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灵奖获得者：我不用ChatGPT

文末附访谈视频

来源：中国青年报（2025-02-26  06版）

作者：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新玲

86岁的图灵奖获得者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在15个国家工作过，他说：“ 中国是唯一一个将改善教育作为优先事项的国家。 ”

从2011年起，他每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工作3个月，讲授计算机科学课程。他将课程讲义无偿在中国出版，唯一的要求是售价在30元以下，让更多学生购买起来没有压力。2017年北京大学开办“图灵班”，他制定培养方案，授课。和他接触过的不管是教授还是学生，都直接用“约翰”称呼这位可爱的老人。

2016年，他荣获我国为在中国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所颁发的最高荣誉——中国政府“友谊奖”。近日，北京大学智能学院副院长陈宝权教授与约翰，就年轻人的成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2024年11月20日，图灵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左）与北京大学教授陈宝权交谈。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新玲/摄

这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觉得现在计算机领域竞争太激烈了，“许多人认为受好的教育是为了获得高薪工作，可以有好的生活，这不是一个好的规划。现在大多数学生（学习）是由工作驱动的，这不能怪他们，因为现在的竞争太激烈了。”

“我与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交谈，询问过是什么样的规划导致了他们的成功？他们一般都说‘我没有规划’，因为‘没有规划’就是规划。”约翰向陈宝权解释，“如果一个令人兴奋的机会来了，有人会抓住它；如果这个机会不让人兴奋，他们就不理会了。所以 学生了解他们自己喜欢什么很重要。 ”

约翰回忆，在他所带的学生中，只有一位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当时，这名学生提出来放弃博士学位的时候，他力劝“你所要做的就是把你所做的写出来，我会批准，然后你获得博士学位，只用一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个学生说“不”，因为他收到了在科罗拉多州担任滑雪教练的邀请，并说这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我认为他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因为如果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可能会从事学术工作，也许会讨厌它，不会成功。因为他真正喜欢的是滑雪和当教练。”约翰一再强调，“人们应该做的是弄清楚自己喜欢什么”。

回忆自己的成长，他在几个阶段都体会到了兴趣的重要性。

“我在西雅图长大，父母都没有完成高中教育，但他们希望我有更好的生活。”父母给了他一个宽松的童年。

“我上小学时，早上9点开始上课，下午3点结束，中间还有一个小时做作业，所以下午放学我没有什么可以带回家的了。”约翰回忆，“父母告诉我，下午3点放学后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只要按时回家吃晚饭”。

约翰认为这是自己所受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必须找出我想做什么，然后专注于此”。

来到中国，他看到了中美两国小学的区别。在中国，他看到学生从早上8点开始上课，一直到下午5点半，然后回家写作业。晚饭后，有些父母还让他们上辅导课，“ 中国的很多孩子没有机会找出他们喜欢做什么，而这是教育中缺失的重要组成部分 ”。

约翰说他花了好几年才理解了中国的一些问题。他看到，中国一直在试图解决问题，比如“双减”，让孩子有时间玩耍和自我探索。但他也意识到，这不仅是教育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因为中国父母普遍希望孩子们在学术上成功。

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两位计算机专家，以表彰他们“在实现使用人工神经网络进行机器学习方面的基础性发现和发明”。

“一个国家要成功，不能每个人只做应用研究。有些人朝着（看似）疯狂的方向前进，偶尔他们中的人发现一些真正基础的东西，就能创造一个全新的领域，创造数百万的就业机会。”约翰看来，获得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杰弗里·辛顿就是这样的人。

2012年，辛顿的研究改变了人工智能研究的方向。因为之前都在试图基于逻辑进行人工智能研究，但几起几落没有真正进展，而辛顿的团队采用的是训练深度神经网络。深度学习从此从纯学术研究走向应用。

“现在在农业、生物学、医学、制造业等许多其他领域都有应用，辛顿的研究取得了成功，导致了整个人工智能研究领域都在使用深度网络。”约翰看来，这就是因为有人做了之前“没有人认为这是正确的事”。

他认为，这是基础研究的成果，他把基础研究定义为“做你好奇的事情”，不同于应用研究。

当然，辛顿的成功不是顺利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备受冷落，论文也不能公开发表。但辛顿一直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

