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之所在
近代日本的历史，是对中国认识失败的历史。这一历史现象，可以说，至今尚无根本的变化。
当然，要认识一个国家，并不可能像镜子一样，将这个国家如实地、准确地映照出来。其实，像镜子一样完完全全地将一个国家映照出来这样的事，既不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对一个国家的国民来说，对另一个国家、国民的认识和理解，最终都只能停留在自己所能认识、理解的范围之中。所以，在这里，说它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其实都只是一个程度问题，即对另一个国家、国民的变革、变化以及这种变革、变化的方向始终抱有兴趣还是对之完全不关心。
虽这么说，但是，在认识、对待中国问题时，我们通过自己的手描绘出来的这一条近代历史的轨迹，到底是因为什么呢？这一历史轨迹中，其问题到底在哪儿呢？抱着这一疑问，我想在这儿，以大正至昭和初年的我国对中国的认识为主，进行若干考察。
明治四十四年（1911），也就是明治天皇去世，时代向大正年间转移的这一年，中国大陆发生了政权交替，给日本的内政、外交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被称为辛亥革命的这场政治变革，推翻了大清帝国，建立了中华民国。几乎与江户时代同时起步，在中国大陆建立的安定的政权清王朝，在明治维新30余年以后，终于打上了生命的终止符。在这场政治风波中，我国的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对邻国出现的共和体制感到惊恐万分，开始了维持清王朝苟延残喘的活动。同时，以犬养毅、头山满等为首，被称为“浪人团”的民间力量，则高举着支援南方革命的旗帜。我国的外交政策陷入了极其混乱的“形势追随主义”的泥沼。这些历史都是众所周知的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变更，给我国的外交，不，不仅仅是外交，而且给我国的内政以至于社会、思想的深层，都带来了猛烈的冲击。这样，以辛亥革命为契机，“大陆问题”，对近代日本的命运来说，给予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频频波及我国的内政和外交，“大陆问题”在我国制定今后的前进道路时，开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遣词造句或者语言的表现方法，往往可以给我们准确地提示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大陆问题”一词的流行，一般认为是在日俄战争以后开始的。这时候的“大陆”一词，往往与日俄战争中在大陆的原野上浴血奋战的“十万生命”，用作军事费用的“二十亿国帑”等历史重叠在一起。直率地说，至此，中国问题已经再也不是以往那样的“亚洲问题”或者“清国”问题了，而是扩大成了摆在我国面前重于一切的大陆问题了。也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对我国而言，已经不是面临现代西方列强侵略的近代亚洲的命运问题，而已经转化成了地理的、物理的大陆问题，即领土问题了。再者，中国问题，随着明治、大正两朝的交替，再也不是一种思想、文明这些意识形态上的问题了，而是已经转化成了完全凭借国势，谁强谁弱，谁来统治谁的政治问题了。
内村鉴三（1861-1930）曾经在日清战争之际，将这时的“日、支两国之关系”理解为“代表新文明之小国”与“代表旧文明之大国”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他把这场战争称为“义战”。担当战时外交指导的陆奥宗光（1844-1897），也将这场战争理解成“西欧之新文明与东亚之旧文明之冲突”。还有，福泽谕吉（1835-1901）的“脱亚论”，冈仓天心（1862-1913）的“亚洲一体”那样的词句，则更是众人皆知的了。对中国，无论站在什么立场上，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此时，都还是文明的问题，是与思想意识相关的问题。但是，“大陆问题”一词，当它在人们口中频频出现时，中国，已经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扩张上的物理上的、自然的对象了。德富苏峰（1863-1957）的《大日本膨胀论》，在后藤新平（1857-1929）的《日本膨胀论》中，已经被发展成为“大凡一切政策，皆须以生物学之原理为基础”的论调。这样一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登台、清王朝的衰退、辛亥革命后的形势混乱这些时代过程中，中国问题，以一种极其隐讳、巧妙的形势，一点一点从“亚洲问题”向“大陆问题”转化了过去。这一种语言表达的相异本身，其实就暗示了今后的日、中两国的命运。我这样讲，一点都不言过其实。
