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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是战争的帮凶,还是天敌? | 七七事变八十周年

新京报书评周刊  · 公众号  · 读书  · 2017-07-07 10:09

正文

今天是卢沟桥事变八十周年。


八十年前,日军炮击宛平城,中国守军奋起反击,标志着日军全民侵华的开始,也是全民族抗战的起点。这次战争成为中国人心中抹不去的烙印,成为整个民族心底里最沉痛的记忆。


“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


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政治,战争因此也成为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的洪水猛兽。事实也证明,无论从“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自然状态,还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满目疮痍,人类无不活在战争的持久阴霾之中。


战争的可怕不仅在于造成难以估量的死伤,更在于将人性的面相推向极端:它彻底暴露了人性血腥凶残的一面,又衬托出硝烟里熠熠生辉的人道主义和善良本质。


在这个人性的天平里,图书成为一种游移的砝码。图书象征文明开化,与战争的野蛮狂暴却似乎天然地存在张力,有时被焚烧禁锢自由,有时被保卫作精神依托,有时被作为独裁者的宣称工具,它本身已不再自主。的确,当图书进入战争,便不只是白纸黑字。


撰文  |  吴学锐


焚书

禁锢自由的象征


每在动乱之时,图书的象征意义被无限扩大,焚书成了一个常态。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中世纪西方宗教裁判所焚毁异端思想的书籍,无疑将某一本书、某一类书看成“异见”,看成威胁统治的定时炸弹,焚书,就具有了统合意识形态、禁锢自由思想的意味。


德国柏林被焚烧的书。


1933年3月,德国柏林火光冲天,超过一亿册图书在这里被付之一炬,人们非但没有感到痛心,反而围着火堆欢呼雀跃。这时的德国,希特勒刚刚上台执政,开始全面查禁一切进步报刊,残酷镇压一切反对的革命群众。纳粹的国家机器极力宣传“国家至上”、“绝对服从”的观念,把一切和他们相抵触的思想视为离经叛道,把一切主张进步、民主、自由的人类文化统统视为异端。焚书事件正是这种狂热宣传的产物。


“为了煽起热情,当一批又一批的书被扔进火里时,一个学生鼓动者开始点书的作者名字:‘西格蒙德·佛罗伊德——歪曲我们的历史,诋毁历史上的伟人。’人群欢呼着。‘埃米尔·路德维希——进行文学欺骗和背叛德国!’更高的欢呼声!接着是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罪名是‘贬低德国文字和德意志的最高爱国理想’……”狂欢持续了数天,一共有565位作家的作品被查禁和烧毁。理由只有一个:清洗“所有非德国元素”。臭名昭著的戈培尔曾得意洋洋地宣称:“这把火不仅让我们看清楚旧时代的穷途末路,也同时照亮了新时代的光明前途。”


《西线无战事》

作者: [德]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译者: 李清华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11年4月

雷马克在1928年发表了这本书,该书使他一举成名,蜚声世界文坛。作为经历过一战创伤的一代,雷马克用沉郁消极的笔触展现并控诉战争的残酷,力透纸背,震撼已极。这本书也因此赫然在纳粹分子的清查之列,因为战争狂热的他们不能容许丝毫的反战情绪。


结果表明,焚书这种运动十分有效地断绝了人们投奔“异见”的意愿和可能性。尤其因为参加焚书的主力是身强力壮、18至22岁的学生激进分子,他们身上有无比巨大的激情,“但绝无理智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激情犹如脱缰的野马,横扫德国全境;青年也很快成为德国军队的中坚力量,将盲目的群体性狂热带到了战场上。彼时作为旁观者的美国记者伯查尔,在他的报道里感叹:“伴随着缕缕烟云消失的又岂止学生们的偏见和狂热呢?!丰富而又古老的德国自由主义,如果说过去还留下一些的话,也在今晚的大火中消失殆尽。”


著书

树立个人权威的理性异化


对于战争狂来说,树立个人权威、取得战争的持续合法性是另一门重要的功课。同样地,图书成为这些政治目的的极佳载体。显著的例子是希特勒《我的奋斗》,这本书为整个二战的发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展现给我们,象征知识的图书是如何滑向非理性的。


