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侃如冯沅君：朴学、史学、美学融合的珠联璧合 | 郭英德

文史哲杂志 · 公众号 · · 2025-02-11 18:30

正文

摘要

新近出版的十五卷本《陆侃如冯沅君合集》，收录了著名文学史家陆侃如先生和冯沅君先生的绝大部分著述，显示出两位先生著述之富，学问之广，识见之深，笔力之健。陆先生和冯先生一贯重视史料考证，擅长于“以治经子的态度”，深入细致地考证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作品的篇章字句、撰写年代和作家的生平事迹。在现代学术思想的影响下，陆先生和冯先生自觉地提倡以“历史的眼光”研究文学现象，在文学史研究中表现出独特的历史观念和宏阔的历史视角。陆先生和冯先生往往以过人的审美眼光和鉴赏力，去透视、发掘、阐释中国古代作家的人格风貌和作品的艺术魅力。朴学、史学与美学的珠联璧合，正是陆先生和冯先生一生学术著述的鲜明特色。

作者 | 郭英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原题 | 朴学、史学与美学的珠联璧合——《陆侃如冯沅君合集》读后

原载 |《文史哲》2013年第6期，第93 -98 页

迎着书房窗户洒入的一片清亮的秋光，我坐在书桌前，仔细翻读袁世硕、张可礼两位先生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十五卷本《陆侃如冯沅君合集》（以下简称《合集》），心中奔涌着难以言表的惊讶与钦敬。

《合集》收录了著名文学史家陆侃如先生（1903-1978）和冯沅君先生（1900-1974）的绝大部分著述，包括学术论著和文学作品。《合集》中的一些著作，如《中国诗史》、《南戏拾遗》、《古优解》、《中古文学系年》、《古剧说汇》，以及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陆侃如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集》、《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等，我在二十多年前早就阅读过，有些论著还阅读过不止一次。说我是“读着陆先生、冯先生的书长大的”，这话一点儿不假。

我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古代戏曲小说，所以冯先生的大著对我的影响更为显著，甚至对我的学术研究产生过直接的滋养。比如，冯先生发表于1948年的大作《唐传奇作家身分的估计》（《合集》第十四卷），统计和分析了60种唐代传奇与杂俎的作者的身份考察了传奇与唐代科举所造成的新社会阶层的关系，进而深入探讨这个新社会阶层的生活情趣和思想状况，揭示了唐传奇兴盛的社会原因，论述了传奇的特点与这个新社会阶层的内在联系。全文结构极为精到，论述相当深入，文笔简洁明快。三十年前，当我修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就曾“模仿”这篇文章的思路和结构，撰写了《元杂剧作家身分初探》（《晋阳学刊》1985年第4期）一文。我曾经以此为例，告诉我的研究生，学术研究就像书法学习一样，是需要“临帖”的，尤其是名家法帖，不妨“学而时习之”，你能深切地感受到，这的确是“不亦说乎”的。

而这次一本一本地阅读十五卷本的《合集》，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学而时习之”的“精神旅游”。在阅读之余，惊讶与钦敬之情如潮涌般在我的胸中激荡。步入陆先生和冯先生以一生心血建筑的学术殿堂，我由衷地感叹，两位先生著述之富，学问之广，识见之深，笔力之健，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

在1947年撰写于沈阳东北大学的《中古文学系年·序例》中，陆先生指出：“文学史的工作应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是朴学的工作——对于作者的生平、作品年月的考订，字句的校勘训诂等。这是初步的准备。第二是史学的工作——对于作者的环境、作品的背景，尤其是当时社会经济的情形，必须完全弄清楚。这是进一步的工作。第三是美学的工作——对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加以分析，并说明作者的写作技巧及其影响。这是最后一步。三者具备，方能写成一部完美的文学史。” （《合集》第十卷）阅读《合集》，我们强烈地感到，朴学、史学与美学的珠联璧合，这正是陆先生和冯先生一生学术著述的鲜明特色。

1943年，陆先生为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一书撰《序》，指出：“五四运动时代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并且认为清代朴学方法含有科学精神，故二十年来文史研究都注重于史料的考订，渐渐成为风气。”（《合集》第八卷）的确，受到清代朴学思潮和20世纪20年代以来胡适（18911962）提倡的“整理国故”思潮的波染，陆先生和冯先生从治学之初开始，就一直明确地主张并且自觉地实践“以治经子的态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南戏拾遗·导言》，《合集》第四卷），将中国文学史、中国戏曲史研究奠定在坚实可靠的文献基础上。