以这种转化及其意义为基本前提，并在承认这一转化的基础上，应该还有一些不得不讨论的问题。把中国问题说成是“思想问题”，或者说成是“政治问题”，这里所反映出来的本质性问题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仔细考虑一下的话，在明治前期，“清国问题”虽然包含着很深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因素，但是，与政治问题仍然有着切不断的牵连。这从中江兆民（1847-1901）的《三醉人经纶问答》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得出来。中江兆民将三醉装扮成“民主家洋学绅士”、“侵伐家豪杰君”与“南海先生”，这三醉人被看成是兆民的化身，所以，在这三人雄辩之间的背后，我们可以体会得到兆民难以言状的苦痛。
另一方面，大正以后，“对支那问题”日益向“大陆渗透问题”转化，虽然说这里的主要原因是权力的优先、膨胀的结果，但是，如果说这里在于中国民族的纷争、冲突中没有什么思想理论基础的话，毕竟是难以想象的事。如果这种思想理论基础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潜藏在这一转化的深层，我们通过对一些事例的研究，应该是可以将之挖掘出来，加以澄清的。那么，中国的问题，为什么在我国会从“亚洲问题”转向了“大陆问题”呢？
我们有幸找到了两个大正初年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论”，一个是内藤湖南的《支那论》，还有一个就是内田良平的《支那观》，通过对这两个“中国论”的分析，这个时代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大陆问题的构想，似乎就能够非常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首先，想以这两个素材为线索，开始我们的讨论。
近代的日中关系，不用说，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一句话就可以将之表现出来。在进入这一问题的讨论之前，我想先能够显示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日中问题的基本构图的一段文字揭示出来。这段文字，直至成败为止，一直是制定各种对华政策的一个强有力的磁场。日俄战争发生的三年以后，明治四十一年的《对待政策方针》中，早就将这一构图完全地勾画了出来。
清国将来之命运，虽固不可测，然以其与帝国之事业并经济极为密切，故帝国应有与任何场合均对其占有优势地位之觉悟。……是以帝国于今后对清国应持努力融和其感情，使其信赖于我之方针。又，为防其万一之事变，不可怠于不得已对其加以威力之准备。于平日之时，当避免有挑拨其国官民对我产生恶感之举措，专以去名求实之方法，在其国中扶植我势力，以致万一其国有不测之事实，亦均能确保我至优地位。并亦有必要谋求满洲之策，以达使满洲之现状永远持续之目的。而列国对清国之态度，比年大改其趣，专心于怀柔其官民，古帝国关于与列国共通之事项，应与列国采取同一之步调，以资达成前述帝国之目标。且渐次使列国承认我于满洲之特殊地位一事，亦应采取手段。
在这一段文字之中，因日俄战争之胜利而勃然兴起的日本帝国的“国家理性”，一目了然。日本政府为了求得在满洲的“特殊化”地位以及对中国保持自己的优越感，责无旁贷地摸索着各种对策。对待中国，在努力“使其信赖于我”的同时，必要的时候，可以加以“威压”。另一方面，与列国步调一致，设法使之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益。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中，日本政府在某些方面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在某些方面，又战战兢兢，提心吊胆。但是，这种一发而不可收，以一种本能性的冲击接近中国的日本“国家意志”，在这里，以一种难以名状的色彩浮现了上来。我们在这里引出来的这一当时日本政府的路线、方针，的的确确成了这以后制定日中关系政策的一个框框。关于这一点，抱有疑问的人似乎一个也没有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里，向人们提供出来的日中关系的活动舞台，对大多数人来说，其认识、活动的范围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同时，对某些人来说，这个舞台甚至成了禁锢他们的枷锁。从此，在这个舞台上，随着形势的复杂变化，围绕日中关系，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连续剧。