《经济人的末日》

作者: [美] 彼得·德鲁克 

译者: 洪世民 赵志恒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年8月

阐述极权主义起源的经典之作。1933年,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几个星期,德鲁克开始动笔,1939年春,本书在美国出版,随即在美国和英国形成热烈回响,也被认为是一部惊世骇俗的异端之作。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为此写了一篇书评,称它是“唯一一本了解并解释两次大战间世界形势的书”。后来,丘吉尔下令,每位英国军官的背包里,都应该放一本《经济人的末日》。


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在慕尼黑发动啤酒馆暴动,试图夺取德国南部的政权。暴动失败后,希特勒被捕入狱。这场轻率的暴动,尽管在后人看来是一场穷凶极恶的夺权暴力犯罪,但在时人看来,这场暴动与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起义一样,都属于一场革命。正是这场缺乏谋划的暴动将34岁的希特勒塑造成了一位万众敬仰的革命者。希特勒决定抓住时机,写一本自传,延续这种革命的热度。监狱生活为他提供了便利,“在夜中的那些孤寂时刻,希特勒都伏在书桌前,秉烛夜读,他正为德国的复兴而忙碌”。


由希特勒口授、同僚鲁道夫·赫斯执笔撰写,《我的奋斗》横空出世。这本书系统地阐述了希特勒的理念:日耳曼人是上帝选定的“主宰民族”,他宣称“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夺取新的“生存空间”。全书充满了民族主义狂热和对马克思主义、犹太人的仇恨,直接为第三帝国的极权主义、反犹主义、沙文主义提供了注脚。


该书发行以后,销量逐年递增,在纳粹上台之前7年中,总共销售了22万套,说明每300个德国人中就有1人主动购买这本书。而希特勒掌权之后,利用政治威权和官僚机器强制推广这部“纳粹圣经”:每户德国家庭都会购买一本《我的奋斗》,不管是否真的认同纳粹运动,只要放在家里就能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只要是在德国上学的学生,毕业典礼上一定会得到这本书;在市政厅结婚登记处,每对新婚夫妻都将收到一本《我的奋斗》作为新婚礼物。直到1945年,该书共计销售了大约1200万本,被官方翻译成16种语言,在总人口5000万的德国,实是惊人的数字。 


希特勒因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导致作品里语病层出不穷,曾经有文学批评家做过统计,整本书中出现了16.4万处语法和句法错误。此外,希特勒企图对他能想到的一切问题发表意见,全然不顾本来的主题,比如他花了整整10页专门讨论如何在德国根治梅毒,结果使得全书包罗万象却毫无逻辑。通篇充满了说教、恶毒、激烈的语言,对一本书来说,可算是十分难看。


《我的奋斗》尽管水平低劣,却在树立领袖权威上发挥了极端重要的作用,同时煽动了德国名为争取“生存空间”实为侵略的霸权行径。它带来的后果同样令人惊骇,人们统计,《我的奋斗》这本书,平均每个字使得125个人丧失生命,每个章节使得120万人丧生。战争年代的图书,被引向了它所代表的理性的反面,它和信口开河的政治家演说一样,无论如何荒谬都能伪装得极具论证性和说服力,在群体力量的作用下逐渐异化,成为暴力、专制的拥护者。


战时图书运动

文明的坚守


大量进步书籍被焚毁、希特勒的荒谬言论却被大肆传扬,消息传到大洋彼岸的美国,义愤填膺的美国人开始反问:“倘若希特勒用《我的奋斗》鼓动几百万人去为偏执、压迫和仇恨而战,我们难道就找不出几本书来唤醒更多的人去抵抗他们吗?”


