即回答，而是在正式展開工作之後陸續回報。開元十一年（723），“諸州朝集使來見”，玄宗曰：
卿等遠來，並平安好。今歲收獲何如去年？百姓之間有何疾疢？鰥寡惸獨及行人之家，若爲優恤，使得存濟。卿等初到，且歸休息，數日之後，與有司計事以聞。[40]
這裡的“數日之後，與有司計事以聞”，就是指安頓之後，到戶部正式引見，隨著各種簿籍的審核與統計，朝集使與省司陸續有報告呈上。在此期間，朝集使很可能會被臨時召見。又如天寳二年（743）十一月，天下諸州朝集使見於溫泉宮。敕曰：
……卿等受委親民，遠來會計，經途冐涉，曾並安好。朕每憂勤，念茲黎庶，……凡有百姓及鰥寡孤獨，並乏絶之戸，征鎭之家，凡可矜恤。卿等此來，若何爲養？今年稼穡，大率少似不豐，閭閻之間，有貯積否？至於百姓間事，朕欲委曲盡聞，卿等遠來疲勞，卒難備對，且聽尋親知，續當序進，以問風化。”[41]
朝集使十一月到溫泉宮朝見，說明《唐六典》所云，朝集使每年十月二十五日到京，十一月一日到戶部引見[42]，這個時間點並不絕對。綜合上述幾道敕書來看，皇帝最關心的問題，不外乎地方的豐儉情況，以及百姓是否安穩。鄧小南指出，地方官考課中側重“才幹”的“最績”中，突出兩個方面，一是社會穩定，二是經濟命脈[43]。這一點，在玄宗的問話中，同樣得以凸顯。
京畿縣令每季入朝，皇帝關心的也是同樣的問題。開元五年（717）七月，引畿縣令見於別殿，帝謂之曰：
諸縣令等：朕聞春夏以來，苗稼甚好，近日稍多雨水，深慮漂浸田疇，只如鞏縣、密縣、汜水等，既山水暴下，衝突廬舍，至於百姓，溺者數人。……卿是親人之官，……未知在外疾病多少，差科賦斂得均平否？[44]
可見依然是地方豐儉、災損情況與百姓的差科賦斂等問題。開元元年十月，玄宗也曾引見京畿縣令，誡勵他們在水旱“歲飢”之時，要“惠養黎元”[45]。
隨著各項工作的開展，各地情況的匯總，以及官員的考核結果與選任結果陸續出爐，朝集使的辭見也近在眼前。皇帝會根據具體情況，採用論事敕書的方式，或者配合其它王言，對相關問題進行綜合處置。這些論事敕書大多既有“諭”與“論事”的部分，也有“誡約”部分。
“論事”部分，即具體事項的處置。大概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於之前的問政給予反饋。如《處分朝集使敕八道》之六（蘇頲）：
敕朝集使：……朕以虛薄，屬當期運，受命穹昊，司牧黎元，……于茲八年矣。而淳源未還，至道猶鬱，豈朕之不德邪？將吏之不賢耶？徭賦或繁耶？綱維或紊耶？故延入階陛，躬問得失，悉如卿所對，則朕無憂矣。……卿等宜祗典厥職，克正其身，……勤恤人隱，以副朕懷，並即好去。（開元八年三月十一日）[46]
玄宗認爲自己治理天下八年以來，並未達到理想狀態，因此將朝集使“延入階陛”，親自詢問緣由得失，結果比較滿意，曰“悉如卿所對，則朕無憂矣”。隨後便是誡勵朝集使到州之後，要從各個方面履行自身職責，屬於“誡約”部分。
第二，對於考課結果或選任結果進行說明，並對一些特殊的安排進行解釋。如開元十年（722）二月二十七日，敕朝集使等：“今考課績深者，已有除改，資歷淺者，更佇良能，應還州人，已令所司，各與賜物。”
[47]這屬於常規處置。但是，玄宗朝爲了改善地方吏治，曾數次對朝集使的整體治績表示不滿，並作出全部不予遷除或部分不予遷除，以及嚴重警告的處理。《處分朝集使敕八道》之二：
