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磬
（旅欧媒体人，欧罗万象成员）
“你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会大老远地跑来约旦，对我们感兴趣？”
直到我离开约旦好几个月之后，脸书上仍会时常收到来自黎凡特地区的好友申请。他们许多是我在约旦工作时结识的朋友——记者、政客、NGO工作者；更多的时候，是叙利亚难民。在短暂的寒暄之后，文章开头的这个问题常会换着形式尾随而来，带着一丝窥探的色彩：在白人和阿拉伯裔占了绝对主导的安曼NGO圈，“那个活跃过一阵的中国人”，有点意思。
受可成师兄之邀，来分享一个关于我过去一份工作的故事。这份工作让生在中国、旅居欧洲的我得以远赴中东，并跟“难民”这个人群产生了关联。这份工作仍与媒体相关，却又与我一直以来习惯的记者身份相去甚远：不再只是以“旁观者”的视角来审视和记录现状，而是要通过一定的方法来干预和改变现状。
难民危机，媒体可以做什么
2016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为一家总部位于荷兰的国际媒体组织，做针对叙利亚难民的援助工作。
2015年秋的一天，一张难民小孩溺亡地中海的照片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条。仿佛一夜之间，人们开始意识到，一场波涛汹涌的难民危机正在席卷开来。
叙利亚小男孩Aylan溺亡地中海
危机的现实与人们的感知，仍有一定的距离。比如时间上，到2015年下半年，那场从2011年初开始的叙利亚内战，已经造成超过一千万叙利亚人流离失所，其中五百多万人逃亡国外，并不是“一夜之间”。比如地域分布上，这五百多万的大部分都滞留在叙利亚的中东邻国，由以土耳其（270万）、黎巴嫩（100万）、约旦（65万）为最多。流亡到所有欧洲国家的叙利亚难民人数加起来，都不及土耳其一国的难民。然而，相比之下“并不算太多”的赴欧难民人数，却已经足够在欧洲各国造成恐慌，以及撕裂。
在我所旅居的荷兰，难民议题迅速占领了社会舆论场。我所供职的机构也组织了不少讨论——作为一家有七十年历史的公共广播，我们有受众可观的阿拉伯语频道、以及数量不小的阿拉伯裔员工。彼时，我是一名主要报道科技与政治话题的记者，参与过欧洲难民危机的报道。
我被邀请加入一个工作小组。小组成员非常多元化，有来自非洲、拉美、西欧的同事，还有一位来自叙利亚的同事，他在来荷兰之前是一名记者，被阿萨德政权囚禁了五年。小组的讨论主题是，除了新闻报道，媒体还能为难民危机做些什么？
提到难民援助，大多数人脑海里浮现的可能是这样一个画面：身穿红十字会制服的志愿者们在发放物资，身前排起了待领包裹的长队，身后则是尘土飞扬的难民营地。但其实这只是难民援助的一种：针对紧急状况、关注物资救援和拯救生命、周期较短。
与此相对的则是周期较长的发展援助，关注潜在的、长期的、有关社会根本矛盾的问题。我们想做的就是这第二种援助。
地点上，我们主要关注中东。欧洲虽然矛盾尖锐，但已有数量可观的机构向身在欧洲的难民提供援助。而中东难民人数更多、紧迫性和灾难性更重，长期来看，若要从根源上缓解难民危机，也一定会需要回到中东。
要在“难民需要什么”和“媒体能做什么”之间找到一个交集，我们逐渐排除了最初头脑风暴时的多种可能性，并最终将焦点落脚到难民与接收国本地居民的紧张关系上。很多时候，这些误解、偏见、矛盾是由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而媒体正好可能提供一些解决方案。几个月的讨论+调研之后，机构决定投入一笔资金，促进信息流通、培养难民记者、并建立难民与在地居民的对话平台。约旦被选为项目的试点地。我被任命为项目协调人，带领一支由荷兰人、叙利亚人、约旦人组成的小团队，团队分别base在荷兰和约旦。
作为项目协调人的日常
“难民项目协调人”的日常工作，也许跟其他大多数行业的项目协调人并没有太大不同，其核心就是协调。协调项目的日常运作，协调小团队与机构总部的沟通，定计划、管理人力、监督执行，也管钱，偶尔负责筹资。
然而，这些“日常”因为难民项目本身的性质、以及我之前的记者背景，而变得有一点点特别。
作为记者去关注报道难民议题，和作为协调人去运营一个难民援助的项目，二者有知识上的重叠，但具体的工作却相去甚远。得益于之前参与难民报道时的“补课”，我对中东地区的政治和社会有轮廓上的了解。但落实到具体的项目设计、执行上，要求的却是对一城一地深入肌理的掌握，在地的政治生态、机构间的合作状况、甚至是关键人物的喜好，都会影响到项目的运营，宏观上的区域政治知识也很快捉襟见肘。比如，我们计划在约旦北部靠近叙利亚的三个城市开展项目，需要找一家约旦本地的非盈利机构来协助执行。由于我们的项目会重点关注女性难民，一家有名的约旦女权组织很快进入我们的视野，领导人年逾六十、几乎整个职业生涯都献给了约旦女权事业，非常德高望重。但由于她自身对新媒体持有非常批判的态度，对于我们希望通过线上平台来促进对话的形式很不看好，合作最终没有谈成。幸好团队里的约旦同事及时联系了另外几家机构，才填补了空缺。
