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艺非凡（ID：efifan）；作者：非凡君
我们的步伐太过时，
我们的躯体太脆弱，
我们的生命太短暂了。
···
沉默在巴黎的中国画家
在上世纪20年代旅法的中国学生中，
他算得上最特别的一个。
不像同时期留洋学生日后成名的
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
他生前籍籍无名，
在巴黎孤独浪迹一生，
甚至今天仍有很多人不知其名。
《红毯双美》
去年底，
佳士得250周年秋拍会，
他的一幅《瓶菊》拍出9100万港币。
《瓶菊》
就在几年前，
他的一幅《五裸女》
成交于1.2832亿港币，
创下当时华人油画拍卖纪录。
而他生前却因为自尊，困于贫穷，
生前乃至死后很长一段时间，
都鲜有人知，
一生在黑暗的小屋中，
把灵魂献给了笔下的动物、花与裸女。
《粉红猫》
《菊花与玻璃瓶》
如果你读过徐志摩《巴黎的鳞爪》，
在你的脑海中，
一定会对这样一幅场景记忆尤深。
“在巴黎一条老闻着鱼腥的小街底头，
一所老屋子，
顶上一个A字式的尖阁，
屋内光线暗惨得怕人。”
住在这惨白狭窄老屋子里的，
就是徐志摩常去看望的画家老朋友。
这个画家不过正午不起身，
不近天亮不上床，
直到上灯的时候，
才在他那艳丽的垃圾窝里开始工作。
满屋杂乱的画材，
墙壁的疙瘩与霉块，
除开床和那张弹簧被追悼过的沙发，
屋子里就没有其他东西。
每有朋友前来，
他都会亲切温暖地招呼：
“你坐坐吧，
给你一个垫子，
这是全屋子里顶温柔的一样东西。”
不过可千万别看低
那张弹簧被追悼过的沙发，
这上面落座过至少一二百个
当得起美字的女人。
几十年血汗辛苦的成绩，
千把张人体临摹，
十分之九都是出自这座
破旧惨淡的老屋子。
在那时的中国，
女人一直穿到下巴底下，
根本看不出腰身与后部的世界。
“人体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这点儿对人体秘密的好奇，
成了常玉学画画的动机。
常玉
1920年前后的样子，
一批留学生响应国内政策，
纷纷来到西方学习“先进”文化。
那时的巴黎不仅是中国学子，
街道上有大量为艺术漂泊的异乡者。
毕加索、苏丁、莫迪里阿尼···
相比起这些为生活所迫，
异常艰辛的漂泊游子，
常玉最初的生活称得上惬意。
他生于四川的富裕之家，
哥哥常必诚创办国内最早的牙刷厂，
足以支撑他在巴黎所有的开支。
《婴孩》
他有钱自己租住旅馆，
性格又无拘无束，
很快融进了巴黎本地人的圈子。
彼时的留学生大都一心想进入名校学习，
他则特立独行，
跑去向那些自由艺术家学习。
常玉和徐悲鸿的关系最为亲密，
但当徐悲鸿在苦练技法的时候，
他却和某个漂亮的法国姑娘
坐在咖啡馆探讨各种天南海北的“无聊”问题。
常玉赠给徐悲鸿夫妇的照片和画
有段时间他还对照相特别感兴趣，
为徐悲鸿的妻子拍了不少照片，
这也让徐心存芥蒂。
绝大多数留学生学成后归国，
常玉则选择留在巴黎，
“巴黎有一个好处，它就是不势力。
你看像我这样子，头发像刺猬，
八九天不刮的破胡子，
半年不收拾的脏衣服，
鞋带扣不上的皮鞋，
在中国，谁不叫我叫花子，
可在巴黎，我随便问一个
衣服顶漂亮，脖子搽得顶香的姑娘跳舞，
十回就有九回成。”
初到巴黎的那几年，
他坚持不到美术学院进修，
没事就拿个本子素描，
在咖啡馆里他也是
一边看《红楼梦》或拉小提琴，
一边画画。
信封上到处是他的笔迹。
30年代早期，
常玉结识了巴黎的大收藏家侯谢，
他欣赏常玉的画作，
并大笔地购买，
这也让常玉的画作
在画廊得以频繁展出。
然而就在他的画作在欧洲小有名气，
开始要打开欧洲市场的时候，
家里的一场变故却将他打回原形，
兄长去世，经济状况急转直下，
花花公子的生活瞬间变得一贫如洗。
不得以他做陶器，
甚至去给体育活动做宣传维持生计，
画商看中这一点，
不断上门逼迫他卖画，
傲慢的态度让常玉无法容忍。
常玉也因此跟他们约法三章：
先付钱；
画的时候不准看；
画完拿了就走，不许提意见。
《镜前的母与子》
这般清高也让侯谢抛弃常玉，
转而去捧日本的艺术家。
四十年代末的时候，
他还跑到纽约待了一年半时间寻求突破，
但无奈画作卖不出去，
不得以又返回巴黎。
或许是经历了生活沉重的打击，
二三十年代他的画风明亮清丽，
浅浅淡淡韵味十足，
而到了四十年代之后的画作，
画面则忠于漆黑，线条冷硬，
如同生活给了一条沉痛的鞭痕。
他的静物作品就像他内心世界的一面镜子，
画中的花朵大都孤单无力，
残花败韵、强撑姿色，
像失去母亲的孩子般孤单寥寂，无依无靠，
有种“残月伴秋寒，冷冷清清”的凄凉感。
四十年代，他也想去台湾办个展，几十幅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提前运抵，但却最终未能成行。这也算不幸中的万幸，他的许多代表作品都留在了宝岛。
常玉为《陶潜诗选》设计的封面和三幅铜版插画
在巴黎的生活越来越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