很快,美国人组织起“胜利图书运动”,募集两千万本精装书,送往国内外军事机构。为了方便作战的士兵携带、以及为他们提供更多可选的书目,美国图书协会与美军展开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军供版图书”项目:为参战美军提供小巧、轻便的特制平装书。至二战结束,1200种不同主题、覆盖各个阅读领域、共计1.2亿本军供版图书为士兵带来弥足珍贵的精神食粮与绝无仅有的阅读体验。


《当图书进入战争:美国利用图书赢得二战的故事》

作者: [美] 莫里·古皮提尔·曼宁 

译者: 犹家仲

版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


彼时,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在地狱般的战壕里、在医院病床上、在飞行着的轰炸机上,在所有前线,军供版图书都是士兵能得到的可靠的消遣读物。它就是解除焦虑的灵丹妙药,能够减轻军旅生涯的厌烦感和恐惧感,带来一点笑声、一丝灵感或一线希望。士兵只需打开一本书,读一段其中的文字,这本书就会把他带向另一个世界。许多士兵读完书之后会给作家寄去洋洋洒洒的读后感,而很多作家都会认真回复每一封来信。


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和消遣。在反击阿道夫•希特勒的“意识形态之战”时,图书也是最为重要的武器。

《作为武器的图书:二战时期以全球市场为目标的宣传、出版与较量》

作者:(美)约翰·B·亨奇

译者:蓝胤淇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6年1月


在此期间,诸多作品成为军中流行读物,例如《了不起的盖茨比》、《布鲁克林有棵树》,这次运动让一批作者成了畅销书作家,推动了出版行业平装书的革命,甚至推动了阅读习惯从知识分子向整个民族的扩展。从更高的意义上来说,战时图书运动完成了文明对于野蛮和残酷的坚守,是那些仍然尊重理性的人们对非理性、非人道战争高贵的抗争。正如《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絮佩里所言:“在人类厮杀残酷的战场上,阅读图书的战士们实际是在验证一个事实,我们依然是人类。”


图书创作

希望的存续


战争与绝望是共生的。战争是人类互动过程中所能诉诸的最后手段,是一种歇斯底里的表达。身处在这种环境中的人被裹在不确定性里,甚至连期待第二天的日出都已成了奢望,希望就更是勇敢者才能有的品质:怀有希望的人勇敢地相信自己的战士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勇敢地相信人性并不会在惨绝人寰的炮火中湮灭。

《青年近卫军》

作者:  [苏联] 法捷耶夫 

译者:  水夫 

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3月


1941年,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苏联人民奋起抗击,壮烈的卫国战争拉开序幕历时4年。在列宁格勒、在顿河、在第聂伯河,数百万名苏维埃战士展开了阻击敌人的战斗,泥泞、严寒、敌人的训练有素都成为了战士们困顿焦虑的来源。而此时,苏联文学工作者集中力量鼓舞士气,保持战士们对胜利的渴望:列别杰夫·库马奇《神圣的战争》成了全民的战歌;吉洪诺夫、阿利格尔、西蒙诺夫等人的作品,在苏联人民心中唤起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


在这些作品里,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成为苏联战士重要的力量源泉。《青年近卫军》描写了1942-1943年乌克兰青年近卫军顽强抵抗德寇进逼的事迹,塑造了青年近卫军这个战斗集体的英雄群像。这些只有十几岁的青少年身上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他们都热爱生活,向往未来,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在这些新生代力量身上,希望就是保卫祖国的希望,希望就是取得胜利的希望。法捷耶夫以自己亲身的战斗经历来传达给人们,战争中的希望是如何存续的。


《小王子》

作者: [法] 圣埃克苏佩里 

译者: 马振聘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8月


1943年,欧洲反法西斯战争最困难的时候,法国的一个飞行员出版了一部童话,在艰难困苦的年代里显得格格不入却又让人惊喜,这就是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小王子来自外星球,一位飞行员发现了他,听着小王子讲述前往地球的过程中的各种历险,以及小王子与玫瑰的爱。作者以小王子的孩子式的眼光,透视出成人的空虚、盲目,愚妄和死板教条。


然而,即使那时的世界乱糟糟,小王子却在地球上找到了爱与信念。这种爱与信念是对战争创伤的修复,是相信人性真善的希望。这并不是作者第一部作品,此前,圣埃克苏佩里就以自己的真实经历写过一部《空军飞行员》,展现在执行一次不可能任务时作者如何用精神活着,而不是用智慧。《小王子》正是继承了这种对希望的执着,是献给世人的礼物,提醒大人们,不要因为长大就失却对世界的期待。控诉并不是解决战争的出路,希望才是。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作者:吴学锐;编辑:阿东。欢迎转发分享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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