位于约旦北部的Zaatari难民营，也是中东地区最大的难民营
一个深刻的体会是，项目协调人的很多功夫其实是花在向别人解释自己的工作上，也包含大量“尝试说服”的过程。比如去给项目筹资，如果是欧洲的金主，常会问你，叙利亚难民跟约旦居民都是穆斯林，真的会有很大社会矛盾吗？你们为什么不去关注下其他更紧迫的问题？所以你要给TA解释，叙利亚跟约旦居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主要并不是由于文化背景冲突造成的（当然也有文化的因素，比如在约旦北部较为保守的地区，新来的叙利亚难民常被认为“过度开放”、叙利亚女性则常背负“便宜的妓女”的污名）而更是经济层面的负担。这种负担由于巨大的难民人数而被无限放大，每十个约旦居民中就有一个是叙利亚难民。虽不如衣食住行问题那般紧迫，但长久来看是社会矛盾的一枚炸药。
再比如，去找约旦本地的合作伙伴时，他们也常对有外国背景的机构警戒心很强。约旦虽是对西方最友好的中东国家之一，但由于国内仍然不民主以及“警察国家”的现状，本地机构在对外合作上还是很小心。所以你得解释，你们只是为了帮助难民而来，对约旦的国内事务并不感兴趣，也并不是要来和平演变他们。
又比如，难民问题在欧洲现在争议很大，周围有些哪怕是进步主义立场的欧洲朋友，都会在难民问题上变得保守。所以也会需要向我的一些欧洲朋友解释，为什么我认为欧洲应该在难民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当然，也还有给我的中国朋友们解释，为什么我要做这样一份工作、为什么中国人也应该来关注难民问题，这在后面我会详述。
另一个跟记者不同的点在于，你与“难民”这个人群发生联系的方式。做记者的时候，“旁观者”和“记录者”是你最主要的身份，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置身事外”——把你看到的人、事、物，最大程度地还原并呈现到读者面前，至于呈现之后会对现状可能产生的改变，不在记者本人的控制范围之内。而作为NGO项目的协调人，一个项目从最开始设计就是非常目标导向的，重在改变现状、而非单纯记录现状。这需要完整清晰的项目逻辑：问题是什么？针对人群是谁？人群有多大？什么样的干预方式？周期是多久？可以带来什么样的积极改变？等等。
有趣的是，这两种身份带来的焦虑感却很一致：对结果的不确定。做记者时常会想，写的这些稿子会有人看吗？后来做了NGO也总会问自己，这些干预真的会有效吗？我的工作真的会带来积极改变吗？
2016年5月，我在约旦与叙利亚边境地带
我眼中，作为“人”的叙利亚难民
在参与难民援助项目的数月之中，我常有一种感觉：并不是我和我的团队为这些难民们做了什么，而是他们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褪去了“难民”的这一笼统、带有强烈情绪指向的标签，而成为一个个非常鲜活的个体。这种鲜活的、具体的、作为个人的存在，让宏大叙事都显得苍白。
在人道援助圈子里流传着的难民故事，最常见的有这两种范式：悲惨的离散故事、或是好莱坞式历经磨难走向成功的故事。前者似乎最容易激发起人的恻隐之心，后者则常被用来证明，“难民也是可以对社会有用的”。我在约旦的日子里，两种范式的故事都听过不少。但今天想分享的两件小事，让我印象深刻至极，却与这两个范式都无关。
第一件小事，与一张面值50元的约旦钞票有关。我第一次去安曼时，认识了一位叫做Ahmed的叙利亚男孩。Ahmed属于那种被称为“城市难民”（urban refugees）的人群——从叙利亚逃到约旦，刚开始住在难民营里，然后偷偷从营里逃出来，搬到临近的城市，希望在那里建立新生活。他与姐姐一起出逃难民营，但随后姐姐的庇护申请很快被美国接收，只身一人去了美国。临走前托一位在约旦的叙利亚朋友Kadar照顾独自留在安曼市区的Ahmed。
Ahmed十七岁，跟我弟弟一样的年纪，说着不流利的英语，笑容和嗓音都很清亮。他唯一的收入来源是在冰淇淋店打工，一周七天都要工作，再用这微薄的薪水缴房租。有次我们和Kadar去店里看望他，他一边张罗着要请我们吃店里最美味的冰淇淋，一边却有些支支吾吾。询问之下才知道，工资刚发下来他就丢了钱包。Kadar当时苦笑了下没说什么，只在临走前把Ahmed单独拉到一旁。同行的另一位同事说，可能是给他些钱吧，你知道，在这的叙利亚人都不容易，只能相互帮衬了。出来时我看到眼光闪烁的Ahmed手里捏了张被揉成团的50元第纳尔（约旦本地钞票），我后来才听说，50元差不多是Kadar小半个月的工资。
这件小事却触电一般地让我想起了多年以前，自己在北京上大学时的情景。刚到校时有次我病得很突然，银行卡里的钱一下子就花得所剩无几。一位当时在北京的贵州老乡来看我，寒暄之余将我拉到一旁，给我硬塞了一千块钱。就连“单独拉到一旁”的这个细节都惊人一致：哪怕知道你处境窘迫，也还是保全你的面子，尽量避免在别人的面前给你直接塞钱。
