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人物志系列：
慈禧的知识
君子误国，甚于小人
李鸿章的衣钵
愚人误国
荣禄之后，以开明著称的满族高官，当推托忒克·端方和爱新觉罗·善耆。
我对端方一向评价不高。其人才具，显然难以匹配郑孝胥所吹嘘的“有学有术”，辜鸿铭称他“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与张之洞“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相对，可谓持平之论。他的聪明，表现之一，即对潮流的追踪：戊戌变法来了，他讲变法，庚子新政来了，他讲新政，预备立宪来了，他讲立宪。因其善于趋新，与时俱进，故被誉为开明人士。可惜，辛亥革命来了，他还没来得及讲革命，便被革命的士兵砍下了脑袋。其横死之悲剧，一面基于时代浪潮的汹涌澎湃，卷入其中，再无回头路；另一面，则因他“志大心切”，所谓心切，即热衷权力，不甘寂寞，古训云，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他却选择在惊涛骇浪的辛亥年复出，出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这么凶险的职位，把自己的头颅推到革命的锋刃之下，自作孽，不可活。
倘以端方为参照，肃亲王善耆大概是那个时代与他最接近的人：论年纪，端方生于1861年，善耆生于1866年，属于同代人
（清亡之时，执掌朝政的中坚力量正是“50后”和“60后”，考究他们的知识与政治水平，可窥国运之一斑）
；论出身，端方是郑亲王后裔，善耆是肃亲王后裔，皆属皇室贵胄；论政事，端方办教育，善耆办民政，俱为新政先锋；论才艺，端方精于收藏，善耆精于戏曲，都是雅人韵士；论功业，端方是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创始人之一，善耆是中国警察制度的创始人之一……
他们最相似的地方，还是头脑之开化、观念之新潮。这着重体现于两点，一在新政，二在处理与反对派尤其革命党的关系。
倘把新政分作知与行，端方侧重于知。试看他的宪政理念。1905年底，他受朝廷之命出洋考察宪政，历时八月，遍访十国。自欧美返国之后，他常对人说：“欧美立宪真是君民一体，毫无隔阂，无论君主、大总统、报馆访事，皆可随时照相，真法制精神也，中国宜师其意。”这般诠释宪政，固然有些肤浅，倒也通俗易懂。同时，他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其中明言：“盖世界政体厥有二端，一曰专制，一曰立宪。专制之国，任人而不任法，故其国易危；立宪之国，任法而不任人，故其国易安。”宪政精义，呼之欲出。当然，他的宪政观充满了功利主义色彩，主旨即立宪强国：“……中国而欲国富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不过这是那代人的流行思维，属于时代局限；而且，若不如此措辞，断难说服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推行宪政。
善耆（1866-1922）
谈论宪政，善耆远远不及端方——彼时政坛大佬，只怕无人能望端方之项背——其长处在于行动。借用袁世凯的二分法，他称张之洞为做学问的人，自己是做事情的人，那么善耆正属后者，入仕以来，办巡警，办市政，办税务等，无不有声有色，可圈可点。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不仅称道他的才干，更盛赞他的品行：“得材干之人易，得廉洁之人难；得廉洁之人易，得廉洁而能体下情之人难。使天下办事人尽如肃王，何患不百废俱兴焉！”这使他得了个“贤王”的名号。
善耆对宪政的推动，足见其贤。话说晚清有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风潮，曰“国会请愿运动”，由立宪派发起，他们认为，朝廷把立宪的预备期定为九年，九年过后，才能开国会，定宪法，过于拖沓，缓不济急，迟则生变，故而各省咨议局纷纷派代表赴北京，请求速开国会。对此，主政者的态度不是压制，就是敷衍。唯有善耆，与立宪派步调一致。作为民政部尚书，他不仅接受了请愿代表的备案请求：“凡人民结社立会能不违背法律者，本部即有保护之专责。查国会请愿一事，多系志士热心爱国，以和平主义力求进行，该会既无强挟之要求，即为不背法律，应即允准立案，无庸请商政府，以致多所转折。”还附议他们的言论：“若不速开国会，民心忿极，大祸必发。屡次遏抑民气，倘有不虞，民政部实难担此重任等语。”可惜孤掌难鸣，落得满腹牢骚：“各王大臣对于国会之态度，不独无真实赞成，且大有反对之意；即或敷衍缩短，亦迫于时势使然，将来必仍有阻力之发现。乃外间不知，犹殷殷企望，此则诚可悲悯者耳。”就此说来，甚至可把善耆径直划入立宪派之列。
