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光 | 妈妈的回忆

的妈妈，李炳英，1933年8月26日出生于山东省招远县单家村。

妈妈的妈妈，我的姥姥，是个刚强的女人。当年，姥爷闯关东，到哈尔滨当木匠，妈妈出生两年后失去联系，不知所终。姥爷留下了五间瓦房、七亩地、半头驴（与邻居合养的一头驴）。姥姥是一个小脚女人，又种地，又织布，兼做一些小买卖，硬是一个人将两个孩子培养成了教师。妈妈说她就是爱读书，但是家里穷，供不起，而且当时的人认为女孩子读书没用。她求姥姥，求舅舅，求所有能帮她说情的人，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妈妈断断续续地读完了村小和完小，最终毕业于招远县第一中学。记得姥姥曾自豪地告诉我，妈妈是当时全县学历最高的女人之一。

我的爸爸，康进敬，1930年2月9日出生于山东省招远县前康家村，十六岁入党，1958年8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1955年，爸爸妈妈结婚，结婚照上的日期是：1955年8月19日。1957年，大姐在招远县出生。1958年9月，爸爸被分配到沈阳中央警校任教。1959年11月，妈妈从山东调到沈阳，在沈阳市皇姑区淮河街小学任教，1964年9月调到沈阳市皇姑区松花江小学，一直工作到退休。二姐和我分别于1960年和1963年出生于沈阳。姥姥一直帮助妈妈带孩子。我们三姐弟的幼年都是在姥姥的呵护下度过的。爸爸工资“很高”，行政十七级，每月九十七元，加上妈妈的工资，五口之家的生活很宽裕。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但是，这种美好在1971年戛然而止。1971年12月29日，胃癌夺走了爸爸，终年四十一岁。我的妈妈和她的妈妈一样，一个人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含辛茹苦把我们拉扯成人。

爸爸临走时买了一台缝纫机，对妈妈说：“以后家里没那么多钱了，不能再买衣服了，要自己做衣服给孩子们穿。”妈妈没有辜负爸爸的嘱托，学会了做衣服。在那段艰难的时日里，我们的穿戴毫不逊色于任何家庭的孩子。妈妈还利用下班时间给别人做衣服，妈妈说，给人家做件衣服，再求人办事就方便了。

爸爸走时，大姐只有十四岁，但是几乎承担了全部家务，洗衣、做饭、买菜。二姐负责打扫卫生，家里永远干净整洁，一尘不染。我的任务是倒垃圾。我们三个感情很好，平时相互照顾，危难之时鼎力相助，从来都是倾其所有，不遗余力。正是亲人之间无条件的支持，才使我们度过了一个个难关，没有一个人被天灾人祸击倒。

妈妈是孝顺的女儿，对姥姥体贴备至。不论自己的生活如何拮据，每年总要给姥姥十几、二十块钱。在那个匮乏的年代，姥姥是村里“最有钱”的老人。

妈妈是一位小学教师，兢兢业业，年复一年，终其一生，从未改变。1987年12月23日，在退休前半年，妈妈回顾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她在“个人总结”中写道：“自从一九五四年七月由山东省招远县第一中学毕业，到今天已有三十四年了。三十四年里，我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时间都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我时刻不忘教师的职责就在于教书育人，培养品学兼优的学生是教育工作的根本目的”，结尾，她深情地写道：“我所取得的工作成绩和领导的支持、同志们的帮助、党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我始终如一地拥护党、信任党。面对改革的洪流和一日千里的巨变，我对自己的祖国充满了信心。走了五十多个春秋的历程，而今我的学生已是桃李满天下！看到他们愉快地生活，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当我即将告别我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教育事业时，这是我能得到的唯一的安慰。”

妈妈半生坎坷，幼年丧父，中年丧夫。苍天有眼，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多年，妈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她老人家自己也感到很幸福。她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快乐健康地活着，不给你们添麻烦。”想到妈妈有一个幸福的晚年是我此刻最大的安慰和幸福。人到中年，压在我心头的最沉重的担忧就是自己走在妈妈的前面，不能保证妈妈晚年的幸福，不能为妈妈送终。如今这份担忧终于消失了，此刻充溢我心中的既是由衷地欣慰，又是难以言尽的痛楚。

963年2月15日，我出生在沈阳，十八岁离开沈阳，大学毕业后又在沈阳工作了四年，然后再次离开，定居北京。但是，我对沈阳的感情是最近二十年培养起来的。此前，我一直把山东视为自己的故乡。

