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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业正在变革转型中,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民阅读国家战略的实施。由于这个国家战略的实施,各地党委政府到整个社会对阅读的重视,使书业自身面临的战略也做了调整:一是供应方式的变革,二是服务方式的变革,还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当然这四个方面的变革是互相交叉的。
出版行业目前面临一个新的拐点,呈现出一派复苏的景象。商场,小吃一条街,甚至上市公司的总部,所有跟书业没关系的,几乎都出现了图书的连锁店。2013年前后,实体书店纷纷倒闭,中国书业滑到谷底。但从之后第三年、第四年开始,整个行业突然之间进入了新的复苏时代,其中有很多原因,但有一条非常重要,那就是国家战略的调整,国家开始把阅读作为政府必须要管的事情,而在此之前,政府管得少,甚至没有管到位。
尹昌龙
最典型的就是馆配行业的《低价中标法》,把行业的精神价值挤到零空间,使这个行业的尊严荡然无存。该法将图书产品完全等同于一般性的产品,最关键的错误是价值认识上的错误,忽视了读书背后的精神价值,即认为读书仅仅是一般的物质消费体验。
事实上,一本好书和一本坏书对一个人的影响,有时是一生的。按照低价中标法,它不管书的内容,只管价格,使低质低价书批量进入公共图书馆,而大众阅读将影响一代青少年的精神发育,这个价值没人算账。
从阅读传统来说,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么热爱读书,皇帝亲自为古书写诗“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有一句口号曾经被批判,现在我们重新重视起来,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恰恰这个有千年重视读书传统的民族,现在的国民阅读率非常非常低,以色列国民人均一年阅读64本图书,而我们国家的人均年阅读量为4.6本,连以色列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一个如此重视读书的民族,现在如此低的阅读率,是必然让我们感觉悲哀的事。
第二个悲哀是,大书城、小书店里,中国成年人读书的比例远远低于少年儿童。在书店里,我问了很多小朋友,他们一年基本上读书五六十本,而成年人一年认真读过5本书的都不多。现在中国国民的文明素养,给全世界所造成的印象非常差。“知书达礼”,因为不读书,所以他们不懂基本的礼,不懂一个国民应该有的权利和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读书是我业余的一个生活方式,就像吃饭、散步一样”;李克强总理说,要使读书蔚然成风。《公共文化服务法》《图书馆法》,还有一个我们一直期待但还没有出来的全民阅读条例,都表明了国家和社会对阅读的重视。当全民阅读成为国家和地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时,我们作为书业从业者,如何适应这个形势,做出变化?
我们这个行业是在供应图书,但这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事情,我认为是在贡献价值。在深圳发行集团,我特别反对“我就是一个卖书的”这种想法,这个行业要比很多其他行业光荣。
树立“读书以及一切为读书所做的服务都是高贵的”核心价值观,充分认识阅读的高贵性,才能深刻理解书业的供应价值,以行业带来的使命感和高尚感从源头上推动调整供应思维、变革供应方式。
书业对书要有一种敬意。中国古时的读书人强调“敬惜字纸”,写了字的纸,要放到香炉里面烧,不能随便扔,不然是对纸的亵渎。人类几千年最伟大的创造是什么?人类最伟大的创造就是图书,而人类最伟大的能力是学习。人类一旦发明文字,发明纸张,文字记录在纸张上变成了书,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人类把自己的创造通过文字传播下去,一代一代,使我们站在文明的肩膀上,站在一代一代智人的肩膀上。
有一句话,“比墓地更长远的是出版”。所有人最后都通向墓地,但有的人虽然生命不在了,但他通过书活着。比如,我们怎么知道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说的话呢?因为文字把孔子所有的讲话和思想用书记录下来。那么多伟大的灵魂通过书依然活着,跟他们接触对话,一下就站到人类思想的最高峰。所以,书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发明。
而人类最伟大的事情是学习。我们招员工,非常看重他们的学习能力。今年是深圳建市40年,在全国来看,深圳是比较特殊的城市,缺水,山地比较多,也没有矿产资源,但是城市为什么能够得到长足发展?很重要的就是深圳这个城市的学习能力。有位大学校长到深圳,下午四五点钟,书店里面全是人,他说,深圳这个城市的未来会更加精彩。从世界范围观察,全球阅读率高的地区,基本上都是原创能力比较强大的地区,包括科技创新。学习能力能够带动无限的未知的能力,带动变化的未来。