敕朝集使等：朕聞御寰瀛者，不可以獨化；養黎獻者，必存於共理。……自去冬入計者，則循名責實，詢事考言，雖不無等差，終未有殊異，得非嵗時或淺，風教未洽耶？故一切不除，各再臨所典。……勉旃俞往，各勤我班瑞之分命。（開元六年二月六日）[48]
這道論事敕書，在《唐大詔令集》卷一〇〇有重復收錄，名爲《誡勵諸州刺史敕》，字句略有不同，時間上記作開元五年七月。《冊府元龜》記作“七月，諸州朝集使辭。詔曰”。《文苑英華》記作“三月六日”。想來朝集使辭歸，應當在二月六日或三月六日爲妥。[49]
它的主旨就是，關於開元五年的考課結果，玄宗認爲“未有殊異”，即沒有治績特別優異者，因此，所有朝集使不予遷除。而朝集使之所以治績不佳，很可能是因爲他們在任時間過短。於是，開元六年（718）二月，玄宗頒布了《刺史令久在任詔》。曰：
與我共理，惟良二千石，久於其政，然可化成。承前代以來，頗多僥倖，但因入考，即有改轉。自今已後，非灼然應黜陟者，更無遷易。敦此風俗，冀革苟且。[50]
這項政策呼應的，就是開元元年規定，都督、刺史四考爲滿，開元四年又規定，兩畿縣令亦以四考爲滿[51]
。這些都是爲了矯正前朝以來形成的地方官汲汲於改遷，不留心理政的弊端。玄宗也在開元三年（715）的《處分朝集使敕》中表示，當前要務莫過於“錢谷不入”，“流庸莫返”
[52]。開元五年的考課結果說明，地方官在這兩方面沒有突出進展。
開元九年（721）三月，玄宗在賜宴朝集使時，再次表示，“卿等每還之時，朕亦常有其誡，及聞至彼，多不遵行”，並且警告他們“如仍舊相習，當別有處置”。這裡的“別有處置”，可能是不予遷除，也可能是其它懲罰方式。在這道敕書中，玄宗特別強調兩件事情，一是州縣對於招撫逃戶“不以爲事”，二是對於去年的旱澇“蠲放”，不夠“平允”。
[53]可見，逃戶與應對災荒，成爲當時的棘手問題。
開元十二（724）年三月，玄宗宴朝集使於紫宸殿，賜帛有差。敕曰，“近令刺史在任，四考方遷，實欲始終其情，黜陟斯繫。必若縣得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千里解帶。仁政不遠，行之則是。皆能勵節，朕復何憂？”
[54]玄宗再次申明刺史“四考方遷”，顯然是基於部分刺史不得遷除的事實，背後也隱含著對於州縣官不夠賢良的批評。
開元十九年十二月，玄宗再次做出所有朝集使不予遷除的決定。詔曰：
比者考官計年除改，緣其任久，量與遷移，遂長僥求，爭次入考，所司請故，公然遣來。若更因循，有損風化，今年考使，事了並勒還州。必政理著聞，當別有處分。[55]
這裡的“考使”即指朝集使。“並勒還州”，等同於開元六年的“一切不除，各再臨所典”。這相當於延長他們的在任時限，既是一種輕微的懲罰，也是以觀後效之意。
開元二十一年四月，唐玄宗第三次做出類似的決定。《處分朝集使勑五道》之四：
敕：……朕所以敷誡敕以見意，增祿秩以勸能，何嘗有公方清白者不升，道理循良者不用？若聲績未著，黎庶未康，牧守來朝而輒遷，參佐踰年而競入，此獨爲人資地耳！豈是責成之意耶？如故一切還州，將矯弊也。卿等至茲，明諭朕意，知不以中外爲隔，以億兆爲憂。[56]
這次依然是爲了“矯弊”，說明在都督、刺史與上佐當中，依然有一些人“聲績未著”，卻競相入選，希望能夠僥倖升遷。玄宗“一切還州”的處置，或許不夠完全公平，但是端正政風的目的是很明確的。同時也是重申刺史久任政策，期望成就更多的地方善政。