小时候最快乐的时光是假期和妈妈一起回山东老家。那时候，舅舅当林业队长，果园里总有吃不完的水果，国光苹果、香水梨、海棠果、葡萄……果树下还有花生，秋天的新鲜花生有一种别样的香甜。村东边有一条河，河水很清，我们在河里洗澡，捉鱼抓虾。河滩很宽，被太阳晒得滚烫，赤脚不敢在上面行走。连着河滩的是大片的树林，树上的蝉叫成一片，从不间断，就像我此刻的耳鸣。一道沙土大堤把河与村子分开。我和妈妈都喜欢在大堤上漫步，几十年间从未改变。

夏日的夜晚繁星满天，人们聚在街口、路边，那里风大，凉快，男人聊天，女人借着煤油灯微弱的亮光编织桌布、床罩，卖给进出口公司，换点零花钱。蚊子很多，燃烧的艾蒿都赶不走它们，一团一团的，嗡嗡作响，直往脸上撞。姥姥会讲牛郎织女的故事，狐狸炼丹成精的故事，夜行人与狼周旋的故事，鬼打墙的故事，坟岗子上飘忽的鬼火……有人绘声绘色地说白天在山坡上看到一只狐狸一溜火线似的穿过山腰，没有任何人质疑，还有人随声附和。

三十多岁以后，我多次陪妈妈回到老家。有时，我们会在雨后的傍晚，打着手电筒，在树林中，在湿润松软的土地上、树干上，寻找带着泥土的金黄色的蝉的若虫。拿回家，用油炸，或是直接扔到灶坑里烧，还是那么好吃。几十年前的记忆都随着这熟悉的味道回到眼前。

小时候的沈阳，一切生活用品都凭票供应，每人每月三两豆油、半斤肉。每次从山东回来，都要背油、背面、背水果。舅舅心疼自己的妹妹、外甥、外甥女，即使自己家里吃地瓜、咸菜，也让我们把能背走的都背走，猪油、豆油、白面、苹果、梨、花生，能背多少背多少，毫不吝惜。

每次我们离开，姥姥从不哭哭啼啼，总是站在大路边，面带笑容，望着我们远去，一如她面对人生的一切打击和磨难。我最后一次见到姥姥是读大学的时候。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夏天，姥姥坐在院子门口的树荫里，穿着白上衣、灰裤子、黑色的鞋，一头白发，手里拿着拐棍。我喊着“姥姥”跑过去，但是姥姥已经不认识我了。表姐告诉我，姥姥只认识大表哥，大表哥对姥姥最孝顺。1984年，姥姥走了，我没有能回去给她送行。姥姥疼爱我，但是终其一生没有花过我一分钱。每念及此，内心的愧疚和痛楚无以言表。

爸爸去世之后，舅舅主动帮助妈妈抚养孩子，先是把大姐接过去住了三年，大姐回沈阳后，又把二姐接去住了两年。在舅舅家里，她们是被优待的对象，丝毫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

舅舅比妈妈大九岁。自从我工作挣钱之后，每年都要给他老人家寄些钱，从几百元，到一两千，再到五千，再到一万。每次回家都要给他置办一些日用品，从烟、酒、牛奶，到椅子，到手机，到电视机。上次回去，看到他行动不便，解手很困难，因为厕所在院子里，冬天一来，走过去不但艰难而且危险，我要给他改装房子，由于他的顽固抵制，没有成功。所有的亲人对固执的舅舅都是“爱恨交加”、无可奈何。

我很少梦到爸爸，也很少梦到姥姥，梦得最多的是舅舅，而且梦境几乎是一样的——我回到村里，住在当年的老房子里，舅舅住在他自己的新房子里，不知道为什么，近在咫尺，我却一直没有去看望舅舅，而且我还知道舅舅一直在埋怨我，每次到这里，梦就结束了。今年，妈妈走了，舅舅九十四岁了，住在当地最好的养老院里。今年，我要去看看他，过完春节就去。

妈妈走的时候，表姐、表哥、表妹都从山东赶来了。一见面，我们相拥而泣。他们的悲痛，发自心底，溢于言表。从我们两家的交往中，我真切地理解了血缘和家族的涵义。

小时候回老家，先乘火车从沈阳到大连，再乘船从大连到烟台，再乘长途汽车从烟台到招远县城，再搭乘各类交通工具——自行车、独轮车、两条腿——到单家村。我小时候又晕车又晕船，一想起车船就心生恐惧，但是什么都阻隔不断回老家的路。那时候，路上要两天一夜，但是每年都盼着回老家。如今一个半小时就飞到了，却几年回不去一趟。每年飞行几十次，去数不清的地方，见数不清的路人，说数不清的废话，却不能拿出一两天去看看真正的故乡和亲人！我这是怎么了？！