在文学史研究中，陆先生和冯先生一贯重视史料考证这一“朴学的工作”。1926年，陆先生为游国恩《楚辞概论》撰《序》，分析“近来”“中国无好的文学史”的原因时，就明确指出史料考证的重要性，说：“若不注重考证，取材必不可靠。”（《合集》第六卷）

因此，陆先生和冯先生研究诗文，总是擅长从具体而微的篇章字句、作家生平、作品年代的考证入手，步步为营，脚踏实地。 如陆先生撰写于1922年的《读〈读楚辞〉》一文（《合集》第五卷），针对胡适否认《天问》、《卜居》、《渔父》为屈原所作的观点，立足于史实的审慎考证和文本的细致分析，肯定此三篇是屈原的作品，认为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记载是靠得住的。这个观点有理有据，因而得到学术界的认可。1923年4月，陆先生完成《屈原》一书（《合集》第五卷），其中《屈原评传》引用有关古籍近百种，“考证占十分之七以上。因为前人对于作品的真伪及时期都不甚注意，故特详细讨论”。书中《屈原集》十一篇，由于屈原作品“各篇的错简及错字是很多的”，因此陆先生“多所改正”，撰写了详细的《校勘记》。有鉴于“通行本所注古音，谬误实甚”，陆先生又“根据清代学者们研究的结果，作《古音录》以正之”（以上引文均见《屈原·序例》）。可见，陆先生是先把屈原的生平、著作及古音都搞得清清楚楚，然后再进行深入的屈原研究。同样，冯先生研究两宋词，也曾对周密、张炎的家世、生平、词学渊源，一一加以考论，发表了《周草窗年谱》、《周草窗朋辈考》、《周草窗词学之渊源》、《玉田先生年谱》、《玉田家世与其词学》、《玉田朋辈考》等文章（《合集》第十二卷），以此为基础展开对周密、张炎词学成就的研究。

陆先生和冯先生研究戏曲，也总是特别看重曲文辑佚与曲家、曲史的考证。 1936年，他们以新发现的《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抄本为依据，在赵景深《宋元戏文本事》和钱南扬《宋元南戏百一录》的基础上，新增、订补南戏剧曲115种，撰成《南戏拾遗》一书（《合集》第四卷），由哈佛燕京学社于1936年12月出版 ^（ ⁴ ^）。该书的着重点“不仅在辑佚，尤其在本事的寻索。或据古籍的记载，或据同题材而现存的剧本或小说，或据残曲本身”；“各戏本事不全可考，其可考者，我们尽量加以说明。材料短者引原文，长者作提要”。同时，遵循文献学的基本方法，该书“所引书必详注版本及页码，以备复检”（以上引文均见《南戏拾遗·序例》）。在进行中国戏曲史研究时，冯先生特别看重历史现象的切实考证，以此作为切入中国戏曲发展史的起点。她先后撰写于1936年和1945年的《古剧四考》和《古剧四考跋》（《合集》第十三卷），包括《勾栏考》、《路歧考》、《才人考》、《做场考》四部分，以翔实的史料和精密的考证，丰富和发展了王国维《宋元戏曲考》里的相关论述，大大推进了宋、金、元戏曲史的研究。

陆先生和冯先生在研究文学史时，始终主张从作者生平事迹和作品年月考订入手。1925-1930年撰写《中国诗史》时（《合集》第一、二卷），他们就自觉地把胡适的“历史癖”及“考据癖”应用于史实的梳理。因此，《中国诗史》全书中有着大量的考证文字，这成为该书的鲜明特色之一。20世纪40年代陆先生编撰《中古文学系年》一书（《合集》第十、十一卷），以“系年”的著述方式，依次将中古时期400年间152位文学家的生平事迹、著作篇目，按年考定排列，钩沉辑佚，考证辨疑，并辅以大量相关的社会背景资料，从而奠定了中古文学史研究的坚实基础。这部著作中的大部分资料都是陆先生第一次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世说新语》、《文选》、《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等史、子、集著作，以及后人的考证、补注、集解、会注等浩如烟海的数百种古籍中，一一爬梳出来的。而且，陆先生并非简单地照录古籍，而是通过细致深入的查证，纠正了古籍记载中的不少错误。书中经常可见类似的批评，如：《后汉书》卷三十五《曹褒传》的“从驾南巡”，“当系北巡之误”；“《十八拍》的伪托，大约在唐宋间，所以宋史方著录，而黄庭坚也被欺骗了”；等等。由此可见陆先生用功之勤，观察之细，钻研之深。

20世纪60年代初，陆先生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仍然先从史料辨析、考证入手，撰著《文心雕龙选译》（《合集》第七卷），对《序志》、《原道》、《征圣》等二十五篇进行了解题、翻译和注释，充分尊重原文，力戒随意发挥。