學界以往探討玄宗朝吏治，多著眼於爲了扭轉重內官、輕外官的不良風氣，採用“不歷州縣不擬台省”、內外官迭用等政策。事實證明，強調地方官久任，以及在必要的情況下，對地方官全部不予遷除，或者嚴格要求年限與治績，將部分希望遷除的地方官黜落或駁回，這些都是唐玄宗強硬地整飭地方吏治所採取的有效手段。
第三，對於災損情況以及逃戶問題的重視。
開元八年（720）二月二十九日，玄宗在蘇颋起草的《處分朝集使敕八道》之五中，首次就災損申報情況對州刺史進行處置。曰：
朝集使、豫州刺史裴綱，分典荊豫，爲政煩苛，頃歲不登，合議蠲復，部人有數，便致科繩；縣長爲言，仍遭留繫。御史推按，遽以實聞，虐政弊人，一至於此！……是用黜綱於嶺裔，儆彼羣岳。[57]
皇帝對於地方官進行貶責，可以有諸多緣由。比如刑獄不公，違法科斂，犯臟罪，等等[58]。這些皆有明文，但是玄宗對於豫州刺史裴綱的貶黜，可能並未有明確標準。裴綱被貶黜“嶺裔”的原因，是豫州“不登”，而裴綱不予蠲復百姓賦稅。也就是說，他是爲了保障國家的賦稅收入。此等行爲在以前想必是不被貶責的。玄宗將其治罪，說明他明確表示，可以犧牲國家的財政收入，而選擇保護百姓的生存利益。這是一種新的態度，反映了他要求地方官嚴格落實地方災損制度。
開元九年三月，玄宗敕朝集使等曰，“去年諸州申有旱澇流亡，雖聞蠲放，莫能平允”，“自今已後，務從於實。”[59]也就是說，諸州雖然開始重視遭損百姓的賦稅蠲免，但是依然不夠公平公允，存在申報不實的問題。
也許是基於連續兩年的誡勵，到開元十年，出現了另一種極端的情況。《處分朝集使敕八道》之七（蘇颋）：
敕朝集使等：……往歲河南失稔，時屬荐饑，州將貪名，不爲檢覆，致令貧弱，萍流水境，責在致理，有從貶黜。因茲已來，率多妄破，或式外奏免，或損中加數。至如密州，去秋奏澇，管戶二萬八千八百，不損者兩戶而已，無由商估之流，虛入戶數，自余州，不損戶卽丁少，得損戶即丁多。天災流行，豈應偏併。皆是不度國用，取媚下人，曩之刻薄也如彼，今之踰濫也如此。……當今所司，比類澄汰，卿等與朕共理，實惟分憂，……至州之日，宜一一留意，用綏我庶人。並即好去。（開元十年五月十一日）[60]
這道敕書，《文苑英華》記作“正月十一日”，《冊府元龜》亦記作“正月”[61]，上述“五月”當爲“正月”之誤。敕書提到往歲貶黜河南“州將”，可能就是指豫州刺史裴綱，並說明，他“刻薄”於爲百姓申報損免的結果，是造成了貧弱百姓的流亡。如今地方官反其道而行之，刻意誇大當地的損免數量，尤其是密州，開元九年的秋澇，幾乎全州申請損免。其餘州也存在“踰濫”、舞弊的現象。因此，玄宗誡勵朝集使到州之後，要如實申報各地損免情況，從各個方面“綏我庶人”。
同年二月二十七日，玄宗頒布《處分朝集使敕八道》之八，曰“諸州遭澇之處多，是政理無方，或堤堰不修，或溝渠未洩，頻已處分”，“今令御史分知訖，宜勵所職，勿犯常科”[62]
。這是在處理災後損免情況之後，溯本求源，認爲諸州之所以“遭澇之處多”，是因爲地方官不夠重視堤堰的增修與溝渠的疏浚。前者是事後處置，後者則是事先預防。因此，“頻有處分”，包括遣使“分知”，與地方官共同治理河渠等。
開元十四年（726）、十五年，河南、河北、關中等地出現嚴重水患
[63]
。開元十六年（728）二月，玄宗在《處分朝集使敕五道》之一中講到：