在我们这个行业,你如果呆得久了,是有一定的文化自信的。和很多行业比起来,这个行业的特殊之处在于,可以造就一代人,可以造就伟大的灵魂。所以,这个行业是伟大价值的供应体,它不仅仅是在供应书,而是在供应价值,供应让整个社会提升学习的能力。把这个行业列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就是因为它的地位特别重要,提升国民素质,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培养了学习能力,才能掌握未来。
我们这个行业首先要求从业者是一个真正爱书的人。有一次,我在书店卖场看到一个现象,特别生气。这是一个三层的大卖场,在三层买单,有人一边走一边翻,不要的书就随手扔在电梯口地上,地上扔了一堆,也没有服务员及时清理那些书,那些书就践踏在人们脚下。那是我见过的特别难过的场景,难过的是什么,是书如此低贱。我觉得,像这个卖场的管理者这样的人做书店,绝对缺乏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第二,这个行业要求我们要成为一个懂书的人。中国出版业有意思的是,国外可能跟我们也类似,出版上游编辑都是博士硕士,是高级知识分子,但下游书店从业者的知识结构是有问题的,大部分从业人群的学历都是高中中专之间,根本没有研究生在卖场。书是知识的载体,卖场的人不懂书,会造成什么后果?书业落实供给侧改革的“最后一公里”,就是书店能不能发现好书推荐给读者,如果卖场的人自己不读书,那怎么行?而解放前的书店人,绝对是充满着理想和情怀的一批人。一帮进步青年在书店里面讨论进步思想,探讨怎么冲破黑暗时代,书店对他们而言,是寄放灵魂和梦想的地方,但现在的书店从业人员多数不懂书。
因为卖场从业人员不懂书,给读者造成巨大的困惑。我到卖场去,无数次碰到这样的情况,爷爷奶奶带着孩子,说暑假到了,说我应该给他买什么书好。这个情况跟我们全民阅读时代完全不相称,无法满足读者的需要,怎么做到有效的供应。
所以,爱书、懂书,接下来还要做一个优秀的选书人,把真正的好书选出来,这一点是对我们这个行业能力的极大考验。对于书店而言,能不能培养一批优秀的开书单的人,非常重要。未来,书业从事发行的企业,哪怕不惜重金都要培养一批能开书单的人,只有把书单开出来,书业才真正实现了供给侧改革。
书业现在存在着两大痛点,也即盲点。第一,从出版来讲,为什么书号要实行宏观总量控制,这是倒逼出版业变革。因为大量的书没什么市场,再加上中国很多专家学者并没有十年磨一剑地来写书,所以造成很多书的质量非常差,更多时候是在攒一本书。很多民营工作室的书单拿出来,90%都是引进的。这就是我们出版业恶劣的现状,缺少优质的作者,缺少优质的好书,这是制约出版业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大批书进入到书店以后,书店缺乏发现好书的能力,很多好书迅速地被大量新品覆盖。本来好书就不多,又被大量积压,行业又缺乏核心有效的分析能力,这是很痛心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培养爱书、懂书,真正能选书的人。
全民阅读时代,书业的服务方式也产生了变革。原来我们讲民生问题,总把自己的权益局限在物质生活上。所以《公共文化服务法》出台的意义在于,如果一个政府的财政不提供均等的基本的文化权益服务,也没有实现民生。
公共文化服务有几个特殊性。第一就是基本性。
我们从事书业的,要善于把书业纳入到整个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当中,不要仅仅把公共文化服务理解成唱歌,广场舞,一台晚会。习近平总书记说,最大限度的保障世界人权,共同关注人类命运问题,这是我们的使命。那么,人权有哪些?第一是生存权。所以中国把精准扶贫当做一个巨大的任务,要求政府负起责任来。第二,你要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参与公共政治。第三个权益是受教育的权利,而教育权利中,最重要的是读书的权利。
现在各地的公共文化保障服务中,我们书业的从业者普遍不善于运维,我们老觉得公共文化权利,就是参观博物馆、美术馆,错误!从文化的权益来讲,最基本的权利是读书的权利。不能保障每个人都能看博物馆文物,也不可能保障每个人都听交响乐、看芭蕾舞,但这个社会最基本要做的一件事,是让每个人都有权利读书。小时候看《高玉宝》,高玉宝给地主家放猪,找一本书来看,地主很生气,把书给撕了,高玉宝说,我要读书!当年的民国政府,没有给这样一个应该受教育的人以受教育的机会,没有给应该享受阅读基本权益的人以基本的阅读权益。所以,最为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就是读书,如果一个地方不建图书馆,这个地方没有人读书,不能凭借读书改变命运,这个地方永远是一个落后的地方。书业从业者应该从公共文化服务的顶层设计和政府的财政保障中上获得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