二、国权主义空想家——以内田良平为中心
以黑龙会的主干而闻名的内田良平（1874-1937），大正二年，写下了《支那观》一文。
在这以前，内田曾写过《俄罗斯论》，又为“日韩合邦”四处奔走，为完成“使朝鲜从中国虐政中解放，使满洲从俄国之垂涎中解脱”的“日本之使命”而竭尽心血。在《支那观》中，内田对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治下的政情混沌的中国局势进行了分析、论证，关于今后日本政府应采取何种对华政策一事，向日本政府献上了建言。
这里，内田的主张，可以归纳成一句话，那就是，趁中国政局动荡不安之机，促使满蒙独立，使之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此后，他的这一构想——其历史性的变化姑且不论——在现实中，由接二连三发生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以及最后的满洲国的建立等一系列事件而得到了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内田的《支那观》是日本侵略性膨胀主义的最右翼代表，同时，又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过程中最突出的表现形式。
那么，内田是根据哪些理由提出了这一主张或政策的呢？如果现在马上就给内田下一个“国权主义者内田”这样一个结论的话，那么，接下来也许就没什么话可讲了，但是，这里似乎仍然存在着一个进一步探讨的机会。即，将内田的《支那观》作为中国认识的一种类型，在这个层次上对他进行研究。这里，想把内田对中国的认识的主要言论稍作概括，分述如下。
内田称，“原来支那社会大要有三别”，将中国社会的构成分成了以下三类：一是“读书社会，即政治社会”，一是“农工商社会，即普通社会”，再一就是“游民社会”。“读书社会”是由所谓的“读书人”构成的社会，“唐宋以后，设科举之法以登用官吏，读书人成为社会之上流，于支那，谈议政治得失，皆属此社会”。与之相对，所谓“普通社会”，是指“如农工商，唯逐个人利益。因以为生”的人们，“彼等全然以个人为本位，只要个人之生命财产安全，则如君主一事，拥戴亦可，不拥戴亦可”，至于“其国土归何国所有”这样的问题，与他们无关，没有必要向他们询问。可是，据内田所说，在“支那”，另外还有一种“游民社会”存在着，他们是“秦汉以来，以豪侠自任者”的一伙人，“彼等平等之职业乃打家劫舍，掘墓赌博，在其眼中，既无政府，亦无祖国，既无仁义，亦无道德，其理想之所，唯能自己快活则足矣”。因而，“游民社会”位于“政治社会”与“普通社会”之间，对中国社会的安定起着意想不到的作用。一方面，若“使游民社会甘于政治社会之驱使，普通社会则无不可忍以虐政”，另一方面，若“使游民社会为工商社会出力，政治社会则无不可行之权力”。在内田看来，“支那之国民性”，是极其恶劣的，这种恶劣的国民性，从“政治社会”到“普通社会”，上下一致，毫无例外。
世界之国民中，其性情之恶劣，如支那之国民者稀也。彼等非以自家为中心以逞其政权欲之凶汉，则为自家私利私福不辞忍受羞耻之险民。彼等无政治之机能，彼等无国民之精神，彼等无敌忾自强之志气。主义、主张、人道、名分，于彼等之间，固无任何之意义。
诚然，辛亥革命的动乱，一方面来看，不能不将它看成是“支那国民之觉醒”。但是，在内田眼中，说到底，“支那乃以畸形之国”，“政治社会与普通社会，全然分离，各自为政，风马牛不相及”。“支那”之国民性既然如此，那么“支那”到底能有什么样的前途呢？“若支那之国民望其政治家收拾时局，统一国家，对内整理自国之财政，对外立威信于列国”，这样的事情，若“对之寄予希望，则事理难通”。
回过头来，再看围绕“支那”的国际形势的话，则列强对“支那”之姿势，“悉藉保全之名，实行瓜分之实”，虽“有以租借之名，得割让之实，占领其国土之政治蚕食主义，有以借款修铁路之名，垄断特殊利益之经济蚕食主义”，然均是“乌之雌雄”，其实都是一样的。俄国如此，法国如此，英国、美国、德国皆如此，无一例外者。这样，在内田的心中，日本帝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支政策”，则不言亦可自明。对“支那”，莫如“以不保全之策而使之得以保全”，所以，“一面以高压手段威服彼政治社会，一面于放任主义之下保护彼农工商社会，则驾驭支那，更是易如反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利用“其国民对领土之鲁莽、冒失，掣肘其权力交付，以达割让之实”。如此，满蒙经营这个日本的根本方针，从这儿，几乎作为必然的口号，被引导了出来。
以上，我们概括了内田的《支那观》，只要一读其文，贯彻于其中的彻头彻尾的中国侮蔑观，便昭然若揭了。他的“支那观”，是以“恶劣之国民性”和“畸形国支那”为轴心构成的。而且，在内田的分析中，又将欧美对中国的蚕食这一情形组合了起来，站在这一立场上得出来的主张，不用说，是最露骨的侵略主义路线。