頃者水災，荐及河朔，思無不至，憂彼元元，發倉廩、濬江淮以賑之，免租稅、停征役以安之。今屬春陽布和，農事方起，慮有乏絕，致妨農桑，雖已遣使安撫，或恐事未周到，如有不支濟者，卽更量事賑給，諸道有損之處，亦宜準此。[64]
這道敕書反映出，在受災情況嚴重、範圍過大的情況下，地方州縣是無力應對的，因此，只能由中央遣使進行宣撫、賑濟，並治理河防堤堰等[65]
。地方官要配合相關工作。
開元二十一年，河南、江左、山南等地“歲小不登”，“流庸更滋”。玄宗認爲，逃戶問題再度嚴重的原因有二。一是百姓“無水旱之儲”，抗災能力差，加上“賦役不等”，遇災只能逃亡。二是地方官在招附“逃亡”時，“不甚存心”。因此，將這方面的工作納入考課範圍，“每年別須申省，比類多少，以爲殿最”。另外，“重擇長吏，兼命使臣”。[66]
總之，應對災荒與招撫逃戶，是玄宗朝針對地方官的論事敕書中持續關注的兩個問題。前者不可預料，後者難以根除。但是，不可否認，玄宗朝在這兩方面都取得了重要進步，尤其是在應對災荒方面，預防措施與相關政策都逐步完善。
除了對這些具體事項進行處置與“諭示”之外，皇帝在朝集使辭歸前的論事敕書中，還要對於地方官的總體職責與當前要務等，進行反復地強調。這屬於“誡約”部分。
幾乎所有的朝集使等辭歸前的論事敕書中，玄宗都要一再叮囑，到州之後如何成就一方善政，並且不厭其煩地將具體要求一一羅列。這也是很多論事敕書中共有的內容。其中，在開元十二年三月十三日的《處分朝集使敕》中，玄宗將這些具體要求簡練地概括爲“八事”。曰：
敕朝集使等：朕恭己承天，守文繼位，……傍求俊乂，共理黎元。……且如浮逃客戶，所在安輯，征鎭人家，毎事優賞。倉廩惟實，役賦惟均，鰥寡撫存，盜賊禁止，郵驛無弊，姦訛不生。念茲八事，朕常屬想，嗟爾庶尹，可不用心。卿等還州，遞相勸勉，遵此王度，恤彼下人。……宜知朕意焉，並即好去。[67]
這“八事”具體包括：安輯逃戶，優賞征鎮人家，充實倉廩，賦役均平，撫存鰥寡煢獨，禁止盜賊，郵驛舞弊，姦訛不生。可以說，既比較條理，也比較全面。大概前六項強調地尤其多。這“八事”，較之《唐六典》所規定的都督、刺史“掌清肅邦畿，考覈官吏，宣布德化，撫和齊人，勸課農桑，敦諭五教”的職責表述[68]，更加明了，也更具有操作性。想必這“八事”也是地方官考課的重要標準。同時，玄宗也會強調，“朕所待賢能，不惜官秩，唯聲實是與，唯理行是憑”。如果地方官真能做到以上要求，“豈惟祿秩就加，以公卿入拜”。[69]這樣的表述，比比皆是。
最後，皇帝在臨別之際，也會談及眼前的要務，就是當季的春耕。張九齡起草的《處分朝集使勑五道》之五：
敕十道及朝集使等：……今甘澤以時，耕桑爲重，不急之務，先已勒停，宜更申明，勿妨春事。諸處百姓，貧寠者多，雖有壠畝，或無牛力，勸率相助，令其有秋。所繫囚徒，速宜決斷，無令寃滯，致有妨奪。鰥寡惸獨、征鎭之家，倍須存撫，勿有科喚。朕所懸爵秩，惟待賢能，……並宜好去。（開元二十一年）[70]
這道敕書中的表述，也是玄宗屢次提到重視春耕時，內容較爲完整，也最有代表性的。首先，重申春耕期間，一切“不急之務”並停。其次，百姓有缺少耕牛者，要“勸率相助”。再次，在獄囚徒如果無罪，要盡快釋放，不得妨礙其營農。最後，鰥寡煢獨與征鎮之家，本就缺少人手，春耕期間，不得隨意“科喚”。可謂是地方官有關春耕的四大注意事項。
京畿縣令入見時，玄宗也會強調此事。開元七年（719）正月，敕之曰：
