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 | “海辽”号归来：首义海轮带动飞机、海轮相继归来，支撑起新中国最初的航运事业

新中国成立前夕，一艘名为“海辽”的海轮船，冲破国民党在海上的重重封锁，历经八天九夜，从海外开回祖国，成为第一艘起义的海轮。受它的鼓舞，中央航空和中国航空公司的12架飞机、国民党招商局13艘海轮相继起义。它们支撑了新中国最初的航运事业。

“海辽”轮起义人员聚集在五星红旗下

1949年4月23日，位于上海外滩的招商局高级船员休息室里贴出了一张名为《非常时期国营招商局实行军事管理办法》的军令。军令由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颁布，宣布即日起征用招商局的船舶，抢运物资、撤退军队，并规定船员不得擅自离船，违者以军法论处。

这突如其来的布告，在招商局高级船员中间引起了一阵骚动。这意味着，招商局的船和船员随时都会被调往台湾。船员们将被迫与上海的家人分别，而重聚的日子却遥遥无期。

1949年春天的中国，正处于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攻克南京，拿下上海指日可待。蒋介石一边向汤恩伯下达死守上海6个月的命令；一边指挥他的残兵败将加紧撤退到台湾。对于大陆的物资，能搬的就搬，能藏的就藏，实在搬不了、藏不了的，就地破坏。

此时，国内最大的航运公司——招商局对于国民党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招商局创办于1872年，是中国近代第一家民办企业。创办之初，身为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只是希望它能解决清政府的漕粮运输问题。可谁也没有料到，经过几十年的风云流变，招商局成为那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为数不多的遗产之一。

抗战胜利后，按照国民党颁布的《接受敌伪船只办法》，凡敌伪的水运产业和船舶，均由招商局统一接收。此时，招商局也由官督民办变为官僚资本控制下的国营企业。到1948年，招商局拥有大小商船466艘，总计40万吨。对于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招商局无异于用来逃跑的两条腿。

此时，“海辽”轮正在上海港内进行岁修。船长方枕流也在这些看到军令的高级船员中。

对于有可能撤往台湾的命运，招商局的高级船员议论纷纷。有的人暗中庆幸自己能在共产党占领上海之前离开，更多的人则希望在这动荡的时局下与家人一起留在上海。

是去是留，方枕流心中举棋不定。在上海等待解放，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但他一走招商局势必会派别人来做“海辽”轮的船长。那么，在他心中盘桓多日的，率“海辽”轮在海上起义的计划就无法实施了。

看完布告后，方枕流来到招商局医务室，让医生为自己开具了一张“痔疮发作须立即手术”的病假单。而后他又鼓动其他被征用船的海员们，向招商局提出预发三个月工资作为安家费的要求。

方枕流想尽一切办法拖延“海辽”轮的出厂日期。实际上，他是在等一个人的来信。这个人叫刘双恩。

刘双恩是一个颇为神秘的人物。尽管现在所有参加过起义的老人都众口一词地说是他指导了“海辽”轮的起义，但没人真正见过他。“海辽”轮上唯一跟刘双恩有联系的人就是方枕流。

方枕流和刘双恩的交往最初要追溯到1939年。那时，刚刚从海关总署税务专门学校海事班毕业的方枕流被派往上海海关巡工司的“海星”轮上当驾驶员。此时，刘双恩也在这艘船上工作。

在认识刘双恩之前，方枕流是一个一心想走“技术救国”道路的青年。考入海关总署税务专门学校海事班后，他便刻苦读书，在这所全英语授课，而且对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学校中，方枕流最终以全校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