可是，在这儿，似乎有一个不可错看的重要之点，那就是，内田的“支那观”与“对支政策”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最重要的。确实，他的“支那观”，以及他对中国的认识，是从将中国社会三分成“政治社会”、“普通社会”和“游民社会”开始入手的。而后，认定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就在于“政治社会”与“普通社会”的分离这一点上。假使内田的这一分析正确的话，那么，“以不保全之策而使之得以保全”这一对华语政策，说不定就是中国不得不甘受之命运。但是，仔细考虑一下，内田的这种对中国的理解，并不新鲜。中国这种“国家”乃至“政治”与“社会”的分离，是王朝体制下的特点。对于这一特殊现象的认识，在内田以前，即屡屡被指出，因而，内田对中国的认识，其实是极其传统的。说起来，在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确立以前，这种国家、政治与社会相互分离的体制，反过来可以说是一种最正常的现象。直率地说，内田的“对支政策”绝不是经过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进行了严密的分析以后引导出来的，而是正好相反，是从“蚕食中国”这一国际形势中得来的。“蚕食中国”这一国际形势，从根本上左右了内田的思维过程，而对于中国这个真正的实体，内田在这儿几乎没有去观察，他感知的只是一块抓不着握不住的硬物而已。
内田曾经作为天佑侠的一员，援助了东学党，活跃在日清战争中。又与一进会勾结，在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的基础上致力于“日韩合邦”。这些行动当否姑且不论，与韩国农民结盟提携，并由此而产生的“大亚洲建设”的理想，这一点是他真正引以为豪的事。但是，现在，内田眼看列强瓜分中国之剧愈演愈烈，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中，他为日本帝国的大陆侵略而处心积虑。实际上，通观《支那观》，让我们感到的就是，全篇充满着日本帝国的焦虑，除此以外，别无他物。这种焦虑，反过来通过对恶劣的“支那国民性”的谩骂，对其利己主义的非难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否则的话，如何来理解“彼等无政治之机能，彼等无国民之精神，彼等无敌忾自强之志气”，“非为匈奴，……则为险民也”这种彻底的谩骂的出笼始末呢！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在发现不了中国内部的什么把柄的情况下，为形势所迫，将中国社会本身的变迁肢解的做法。我这么说，绝非言过其实。
当然，内田并不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来对中国进行研究的，因而，要求他的分析中有什么严密性与理论性的统一的话，那就太不恰当了。再者，在内田的这种动向的背后，还有一种他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在起着作用。也就是，在辛亥革命中，他曾声援、联系过的革命党，在辛亥革命后的南北交涉中，与袁世凯妥协，背叛了革命这一体验。另外一方面，如果站在更高的一个层次的立场上来看，还有一个时代的背景在影响着内田。日清战争、日俄战争、日韩合并中节节取胜的日本，在下一个步骤——大陆渗透的形势下，“亚细亚主义”这个口号，对日本也好，对中国也好，到了这个时期，早已经是一堆虚伪的躯壳了。在以这样的形势为基础的前提下，内田将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蚕食瓜分作为一个主要框架，放在自己思考的中心部位，而对中国本身却采用了极为传统的、极为一般的认识，竭力避开面对中国的现实，从中能够得到结论，除了“支那乃一畸形国也”这个论断以外，其他什么都得不到。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道理了。
诚然，内田是最具战斗力的国粹主义者，亦曾是国家主义者。这个内田，由于没有正视中国这个实体，却敢于将它作为对象来进行考察，这或许是不合道理的。但是，始终高唱着“皇祖皇宗之遗训鸿谟”的内田，将欧美对中国的蚕食这一历史现象安放在自己思考的中心部位，一见似乎是一种矛盾，其实并非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内田是将自己置于近代西欧对亚洲侵略这个一般的形势潮流中，并将这一潮流作为自己的视点，通过这一视点，再将不断被蚕食的中国放在特殊的形象中加以分析的。或者可以说是将中国视为特殊社会来进行分析的。然而，对中国的这种认识方法，并不只限于内田一个人，毋宁说，在日俄战争以后的几乎所有的中国认识中，多多少少都带有这种特征，这是一股新时代潮流。其中的意义，我们准备放在后面加以证明。这里，为了使问题更加明确化，我们想再看一下内藤湖南的《支那论》。