三个孩子中，妈妈最爱的是我，对我的期望最大，倾注的心血也最多。毫不夸张地说，我就是妈妈的一切。我在国防科技大学读书期间，水土不服，时常住院，妈妈千里迢迢赶到长沙去看我。在大连工学院读书时，有一次我写信告诉妈妈：我需要爸爸，想和他交流，可是爸爸早已离我而去，我感到伤感、疲倦和孤独。几天后，妈妈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流着泪对我说，我要是没了，她就没法活了。我感到深深地自责，从此以后“报喜不报忧”，把一切困苦都压在心底，独自承当。

我在北京安家后，妈妈来到北京，和我们一起生活。女儿出生后，妈妈帮我们带女儿。女儿上幼儿园之后，妈妈离开了北京。妈妈刚回沈阳的时候，恰巧赶上家里房子动迁，妈妈在姐姐家住不惯，住到老同事家中。闻听此事，我羞愧难当，立即赶回沈阳，租下一套房子，配齐家具，把妈妈安顿下来。而后又为妈妈装修新房。但是，新房不如人意，不便于老人居住。我又四处打探，终于找到一处位置好、园区好、户型好的房子，买下来，装修好，让妈妈住进去。妈妈对这套房子非常满意，一直住到离世。

妈妈生前对我们仨说，她的房子和首饰都留给孙女。我们遵从她的遗愿，把她的房子寄存在孙女名下。我们仨决定，这套房子不出售、不出租，保持妈妈生前的原样，作为我们三家聚会的地方。妈妈走后，我在这间房子里住了十天，然后才回到北京。在妈妈生前坐的沙发上，我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妈妈好像还坐在我的身边，还在和我说话，还在房间里走动，还在厨房里做饭，还坐在桌边和我一起吃饭……妈妈走了，不在了，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是，只要在妈妈的房子里，我就感到还是那样温暖，那样亲切，那样安详，那样从容，一如从前，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好像一切都没有改变。

我没有能够让妈妈和我一起在北京生活。此前这是我最大的愧疚，今后它是我余生最大的遗憾。我的两个姐姐在沈阳，她们承担起照顾妈妈的重任，尽心尽力，直至妈妈离世。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多回家。我在大学工作，每个暑假和寒假都回沈阳。有了女儿之后，总是带着女儿一起回去。在我度过的五十四个春节中，只有两个没有和妈妈在一起，一个是五岁那年在山东老家，一个是2002年在美国访学。为了减轻愧疚，我给妈妈买最好的房子，买最好的日用品，买最好的衣服，催促她去国内和国外旅游，雇保姆照顾她。每隔两三天我就给妈妈打电话，每次打电话，妈妈总是告诉我，她很好，姐姐们也很好，家里一切都好，叫我不要担心。她三次摔断腿，前两次，动手术时，她和姐姐都没有告诉我，直到手术结束甚至是出院时才告诉我。二十多年来，妈妈从来没有主动要求过我回沈阳看望她，总是说不要为她担心，注意身体，工作不要太累了。

妈妈非常疼爱她的外孙和孙女，但是最疼爱、最牵挂的还是她唯一的孙女。妈妈走后，我们打开她的保险柜，里面除了她自己的东西，就是孙女十几年前画的三幅画。我们又把这三幅画按照妈妈生前的样子放回到保险柜中。女儿的一岁和三岁是与奶奶共同度过的。上学之后的每个假期，无论是暑假还是寒假，女儿都和奶奶在一起。女儿和奶奶非常亲。有一天，不经意间，我在电脑桌面上看到女儿写的一篇作文。女儿写道：“最爱我的人是奶奶，我个子不高，爸爸妈妈总说我不长个，只有奶奶每次见到我都会快乐地说：‘我的宝宝又长高了！’”今年1月19日清晨，得知奶奶病危的消息，女儿没有说话，只是一直在流泪。在奶奶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拉着奶奶的手。她和我们一起给奶奶穿了丧服。这是她此生第一次给别人穿衣服。奶奶给我和女儿穿了无数次的衣服，我们俩一起给奶奶穿了最后一次衣服。只有一次！最后一次！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妈妈喜欢而且坚持按照农历（七月初六）过生日，这样一来公历的生日每年都不一样。年纪越大，妈妈越重视过生日，而且每一次都故意不告诉我们。有一年，我们仨都忘了妈妈的生日。妈妈生气了，想必也非常伤心，打电话逐一谴责了我们。为了不再犯同类错误，我们仨约定，任何人想起妈妈的生日都要及时通知其他两个人。从那以后，妈妈每年都有一个快乐的生日。