时至今日，陆先生和冯先生“以治经子的态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所取得的成果，仍然是研究中国文学史、中国戏曲史的真金良玉，在学术史上闪烁着熠熠辉光。在学术史上，“朴学的工作”如何为“史学的工作”和“美学的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我们不难洞悉底蕴，启发思考。

在陆先生和冯先生步入学术研究领域的20世纪前期，正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史学蓬勃发展的鼎盛时期。仅以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组织编撰的《中国文化史丛书》（3辑41种）为例，我们就可以看出，撰写新型的历史著作，已经成为学术界的风会趋向。在现代学术思想的影响下，陆先生和冯先生也自觉地提倡以“历史的眼光”，把文学现象“当做一个有机体，不但研究它本身，还研究它的来源和去路”（陆侃如《〈楚辞概论〉序》，《合集》第六卷），并进行了大量的学术实践。

任何有意义的史学研究，都是以独特的史学观见长的。1931年，陆先生和冯先生合撰的《中国诗史》，分上、中、下三册，由上海大江书铺于1月、7月、12月陆续出版（《合集》第一、二卷）。该书的内容体现出一种独特而大胆的诗歌史观：描述中国古典诗歌几千年的演进历程，于先秦只述《诗》、《骚》，两汉只述乐府，三国两晋南北朝只述五言，诗只述至唐，词只述唐五代两宋，宋以后只述散曲。

《中国诗史》这种由诗体演进线索所构成的大胆而新颖的诗史序列，实源于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观点，而王国维的观点又本于清人焦循《易余龠录》卷十五中表述的文学史观，即：“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焦循虽然未将这一文学史观付诸实现，但是他所表达的这种文学史观，却鲜明地体现出以文体变革作为文学史脉络的“通变”思想。

藉助于焦循、王国维这种“通变”的思想，陆先生和冯先生鸟瞰中国数千年诗歌发展史，认为：“中国诗歌变迁的第一关键在汉，第二关键在唐。” （《中国诗史·导论：中国诗史的材料与分期》）据此他们将中国诗史分为古代（先秦至汉）、中代（三国至六朝）、近代（唐以后）三大时段。古代卷叙述《诗经》、《楚辞》及乐府；中代卷叙述五七言古、近体诗及此一时期的代表性诗人、诗人群体；近代卷则专叙唐五代两宋词及元明散曲并介绍代表性词人、散曲作家，而不旁涉同一时期的其他诗体。全书不仅描述了每一时段新诗体代兴、旧诗体衰落的历史现象，而且阐明了每一时段新诗体艺术形式上的变化及其主要特点。由此可见，《中国诗史》并无意于建构一部完备的中国诗歌通史，而是着意描画在文学史家特殊观念统辖、特殊视角观照下的中国古代诗体的代兴史，从而体现出文学史家鲜明的主体意识和现代意识。

史学研究还要求研究者具有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不仅通观古今，而且贯通中外。 20世纪40年代初，冯先生致力于古剧探源，撰写了《古优解》、《古优解补正》、《汉赋与古优》等一组论著（《合集》第四卷）。这组论著“借石他山来做古优的探讨”（《古优解·引论》），兼融中西学术成果，从社会、历史、心理、生活习尚等方面考察古优的起源，认为“古优的身分是奴隶”；又从古优的形体、智力、服装、社会地位、生活等等方面具体地考察古优的特征，论述古优的社会职能，并进而探究古优的流变、影响。这组论著资料全面，考证详备，论述精要，既是堪称经典的艺术史著述，又因其深邃的学术眼光和通达的历史思维，兼有社会史、文化史著述的性质。这组精彩的学术论文，直到现在还持续地激发新的学术思考。

史学研究，还要求研究者既擅长以大观小，也着意于以小见大，将宏观的历史审视与微观的作家研究相互贯通。 例如在《古剧四考跋》十三《才人考：关汉卿的年代》一文里（《合集》第十三卷），冯先生不仅以丰富的相关史料回环考证元杂剧作家关汉卿的年代，而且以文学史家的眼光敏锐地指出：“就文学史上种种实例来看，作家写作质量的优劣多寡，往往不独取决于作者的天资学力，同时又决定于他所处的时代。如果他们处的时代正是他们所采用那种文体的盛年，他们的作品常是‘旨且多’；否则反是。申言之，由一些作家作品质量的优劣多寡上，我们可以窥见他们所采用那种文体的盛衰。”由这一历史的“定律”来看，元代的元贞、大德年间杂剧极盛，那么“关汉卿这个伟大的剧人自然以属于此时为最合理”。