对此，约翰说：“ 人只有一次生命，也不必成功，不是所有人都要去获得诺贝尔奖 ，很多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虽没有成功，（从另外角度）他们也成功了，因为他们有愉快的生活。”

他说，他总是试图告诉学生：“ 你只有一次生命，你应该享受它。获得教育的重要目的是找出你真正喜欢什么，然后专注于此。 ”

约翰高中毕业后，去了西雅图大学学电子工程，“我知道这是我喜欢的事情。我喜欢玩电路和搭建各种与电子相关的东西”。

相比更有名的大学，西雅图大学稍逊一筹，但是他认为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当陈宝权问起，他当时有没有考虑换一所大学时，约翰很坚决地说：“没有。因为我申请这所学校离家近，住在家里，不用操心吃饭、住宿。没有财务方面的担忧。”

毕业后他到斯坦福大学读博士，他上的第一批课程中有实验课程，这时他发现“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讨厌实验室，我决定要换专业，告诉导师这不是我想要学的。我想要学与数学有关的东西。”

后来，他找到了一位数学导师，并慢慢发现对阈值逻辑产生了兴趣。他还完成了训练两个阈值逻辑单元的网络，这篇论文是相当新颖的。

他说：“ 我学会了如何选择研究主题，这就是做研究的重要部分。 ”

约翰培养的学生中很多人卓有成就，“如果你读过我很多博士生的论文，会发现他们的研究不一定马上有商业价值，但他们学到的是如何进行研究，这让他们有了非常成功的职业生涯”。

“我的3名学生获得了图灵奖，其中一人还获得了基础物理学突破奖，仅次于诺贝尔奖。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成员。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博士论文中就做了突破性工作，而是他们 学会了如何进行研究和如何选择问题。 ”

约翰发现，他的学生会逐渐发现有些（最初的）想法不是他想做的，会修改方向，最后，能发现一些相当重要的东西。

“我从来不让学生帮我做研究，我的学生几乎都是3年博士毕业。因为 导师的作用是指导，不能让学生来帮助导师进行研究。 ”他说，他只是告诉学生，你要 选择一个让你最兴奋的问题。

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后，约翰打算获得大学教职。有一天，当他经过导师办公室时，被叫了进去。导师当时正在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教授打电话，他们都意识到计算机将变得重要，筹划开设计算机科学课程。

约翰当时还没有学术著作，但普林斯顿大学的人发现他对事情有好奇心，有探索精神，这正是他们想要的。

“接受这份工作有一些风险，我刚刚结婚，我和妻子不得不收拾行李搬到普林斯顿。”最重要的问题是，计算机科学课程教什么？因为当时没有这样的课程和教科书。普林斯顿大学的人回答，只需要看一些研究论文或者其他资料，并教授其中的内容。

在这些资料中，约翰发现了一些让他觉得兴奋的研究方向，“这就是我要教的，我做了笔记”。后来，他和班上的一个学生决定把笔记写成一本书《形式语言及其与自动机的关系》。“

这本书是对自动机理论、上下文、自由语言和可计算性的介绍。”约翰回忆。随后，许多大学意识到计算机会变得很重要，陆续创建了计算机科学系。

“虽然我的书可能没有那么好，但它是当时唯一的书，它在世界各地的课程中被讲授，这使我成为一名重要的计算机科学家。”约翰认为，这是偶然的运气，“我并没有打算成为一名计算机科学家。不小心成了其中一员”。

计算机用途越来越广，很快，他被任命为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 （NSB） 成员。

“如果我是搞物理学的，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工作，因为当时有数百名高级物理学家。但当时没有高级计算机科学家。所以我有很多机会做很多令人兴奋的事情。”

陈宝权说：“你进入了一个年轻、萌芽的领域，你几乎是第一批进入的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机会都是你的。”

约翰强调，“这都是偶然的，不是因为我的计划。”“ 我做了我喜欢的事情。这带来了我的成功。 ”

他在普林斯顿待了3年，后来他接受了康奈尔大学的邀请，与几位同事建立了计算机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