三、支那学者内藤湖南世界里的“中国”
湖南，内藤虎次郎（1866-1934），是杰出的支那学学者，又是在《万朝报》、《大阪日报》等报社渡过了前半生的新闻记者。内藤湖南在辛亥革命的触发下撰写《支那论》一文，是与内田撰写《支那观》几乎同时的大正三年（1914年）。
当然，湖南与内田不同，他是有着广博知识的中国史研究者。面对辛亥革命后混沌不清的中国政情，不愧为是一个中国史学者，湖南想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来追究中国的前途。他认为，中国的国情是“依靠绝大之惰力而潜移默化之国情，超越认为矫正之效力之国情”，他想在这一国情的基础上来断定“此惰力之方向”。他在此文的《序文》中这样说，“此书，完全代替支那人，为支那人考虑。”这里所含有的那种庇护者、救世主式的意识，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对日中关系所持的一般态度，同时，又证实了湖南作为支那学者的绝大的自信心。
湖南首先从中国的政治这一点开始发问，中国是要君主制呢，还是要共和制？湖南在这里断言，中国的前途只能是共和制，其他无路可走。即使在一段时期内，帝制复活或者复辟活动猖獗，但从历史的发展潮流来看，迎来的只可能是共和制。这宛然是古代、中世、近世这一自古至今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环节，可以推断，共和制的来临，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根据湖南的研究，秦汉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种贵族政治，宋以后，变成君主独裁政治，这种君主独裁政治，到了清代，其弊害终于达到了最高峰。与君主独裁政治发展并行，人民的力量也逐渐增强，到了最近，已渐渐接近了“一切权力应归人民之高潮”。从而，从这种历史条件下，贵族政治是早已不可能再复活了。那么，共和政治的出现，则成了不可避免的洪流。接着，湖南又对领土问题、地方制度、财政问题等进行了研究，引证了大量的古今事例，认为，在中国的内政问题上，原来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体制现在已经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应当是松散的地方分权主义，即联邦制度，应该培养传统的地方自治团体，使之发展成为地方自治。可以说，湖南的立论，是在他的丰富的历史知识的基础上树立起来的，他向我们展示了与数以百计的所谓“支那通”截然不同的中国认识。
确实，湖南在历史长河中，对中国的国情进行了很透彻的分析研究。例如，他主张，构成中国社会实体的是地方的自治团体——乡党、宗族。这些地方自治团体，通过自己的组织进行救灾赈恤、开办学校、管理卫生，甚至从事地方防卫事业。而且，这些地方事业，虽说经历了辛亥革命，但却无所变化。从而，湖南认为，“收揽”这些地方自治团体的代表——即所谓的“父老”，“不问其法制之美恶，不论其人格之正邪，此乃支那成功之秘诀”。湖南的这一揭示，大概不能说他是错了的吧。因为他引用了顾炎武、黄宗羲、冯桂芬等人的言论，或者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或者从官僚与人民的关系上，为他的这一论说进行了论证。可以说，对中国的实态进行了最切实的研究。
可是，在这里，我们大概应该注意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湖南对中国的国情越是贴近就越是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倒错。事实上，从近代世界的范畴来考察的话，湖南所描绘出来的中国形象，毋宁说是一个奇怪的形象。例如，刚才提到的那样，“收揽父老”是“成功之秘诀”，但是，湖南又说，“父老者，对外国而言，其独立心，爱国心之类并非特别重要，乡里之安定、宗族之繁荣，自我之快乐，此等事若能被保证，则无论与何国人统治之下，均能柔顺服从”。“得父老之欢心而成功之君主亦好，大总统亦好，于外敌之前，则敢保证其国运不灭者无一人也”。从而，“此秘诀，对救国家之危亡”，不是起不到任何作用吗？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中国的前途在哪里？中国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将来？在近代世界中，中国会沦落到抛弃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希望吗？湖南在这里，又从国防问题上，对此进行了探讨。他说：