我们很少和妈妈争吵，与她的分歧和争执几乎都是因为“雇保姆”。这几年妈妈血压高，心脏也有一些小毛病，腿摔了之后行动也不便，我们不放心她一个人住，坚持请一位住家保姆。妈妈总是以各种理由把我们请来的保姆赶走。为此，我们与她发生了数不清的争吵。她们这一代人，穷了一辈子，省了一辈子，给自己花钱总是抠得要命。但是，给孩子们花钱却很大方。记得大学二年级时，我说想买一台计算器，妈妈给了我一百二十元钱，叫我买一台最好的。姐姐装修房子，妈妈一下子拿出九万元，毫不犹豫。妈妈走了之后，还留下了十五万元存款，我们把这些钱分给了她的外孙和孙女，希望他们能记住奶奶对他们的爱。

妈一生刚强，从不拖累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儿女，总是尽己所能扛起生活和命运施加给她的一切。2017年12月，妈妈在家中摔断了腿。动手术之前，要进行消炎，整整五天，不能站，不能躺，每天二十四小时半坐半卧。医生告诉我，老太太非常坚强，从来不喊不叫，甚至不呻吟，真是很少见。第三天我赶到医院，妈妈和我说话的时候还面带笑容。更换人工股骨头手术很成功，不到十天，妈妈就可以下地了。妈妈对我说，今年是她的本命年，这就是劫难，过了这一劫，她就过了“八十四”这个坎了。没想到更大的劫难还在后面。

2018年1月19日凌晨四点，我接到姐姐的电话。她告诉我，凌晨三点半，妈妈起床解手，对扶着自己的阿姨说头特别疼，阿姨问要不要叫大姐，妈妈说不用，然后就倒下了，再也没有醒来。很快救护车来了，经过心肺复苏，妈妈又有了心跳。进入医院之后，接上呼吸机，再也没有摘下来。我和姐姐不停地通电话。六点钟，我又接到医生的电话，告诉我，妈妈随时都会走，最好的结果是成为植物人。中午，我们全家到达沈阳，直接去了医院。我见到的妈妈已经没有了感觉，没有了意识，呼吸机发出呼呼的声响，七八条管子与身体连在一起，屏幕上不祥的数字不断跳动。妈妈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手和脚是凉的，朋友告诉我，这是不祥之兆。我一再问，妈妈会不会很痛苦，医生护士耐心地一再告诉我，妈妈已经没有知觉了，不会感到任何痛苦。但是，看到护士给妈妈清理口腔，换粘在妈妈嘴唇上的固定呼吸机塑料管的胶布，我的心还是不由自主地随着护士的每一个动作撕裂般的疼痛。

医生告诉我，继续治疗毫无意义，只会延长病人的痛苦，毫无用处地浪费钱财，而且让家人疲惫不堪。只要家属同意，医院就停止抢救。我的同学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老人都是为儿女在受苦，因为治疗对她毫无意义，只是让儿女获得内心的安慰。我知道这是理智的判断，事实就是如此。如果我是第三者，也会清晰而坚定地对别人这么说。但是，当我自己身临其境的时候，却无法做出理智的选择。

要不要继续治疗，要不要让妈妈成为戴着呼吸机的植物人？这是我面对的这一生中最艰难的选择。理智告诉我应该中止治疗。扪心自问，我是一个孝子，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且我的决定就是最终的决定，我也敢于面对任何人的质疑或指责。我在医院的院里徘徊，在寒风中徘徊。我问了自己两个问题：第一，如果由妈妈自己决定，她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她会选择停止对自己的治疗吗？此前妈妈确实曾经说过，在这种情况下，不要给她继续治疗。但是，真正到了生死关头她还会这么决定吗？我不知道答案。第二，如果把我和妈妈对换，躺在病床上的是我，妈妈要对毫无意义的治疗做出选择，我知道，我百分之一万地知道，她根本就不会有丝毫犹豫，她会不假思索地选择——“继续治疗”，即使倾家荡产，即使她会为此油尽灯枯，一切理智的考虑都会被毫不犹豫地抛弃。这就是“妈妈的选择”。这里只有“爱”，“无条件的爱”，没有任何其他考虑。我找到了答案——尽人事，听天命。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什么也不再想，回到抢救室，坐在病床边，握住妈妈的手，和她一起迎接命运的安排。

我的妈妈做出了此生最后一次选择。晚上八点，开始高烧，四十多度，一直降不下来，三个小时后，2018年1月19日二十三点二十一分，妈妈安详地走了，终年八十四岁。从发病到离世，二十个小时，不到一天，没有延续自己的痛苦，没有拖累一天儿女，也没有让儿女面对做出人间最艰难选择的困境。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为儿女着想，还为儿女做了最周到、最体贴的安排。而我自己却曾经认真地思考要不要中止治疗！痛定思痛，痛何如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