諸縣令等：親百姓之官，莫先於邑宰；成一年之事，特要於春時。卿等列在三畿，各知人務，宜用心處置，以副朕懷。農功不可奪，蠶事須勿擾，市獄在簡，典正宜肅，徭賦須平，豪強勿恣，凡著賢能，必無曠職，即宜好去。[71]
這道敕書說的更爲懇切，縣令最是親民之官，春耕又是一年之計，因此要“用心處置”。隨後由農功、蠶事等當前事宜，擴展到刑獄、賦役、治安等日常事務與具體職責。同樣是以誡勵爲主。
綜上所述，朝集使、京畿縣令等辭歸時，皇帝往往會設宴、賜物，並頒布綜合性的、總結性的論事敕書，對他們進行“誡勵”與“曉諭”。其中包括一些具體事項的處置。如對之前問政結果的一些反饋，對於朝集使貶責、升遷或不予遷除的特殊處理與解釋，強調各州縣面臨的棘手問題，尤其是對災害的應對以及逃戶等。另外就是例行地重申地方官的職責“八事”，誡勵他們到州之後，成就一方善政。皇帝將不吝於增加祿秩，甚至“公卿入拜”。最後強調春耕等當前事務。凡此種種，無不體現了唐玄宗“與我共理，惟良二千石”的一貫思想，也體現了論事敕書作爲王言之一，所具備的“慰”、“諭”、“誡約”等不同功能，或者說綜合功能。論事敕書是以君主的名義，溝通地方與中央，並對地方官進行有效管理的一種重要方式，也反映了中央對於地方官各種動態的密切關注。
編者按：
本文原刊葉煒主編《唐研究》第二十五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3月），如需引用，請參考原文。
[1]
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七《中書省》，中華書局，2005年，273-274頁；同書卷一《三師三公尚書都省》，10頁。
[2]
主要論著包括：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1年；氏著《隋唐王言の研究》，汲古書院，2003年；謝元魯《唐代中央政權決策研究》第二章，文津出版社，1992年；雷聞《從S.11287看唐代論事敕書的成立過程》，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323-336頁；黃慶豐《〈全唐文〉公文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南京師範大學，2017年。
[4]
《唐六典》卷七《中書省》，273-274頁。
[5]
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三章第五節，578-622頁；氏著《隋唐王言の研究》第一章第七節，124-144頁。
[6]
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一〇〇《政事·官制上》，中華書局，
1959年，507頁。
[7]
《唐大詔令集》卷一〇〇《政事·官制上》，508頁。
[9]
《誡勵兵吏部兩司敕》，在《唐大詔令集》卷一〇〇，508-509頁；孫逖《誡勵兵吏部侍郎及南曹郎官制》，載李昉《文苑英華》卷四六五《翰林制詔·詔敕七》，中華書局，1966年，2373頁。
[10]
《唐大詔令集》卷一一三《政事·道釋》，588頁。
[11]
《唐大詔令集》卷八〇《典禮·喪制》，46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