于今日，首先不得不接受者，乃远见深识之政治家之卓见，亦即将来廿余年中，支那绝无国防之必要一事也。……支那完全废弃国防，于其被侵略之土地之上，因受各国前置，故不至优其完全独立之危险，此乃托列强势均力敌之福也。又，即使其有四是师团，五十师团之病理，然其军人之素质，不言亦为大方所知。日本亦好，俄国亦好，若真下决心欲使之灭亡，则支那绝无防御抵抗之理。其他列国，因有日、俄两国逞其强，当亦无敢有指手画脚者。故而，对外国，支那无维持其兵备之必要。
当然，湖南并没有像国权主义者内田良平那样，主张因为中国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之下，所以可趁势将之瓜分。他站在“为支那而考虑”的立场上，最终提倡的只是在缩减军备、削减军费，以充实国家财政这一点上。在湖南议论中国的笔下，在对待这一最敏感、最热点的政治问题时，并不是根据时势而高谈阔论，而是用一种淡淡的笔致进行了冷静的分析。但是，即使这样，从否定国防、否定独立，凭借列国之势均力敌而生存的中国形象中的出来的中国观，果然就没有一种倒错感的存在吗？或者还是因为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个别性这一视点，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他的中国观的全貌呢？
这里所揭示的内藤湖南对中国的认识的特点，随着历史的进展，渐渐地以更加明了的姿态浮现了出来。大正八年（1919），在杂志《太阳》上，湖南撰文说：“若切言之，支那于何日灭亡一事，早已非问题之所在，今日之支那，实早已灭亡，不过以其残骸而蠢动而已矣。”终于，到了1924年，湖南撰写了《新支那论》，再一次将他心目中的中国以鲜明的形象描绘了出来。这里，我们在介绍的同时，也将他的问题揭示出来，一并作一些考察。
在湖南看来，在他撰写的《新支那论》时期，“支那之民政，其真正之机能，……依然仰赖于乡团之自治”。这种现象，无丝毫变化。因而，“于今日，支那人真正掀起民众运动，激起国民同仇敌忾一事，从根本而言，无有此可能”。即使有以这种“形式而四处活动者，此均因赝物煽动而兴起之事”。“自清朝末年以来，欲将国家建设成普通国家之支那人之努力，因革命一事，顿时烟消云散，二十年内外之努力，化为泡沫，一切归旧。”“支那”，完全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特殊的国家。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支那”，“自发性革新之可能性”是否会有呢？还有，“支那之革新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将会变成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随着这样的问题的展开，湖南的《新支那论》的论证开始逐渐走向极端。
湖南说，“如果极其简单地问，要打破支那传统之政治组织，引导民众之政治，其原动力何在？在于日本国民于支那经济界之活动也。”正像五胡十六国时期那样，北方的各民族给予了中国一个极大的刺激，将中国从衰死中救了出来。现在，我国的商人通过经济活动，不断地向中国内地渗透、渗透，这一行动甚至可以说是“支那人，日本人均未察觉之一种使命感”。“若此一运动被阻止，其结果只能是支那民族的自我衰死”。因此，“以此大使命而言，日本对支那之侵略主义、军国主义一类之议论，完全成不了问题。”并且，这样的经济渗透——日本国使命之实行——在满洲已经一步一步地被实现，“关键之事，乃以坚忍不拔之心，将日本向支那内地渗透与支那国民将获利益一事，强使其内地霸主知悟，除此而外，别无他事可为也。若能成此事，真正之日支亲善始能达成。此等事例，于满洲亦已实现。”
虽说湖南的《支那论》与内田的《支那观》是通过完全相反的方法，或者说是一种完全相反的程序来认识中国的，但我们大概可以看出，他们二者其实是在同一层次上来展开日中关系这个课题的。内田是从国粹主义、国权主义的立场出发来鼓吹日本的使命和所谓的“国威发扬”的。根据这一两点，他将中国定性为“畸形国家”并将这个畸形国家的前途完全抹杀。湖南则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出发，在20世纪帝国主义世界的形势展开中，逐渐高唱起日本的使命，并寄身于这昂扬的斗志之中。当然，前面也已经提到过，湖南绝不是一位国威发扬主义者，相反，毋宁可以说他是一位几乎连政治价值都没有的“文化主义者”。“人类之创造出来的事业中，政治、军事之类，乃最低级者”，这句话，是湖南的坚定信念。“日本如今于政治军事一面，已达其全盛”，是因为“国民之年龄尚处于幼稚阶段”，日本与欧美各国，“自认为自己远胜于支那，乃大错之特错也”。从而，可以听到他下面这样一段话：
纵使支那国家灭亡，窃以为亦无过分悲哀之理由。若于支那民族之大局而观之，所言支那灭亡，绝非侮辱支那之语。若高于民族之大局，立于世界人类之大处高处观之，其于政治经济之领域，国家虽濒于灭亡，然其郁郁乎文化之大功业则足以令人尊敬。与此大功业相比，国家之灭亡实无足轻重，无宁其文化恰能大放光辉于世界，支那民族之名誉，定与天地共存，传之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