相比立宪派，与革命派打交道，更能体现善耆的开明。对于革命党人，执政者无非剿灭与招抚两种办法，前者一般称作强硬派，后者一般称作温和派，在温和派中，善耆的怀柔之道，简直无所不用其极。譬如任用革命党人程家柽、谷思慎为幕僚，程、谷二人不只是同盟会员，同盟会成立之时，程家柽负责外务部，谷思慎负责经理部，堪称革命领导人，善耆唯才是举，照用不误。
善耆延揽程家柽，还有一段故事。据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
……前清肃亲王善耆，其时于亲贵中特负盛名，闻君（程家柽）莅京，以为学界魁杰，当引之为自重，遂多方招致，备道倾慕，言将藉君通款中山，愿效革命先驱，言之殷勤，靡不娓娓动听。君知其排汉之心，较铁良为尤甚，非与蛇委，不能以拥护吾党，而北方无进行之望，乃伪与相结。
宋教仁此文作于1912年，有马后炮之嫌。就清末而论，善耆于满汉之分并无成见，遑论“排汉之心”；不过，要说善耆有意借助程家柽私通孙中山，“愿效革命先驱”，这也高估了他的觉悟。有例为证。1908年，善耆派程家柽赴日本东京，给同盟会总部送去三万元，其用意，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是示好于革命党，希望停止革命行动，和他一道建设宪政；二是“以尽友谊，声明绝无条件”。无论哪一种，都难达到“愿效革命先驱”的政治高度。好玩的是，对于这笔巨款，同盟会内部同样有些争议，有人认为“虽渴不饮盗泉”，有人认为只要用于正途，但收无碍，最终还是接受了，投入革命，正所谓吃政府的饭，砸政府的锅，拿政府的钱，革政府的命。
除了引用革命党人，当革命党人酿出事端，善耆往往主张宽大为怀，从轻发落。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军起义，失败被捕，朝廷震怒，决意严惩，有人提出：“宜处徐党以严刑，夷其九族，以戒后之为逆者。”善耆闻讯，坚决反对。他认为对付革命党，一要“刷新政治，以去党人口实”，二要“宽容党人，开其自新之路”，“夷灭九族，非文明之法制，而酷刑尤伤宽仁之德。彼革命排满之徒，已心甘鼎镬，不畏一死，酷刑重罚，已难禁其逆谋。何若将该逆正法外，其亲眷戚族，均勿连累，以示朝廷德泽之厚。”
说到对徐锡麟的处罚，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扮演了另一种角色。他收到徐锡麟刺杀恩铭的消息，急电安徽布政使冯煦，拟参张汶祥刺马新贻案之例，将徐锡麟“剖心致祭”。冯煦力持不可：“斩首，国法也；挖心，私刑也。不得以私废公。”可惜他缺乏善耆的能量，难挽大局。徐锡麟最终被挖心剖肝，恩铭的亲兵取其心肝，炒菜下酒，为主子报仇。在此，善耆与端方，哪个更开明，一目了然。当然端方的表现，一来与其职位有关，安徽是他的辖区，恩铭是他的属下，他必须有所表示；二来还有一个原因，徐锡麟供状称：“蓄志排满已十余年矣，今日始达目的。本拟杀恩铭后，再杀端方、铁良、良弼，为汉人复仇。”端方恰在黑名单之上，不由得他不愤怒。
徐锡麟死后三年，汪精卫等在北京行刺摄政王载沣未遂而被捕。法部尚书廷杰等主张处以极刑，善耆力争，并说服载沣，最终判处终身监禁。如此行径，使他背负了“通革命党”的嫌疑，以致波及仕途，从炙手可热的民政部，贬到理藩部这样的冷衙门。那么，“善耆与党人通”
（慈禧语）
的说法能否成立呢？这首先得看“通”的内涵。善耆的确在任用、联络革命党人，甚至送钱、帮忙减刑，不过仅止于此。1907年，章太炎书生气发作，致信善耆，邀请他加入同盟会，参与革命事业，所秉持的名目自然不会是权位
（“二王三恪之号”）
，而是历史地位
（“千载而下，睹其史书，瞻其铜像，然后贵耳”）
。此举则在挑战善耆的底线，他回话称“不愿入盟，但愿相助”，只能视作客套话。
其次得看“通”的目的。善耆交通革命党人，并非认同革命理念，向往革命精神，他考量的不是革命大义，而是国家兴亡，或者说政权的稳定性。在他看来，革命党人杀之不绝，严刑峻法绝非上策，与其堵塞，不如疏导，与其压迫，不如分化，于是才有了他与革命党人的各种勾兑。与此相应，革命党人如程家柽投奔善耆，目的在于“游说中央军队及大政治家，冀一举推翻政府”；“满清政府利用我侦探革命党的内情，我反过来利用他们取得金钱，送给民报社为革命尽力。”这好比一笔政治生意，双方各怀鬼胎，各取所需，无关观念，无关忠诚。
善耆坐姿照
再以端方为例。据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端方在美国旧金山考察宪政期间，曾约他见面，二人之间有一段非常好玩的对话：
端：“我未来金山，即读汝在《大同日报》所作之文，我语汝，从今以后，那些话都不要讲了。”
刘：“我不知指所讲何话？”
端：“就是你讲的那些话。”
刘：“没有讲什么。”
端：“就是你天天讲的那些话。”
刘：“我天天并未讲什么话。”
端：“你自己还不明白，就是你讲出口的那些话，你也明白，我也明白，从今以后，都不要讲了；同是中国人，一致对外，此次考察回国，必有大办法，老弟，再不要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