作为一个抱有技术救国理想的青年，方枕流对于航海技术有着一种痴迷的爱。他坚定地认为，自己这辈子就是要靠技术吃饭。就连他的藏书，也基本上都是关于航海技术的。

而现实的中国，却给了他一次次的打击。方枕流曾被临时调到“海澄”轮去旅顺装煤。那次，东北沦陷区人民做亡国奴的悲惨生活，给了他极大震动。于是，他愤然从沦陷区出走，千里迢迢奔赴重庆大后方。可国民党在大后方强拉壮丁的悲惨景象，又一次使他大失所望。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外国驾驶员又要回到中国海关船上。对此，方枕流非常不满。他认为，海关船队代表国家主权，怎么能让外国人掌握呢！于是，他发动中国驾驶员联名上书，反对洋人再进海关，但是这个爱国举动却被海关冷落，有人甚至认为，正因为海关里有外国人，才能保得住这个“金饭碗”。失望之极的方枕流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了信心，愤然辞掉了海关的职务。

那时，刘双恩是中共厦门地下党工委书记。他发现，这个与他相交多年的年轻人，不但是一位技术过硬的航海人才，而且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

此后，他向方枕流推荐了很多进步书籍。有一次，他还有意把方枕流的收音机调到解放区邯郸人民广播电台的频率。从此，方枕流开始收听解放区的广播了。

1947年，华夏公司成立。它是党在香港秘密建立的地下企业，负责从香港向东北运送战略物资和民主人士。华夏公司迫切需要一个政治上可靠、技术上过硬的航运人才。刘双恩成了最佳人选。

接到调令，刘双恩准备赴港。临行前，他第一次向方枕流公开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并对他说：“希望你的船能成为第一艘升起新中国国旗的船。”刘双恩的坦诚和信任，使方枕流非常感动。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从这一刻起，方枕流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并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

就在方枕流焦灼地等待指示的时候，一个陌生人敲开了他的家门。他正是刘双恩从香港派来送信的。

信里只有八个字：随船离沪，相机而动。

方枕流找来船上思想进步的报务主任马骏和大副席凤仪一起商议。“那时，我刚刚结婚，船长主张让我留在上海等待解放”，马骏向记者回忆，“我坚决不同意。就算死，我也要跟船长和大家在一起！”记者采访时是2008年，当年的毛头小伙已是一个86岁的垂垂老者，但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他仍然非常激动。

就这样，1949年5月19日，“海辽”轮满载着撤退的国民党工兵和施工材料，在解放军攻城的隆隆炮声中，驶离了吴淞码头。全船从船长到船员54人，无一携带家属。船员们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船长。在马骏看来，这都是缘于对船长的信任和爱戴。

方枕流是一个怎样的人？

在英式海军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方枕流，非常严肃。第一次见到船长时，马骏甚至不敢看他的眼睛。“他对下属非常严格，每次我从报务室跑来给船长送电报时，都要穿戴整齐。不然，船长会说：‘出去！穿好了再进来！’”

可时间长了，马骏发现这个表面冷峻的方船长，其实非常富有同情心。1948年7月，“海辽”轮跑上海到日本航线，遣送日侨回国。其时，抗日战争结束不久，人们对日本人恨之入骨，许多船员对船上的日侨拳脚相加。方枕流看到许多日本老弱妇孺境遇非常悲惨，便禁止船员的报复行动，还把一些老弱病残安排在条件较好的客房居住。这一义举，不但使日侨深为感动，船员们也受到了感召。

1949年9月5日，香港招商局突然接到“海辽”轮发来的电报。电报称，军差繁忙，动态难测，为了军运安全，请求进港多添燃油。

这个电报让香港招商局措手不及，他们还没来得及向“海辽”轮回复，方枕流已经驾着船驶入了香港锚地。实际上，这时“海辽”轮上的燃油还有两百多吨，足够连续航行半个月的。方枕流到香港当然不是为了加油，他是来找刘双恩的。

此时，“海辽”轮和其他被征用的招商局轮船已经离开上海三个多月了。这些日子，“海辽”轮一直往返于大陆和台湾之间，运送物资和残兵败将。方枕流明显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很快就会全线撤出大陆。说不定哪一天，“海辽”轮就有可能永远被扣留在台湾。那样，起义的计划将落空。怎么办？方枕流急切地需要刘双恩和党组织的指示。