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著述中，陆先生和冯先生更为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联系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背景，深入论析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及一些重要的文学史现象。如陆先生强调：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过去的伟大作家”（《论古典作家的宇宙观和创作方法的矛盾》，《合集》第八卷）。冯先生提倡：“我们应该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对待文化遗产。”（《怎样看待〈窦娥冤〉及其改编本》，《合集》第十四卷）在具体的文学史研究中，陆先生和冯先生得出的一些结论也许并不都是可取的，但是，他们对文学的历史批评语境的高度重视，却鲜明地体现出那一代中国文学史家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值得后人尊重和景仰。

当然，文学毕竟是审美的艺术，从美学的角度透视、发掘、阐释文学自身蕴含的艺术魅力，“对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加以分析，并说明作者的写作技巧及其影响”，这应该是任何一位文学史家的“本职工作”。这种“美学的工作”，虽然是“文学史的工作”的“最后一步”，但却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一步，因为只有迈出这一步，研究者才算真正步入文学史独具风貌的审美殿堂。

因此，在中国诗史的分期问题上，陆先生和冯先生既不是根据传统的朝代更替，也不是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联系，甚至不是根据社会发展各个不同阶段的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而是采取了一种比较单纯的美学的标准。他们根据各时代诗歌的句法与韵律的宽严，语言的“雅”或“俗”、朴质或工巧，而分为“诗的自由史”（即古代诗史）、“诗的束缚史”（即中代诗史）和“诗的变化史”（即近代诗史）等三个时期。同时，“每大时期还分为四小时期，因为作风有变动，不能不分开。每一小时期即以代表诗人之名名之，如陶潜或苏轼，或以流行的体裁之名名之，如乐府或散曲”（以上引文均见《中国诗史·导论：中国诗史的材料与分期》，《合集》第一卷）。这种独特的历史分期观，体现出陆先生和冯先生与众不同的史学与美学相结合的学术视野。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诗史》中（《合集》第一、二卷），陆先生和冯先生超越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感悟式品评和点评式分析的方式，对重要的诗人、词人、曲家的评述，大都联系其身世经历，从美学的角度，细致深入地分类解析其作品之文化内蕴、人格情操和风格特征，从而鲜明地体现出现代文学批评、尤其是审美批评的特征。

在《中国诗史》中，陆先生总是注意从美学的视角，揭示作家的审美情操和作品的艺术风格。这种审美批评如散金碎玉，随处可见。例如：

陆先生论屈原《离骚》说：“其中前后也许有重复处，然而感情之浓挚，词句之秀丽，其他诗人实难望其项背。”

评析汉乐府《鼓吹曲》中既有颂诗、情诗，也有写战争的、写田猎的、写饮宴的篇章，陆先生说：“在技术方面，若是描写则色彩异常浓厚，若是抒情则情感异常热烈。在形式方面，则一切都极自由……每字不限平仄，每句不限字数，每篇不限句数，句末不限用韵……虽是没有韵，然读起来仍觉章节浑成。”

论及王维诗作的特点时，陆先生指出：首先，“诗人最爱用‘静’字”，“惟其能静，故他能领略到一切的自然的美，而成陶潜以后唯一的伟大的自然诗人”。其次，王维“长于描写自然的美”。如《赠裴十迪》诗说：“风景日夕佳，与君赋新诗。澹然望远空，如意方支颐。”“这四句是王维的自画像——一个闲静的诗人，在鉴赏自然的美。”第三，“王维以五言著称，而尤长于短诗”，这是因为“五绝的体裁最适宜于写一刹那的影像”。

在《中国诗史》中，冯先生对宋词的论析，也大多体会细致，论述精辟。她尤其擅长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发掘作家风格的因袭与创新、共性与个性。 例如：

论黄庭坚的词，冯先生指出：“他的词实无什么显著的作风，他是位依违在苏轼、柳永、秦观三人间的作者。大约黄词的豪放处近苏，艳冶便俗处近柳，婉媚处近秦。”并进一步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大约黄庭坚少年时喜为艳语，所以词多近柳秦，晚年备历忧患，多颓放之作，故又类苏。”据此，冯先生对黄庭坚词作出精辟的审美判断：“但他学苏而未得其清旷，学柳而未得其详赡，学秦而未得其深切。”

论周邦彦的词，冯先生先举出他与柳永相近的五个特点，即：演小令为长调、长于铺叙、多涉狎媟、多用俗语、喜作颂谀的词；进而归纳周邦彦的特殊作风，在于辞句精炼、风骨遒劲。尤其是论析周邦彦“袭用前人的辞句”而“独能新警”的原因，冯先生指出三个方面，即运用自然、推陈出新、取材适宜，可谓条分缕析，鞭辟入里。

陆侃如冯沅君：朴学、史学、美学融合的珠联璧合 | 郭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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