这件发生在所谓“中东难民”身上的小事，就这样与我的自身经验产生了关联。奇怪吗？当然不。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有兄弟姐妹、邻里街坊，对生活也有美好的向往、和无奈的吐槽，只不过多了一道战争和去国的阴影。但如果，对他们的认知总是带着难民的范式，又怎么可能把他们当做“人”来看呢？
第二件小事，则跟一句不那么流利的英文有关。有一次，我们去探访了一家安曼市郊的康复中心，那里收治着上百位在战争中受了伤的叙利亚人。走进那幢三层高的红顶房子，里面的景象让我至今难忘：除了工作人员，几乎没有人是“完整的”：缺胳膊、缺腿、缺了面部的一部分，都是那场至今仍在进行的战争的遗迹。
那天探访的氛围倒是还算轻松，大家对我们的到来很欢迎——也许更多的是新奇——有外国人、而且是不太常见到亚洲面孔跑到这来对他们感兴趣。有位坐在轮椅上的男生很活跃，他来自交火前线阿勒颇，双腿被炸掉。他几乎不能讲英文，所以一直试图用手势交流。直到我们要走的时候，他坐在阳光下，看着我，瞥了瞥嘴，费力地吐出几个英文单词：
“I… lo…love you.”
我一脸愕然。工作人员则连忙解释，他没有恶意，他只是想要跟你说话，但他又不会说什么英文。这大概是他会说的唯一一句英文了，他想说句你能听得懂的。
我觉得很奇妙。一个有着完全不同轨迹的人，对你说 I love you；但I love you的字面意思却并不是他真正想说的；然而，这好像并不影响你穿透这字面意思、到达他真正想要的表达。他以这样一种奇妙的方式，与你发生联结。
一点关于“中国人/亚洲人”的感知
“你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会大老远地跑来约旦，对我们感兴趣？”
在约旦北部城市Zarqa的一个培训中心，与参加培训的难民女性们做反馈访谈
文章开头的这个疑问，其实不仅来自约旦，也来自欧洲。在运营项目的大半年里，我代表机构参加过不少在欧洲国家召开的国际性难民援助会议。规模有大有小，议题五花八门，相似的是，来自东亚的代表始终寥寥无几。有好几次，一眼望过去，我甚至发现自己就是全场唯一的亚洲面孔。
在难民援助这个框架里，大家习以为常的一种搭配是：白人主导，带来资金和项目；阿拉伯裔或非裔，提供知识、网络、执行上的支持。以种族来做这样的划分固然有政治不正确之嫌，但现实确实如此。亚裔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是缺席的。
也不意外他们会对我的参与感到奇怪。就连我自己，在开始接手这份工作时也常会自问，来自中东的叙利亚难民，真的与一个中国人有关吗？
几种常见的“无关”论述是：历史层面来说，欧美需要为中东战乱现状负责，而中国没有道义上的责任；现实层面来说，中东和中国地理距离甚远，欧洲那样的难民潮不会在中国出现；情感层面来说，两种文化差别之大，加之中国在历史上很少有“作为难民”的民族记忆，也很难勾连起情感上的同理心。
我可以理解这样的论述为什么会有说服力，但这不是我给自己的答案。
我更喜欢的一个身份，可能叫做“世界公民”。我一直觉得，全球化带给我们这一代人的东西，不只有自由流动的红利，也有不同以往的责任。这种“责任”跟传统的“民族国家”框架下的“责任”不太一样。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难民危机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是全人类的问题，而不只是，中东的问题、或者“默克尔的问题”。如果大多数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在看待国际问题时，都能跳出自身的局限，跳出传统的双边框架，以世界性的视角，去关注全体人类的问题，去贡献解决方案，那么这个星球，是不是也会变得更有希望一点？
让人鼓舞的是，近年来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关注难民议题。比如，中国艺术家艾未未两年前开始走访希腊土耳其多地的难民营，用自己的艺术影响力在欧洲做了很多倡导；又如，由中国NGO国际法促进中心发起的“共同未来”项目，旨在帮助难民儿童、并促进中国年轻人的对这一议题的参与，也已经获得了一定关注度。
尾声，及一个小广告
到去年年底，我参与的难民援助项目正式告一段落。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很多想法最终没有来得及付诸执行。遗憾的同时，也促使我想要以其他方式继续关注难民议题。
我对难民议题的兴趣，由旅居欧洲的经验开始，也导向了我对于更为广阔的欧洲话题的关注。接下来我的一部分精力将用于一个叫做“欧罗万象”的独立观察平台，在那里，我将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一起，努力为中文世界提供一个关于欧洲议题的理性声音。难民议题，将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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