8月底，“海辽”轮接到去黄埔港接运军队去海南岛榆林港的开航命令。在返航途中，方枕流决定驶入香港，联系刘双恩。

9月6日，方枕流来到香港南国酒家。他用事先约定好的接头方式找到了柜台里的一位账房先生，说自己是刘双恩的亲戚，专程从内地赶来看他。经过两天的焦急等待，刘双恩终于出现了。

方枕流向刘双恩汇报了船员的思想状况，并建议无论这次香港招商局命令“海辽”轮驶往何处，都要相机起义。

刘双恩对方枕流说，“海辽”轮是第一艘起义的商轮，政治影响很大，因此“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方枕流率船起义的计划得到党组织的同意。他把几个思想进步的船员召集到船长室，第一次公开了起义的决定。身为报务主任的马骏，就是其中之一。“虽然船长以前没说过要起义，但是我早就感觉到了。”听到船长的决定，马骏并不惊讶，他和大副席凤仪似乎早就在等待着这一天。

为了保证起义成功，他们仔细分析了船上海员的情况。马骏说：“那时候，船员们大多数都糊里糊涂的，只知道干活吃饭，对政治不敏感。但是他们信任船长，只要船长说的，大家都听。”

不过，有两个生火工不像其他人那样安分。那时候，上海已经解放。马骏经常收听解放区的广播，把上海的情况告诉大家。“船员们家都在上海，大家很关心上海的情况。听到解放军进城以后都睡在大街上，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大家都很高兴。”但生火工郑阿康突然跳起来，指着马骏说：“你为共产党宣传，一定是拿了共产党的津贴，我要去报告。”马骏也不示弱说：“我根据报纸上的谈谈有什么不可以？有种你就去报告！”

马骏的强硬把郑阿康吓了回去。蹊跷的是，第二天另一个生火工张承恩来到马骏房间，他要马骏起草一份把船开回上海的发起书，他愿意去船员中征集签名。马骏感到事情不那么简单。一个多次咒骂共产党的人，怎么突然要求回到解放区呢？其中必然有诈，马骏当即回绝：“我不会写发起书，要是让船长知道你搞这个名堂，不怕敲掉你饭碗吗？”  

讲起这段往事，马骏呵呵直笑，他说：“那时候，我不知怎么突然变聪明了！”

9月15日，马骏接到香港招商局发来的电报，命令“海辽”轮9月19日驶往汕头，运送军队去舟山群岛。方枕流感到起义的时机到来了。

就在半年以前，国民党装备最好、火力最强的军舰“重庆号”起义。当时，“重庆号”已经成功抵达解放区葫芦岛，并用树枝进行了伪装，但还是被国民党的侦察机发现了。在数架轰炸机的连续轰炸下，“重庆号”使用50多门火炮顽强抵抗，但最终还是被炸沉了。

军舰尚且如此，何况一艘时速仅10海里，且毫无还手之力的商船呢！商船起义危险是极大的，选择一条安全的航线是保证起义的关键。

起义航线示意图，红色是正常航线，蓝色是起义航线

方枕流和刘双恩对着海图，彻夜难眠。“海辽”轮走哪条航线，开到解放区哪个港口才能保证万无一失呢？经过反复讨论，他们决定，“海辽”轮离开香港后，立即向马尼拉航线南行，穿过巴林塘海峡，转向进入太平洋，然后在远离台湾东海岸的公海绕道北上，经日本海域，沿朝鲜西海岸北驶进入渤海，最后驶向大连。

此时大连港已经解放，由苏联红军接管，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即使知道“海辽”轮进了港，也不敢贸然行事。

“一旦国民党发现‘海辽’失踪，必然往北追，而这时我们却往南走，走到公海上再向北。整个航程都会沿着正常航线走，就算途中遇到船只，也会以为我们是开往日本的船。”至今，马骏都认为这个计划天衣无缝。

这条航线此前方枕流从未走过，而且那时既没有雷达也没有卫星定位，只能靠天文和陆标定位来确定方向。在这种情况下，贸然走一条不熟悉的航线非常危险。

“船长的本事大小就在这上面，全船的人都知道方船长的本事大！”马骏一边说，一边竖起了大拇指。

1949年9月18日上午，起义前方枕流和刘双恩见了最后一面。为保万无一失，他们又仔仔细细把行动的每一个细节重新梳理了一遍。

最后，刘双恩问方枕流还有什么需要交待的。方枕流掏出一张全家福照片交给刘双恩说：“万一我失败牺牲了，请组织上照顾我的家属。席凤仪、马骏的家属也一并托付。”

“当时，我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一起义失败就服毒自尽，绝不当俘虏。我们连毒药都已经买好了。”马骏说。

但刘双恩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他一再嘱咐方枕流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刘双恩担心方枕流经验不足，曾想上船协助他起义。但方枕流坚决不肯：“你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

一切就绪，就在方枕流准备起航的时候，却接到了香港招商局要求“海辽”轮与“海川”轮结队驶往汕头的命令。

同时，马骏收到了“海川”轮船长崔重华的电报。“崔重华的信里写：红姑将临，如何处之，请赐教。船长跟他是老相识了，一眼便看穿了他的诡计。”马骏笑着说。

原来，这个崔重华曾经在“海辽”轮做过大副。一次方枕流试探地问他：“万一有一天，我们在海上同时接到两方的电报，一个要我们向北开，一个要我们向南开，我们应当怎么办？”谁知崔重华恶狠狠地说：“谁要想把船开到共产党那里，我就把他扔到海里去。”后来方枕流才知道，崔重华的父亲是一个被解放区农民扫地出门的老地主。方枕流当然不会上他的当了。

为了躲开“海川”轮，方枕流向招商局谎称船上伙食冷冻机出现故障，需要延迟起航时间。谁知香港招商局又改变了计划，决定“海川”轮不开汕头，改驶黄埔。方枕流随机应变，利用香港招商局不确定“海辽”轮何时起航的心理，在19日下午招商局下班后，开出香港。

那时刚刚被提升为“海辽”轮三副的张慕忠记得，19日下午船长发出命令：任何人不许下船，随时做好起航准备。下午6时，在暮色苍茫中，“海辽”轮悄悄驶离了香港。

“船没有开的时候心里很紧张的，船开了，反倒平静了。”马骏老人这样向记者回忆当时的心情。

鲤鱼门信号台是香港港的大门，所有进出船只都必须向这里通报。船渐渐靠近鲤鱼门，港口信号台发来灯光信号，询问“海辽”轮，是什么船，到哪里去。

方枕流故意用手电筒而非信号灯，向信号台发出答复的灯语。手电筒灯语闪动得含含糊糊，一会儿说“我们……是……”；一会儿反问“看不清，请重发一遍”。就在这一来一回的周旋中，“海辽”轮已经驶出了鲤鱼门。

马骏告诉记者，之所以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起航，主要是为了争取一晚的时间。从香港到汕头200海里，18个小时就能到，而按起义航线绕道太平洋开到大连港却需要漫长的八天九夜，这巨大的时间差是起义的最大障碍。“19日晚上偷偷起航，20日早上再电报通知招商局我们已经离港，这样就可以争取到一个晚上的时间。”

就在“海辽”轮与鲤鱼门信号台周旋的时候，在港口外，刘双恩正密切地关注着这一切。

20日上午，香港和汕头招商局分别收到了“海辽”轮发来的当日起航的电报。但这时，海面上已经找不到“海辽”轮的踪影，在方枕流的指挥下船员们已经连夜把“海辽”轮伪装成“MARYMOUER”号。

按照起义路线，“海辽”轮要在大海上航行八天九夜。要想顺利躲过国民党的海面侦察和空中侦察，不进行船体伪装是不可能的。把船伪装成什么样子呢？开船前，这个问题让方枕流煞费苦心。

就在他无计可施的时候，突然在一家香港小书店里看到了一本国际轮船公司的《船名录》。他在书中看到英国莫勒轮船公司的船，外形跟“海辽”轮差不多。起航前，他让大副席凤仪向香港招商局领了很多油漆，准备在海上把“海辽”轮伪装成外轮“MARYMOUER”号。

夜色中，甲板上人影晃动，大家争先恐后地领了油漆和刷子开始伪装船体。这个平时需要几天才能完成的巨大工程，在不到八个小时的时间就完成了。

海上航行，完全靠电报与外界联系。一路上，马骏与报务员于振坤轮流值班，监听汕头、台北、香港三地招商局电台的通讯情况，并按常规和汕头招商局保持联络。

20日傍晚，“海辽”轮电告汕头招商局称：“主机滑动气门调解阀发生故障，在同安湾抛锚修理。”

此时，在华夏公司的“奥灵脱尔”轮电台上的刘双恩也收到了这一电报。按照约定，刘双恩知道，“海辽”轮已经起义了。他立即上报中央，并通知旅大区党委：“海辽”轮已起义，做好接应准备！

22日下午，“海辽”轮电告汕头招商局：“估计第二天可修妥。到港延期，甚歉。”

23日上午称：“预计可修妥试车”。下午又电称：“经试车，主机仍不能正常运转。”并电告主机在日夜抢修，预计明天可修好。同时询问，同安湾一带是否安全？

24日又发电：“正在自制零件，争取尽快修复续航。”

在几天之内，台北和汕头招商局连续接到“海辽”轮出故障，并在日夜抢修的电报，竟然一点也没有怀疑。此时，“海辽”轮已经航行了近5天时间，早已驶入了琉球群岛东面的太平洋中。

25日傍晚，马骏监听到台北招商局发给香港招商局的电报。电报称，“海辽”轮主机失灵，正在同安湾抛锚修理，不能应差，另派“蔡锷”轮驶汕替代，顺道去同安湾看一下“海辽”轮的修理情况，是否需要帮助。

“海辽”轮已经谎报修理5天了，难道台北招商局起了疑心？方枕流决定再给汕头招商局吃一颗“定心丸”，电称：“主机修妥，明日抵港。”

电报发出，“海辽”轮立即关闭发报机，只听不应，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26日，汕头和台北招商局通过电台反复呼叫“海辽”轮，却始终得不到回应。

这时，台北招商局意识到，问题严重了，紧急通电各船呼叫“海辽”轮，如有发现它踪迹的，立即报告。这等于是向海内外宣布：“海辽”轮失踪，发生事变！

“海辽”轮失踪的新闻一传开，招商局的船长们都猜出了它的去向。当时在汕头的“海辰”轮船长张丕烈对身边人说：“方船长走了，听不到了！”

9月28日凌晨，在山顶上瞭望的中共中央驻旅大办事处主任徐德明发现了经过第二次改装的“海辽”轮。这时，“海辽”轮已经变成了挂巴拿马旗的“安东尼亚”号了！

经过八天九夜的惊险航程，“海辽”轮终于驶进了解放区大连港的锚地。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57分，为了能收听下午三时开国大典的广播，“海辽”轮提前三分钟升起了五星红旗。

10月24日，毛主席发来贺电——

“海辽”轮方枕流船长和全体船员同志们：

庆贺你们在海上起义，并将“海辽”轮驶达东北港口的成功。你们为着人民国家的利益，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脱离反动派而站在人民方面，这种举动，是全国人民所欢迎的，是还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本控制下的一切船长、船员们所应当效法的。

毛泽东1949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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