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曾经说：“我认为政治这东西是人类生活中原始的下等事务”。在“近世”，平民抬头，他们的生活也变得富足起来。平民的地位在唐宋之间发生变化后，他们便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劳动，获取知识，进而承担起发展中国文化的一份责任。于是在“近世”，相比于文化而言，政治仿佛只是远古时代的遗存而已。正如湖南自己所指出的那样，对于这种“近世”时代 “政治重要性的衰减”的观点存在着反对意见，“特别是为支那历史学家所极力反对”，但他依然主张，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扩大及其在“近世”的展开，政治不再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要素”。
湖南的这一主张与他所依据的经世学者们明确批判的地方政治的实情也是相符合的。即在“近世”，中央政府所派遣的地方官僚按照本籍回避制度而不能在自己的出身地任职，因此他们与任职地的人民没有任何传统上的联系。黄宗羲、顾炎武等批判道，正是这种状况强化了专制政治，并导致了胥吏对地方政治的支配。从中央派遣到地方的科举官僚，通常三年一过就要转换任地。因此，他们最关心的是在任职期间不要发生任何过失，以免在自己的履历上留下不好的印记。所以，他们往往将政治委托给寄生于地方衙门的胥吏，而不会实施那些自己任期内见不到成果的计划，以免引起地方实力派的不满而对他们的履历产生不良影响。顾炎武曾如此评论这种状况：“叶正则亦言，‘今之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州县之崩溃，因胥吏巢于其中，父传子，兄传弟，左右州县之实权。上之人深知其为天下之大害，然不能除之。”
湖南自从担任《台湾时报》记者之时以来，就一直十分关注着可恶的胥吏问题。但是，中国人民却在数百年间一直忍受着胥吏跋扈的地方政治。为何中国会产生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呢？湖南在《支那论》的“自叙”中做出了回答。如下文所示，湖南从了解辛亥革命后两年内的中国情势开始，逐步上溯历史加以考察。虽然他所阐述的见解在战后的日本常被误解和批判，但它却对欧美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革命党人因为自己不了解支那之国民性，结果导致其艰苦卓绝之努力最终归于泡影。支那之国民性在于为了追求和平可以牺牲一切。兵乱之际，若见桀骜暴徒之横行，为良民代表之父老只是屏息观望而已。然而待事态稍有稳定，若未得父老之欢心，则统治亦不可持续。革命党人持其新锐之意气，毫不顾虑能否得父老之欢心，因此不久即失却其起事之地盘，而大受打击。承认，其最初奋起之动机乃堂堂正正，然其倏起倏灭之状态，则如李自成、张献忠等诸贼之下场无异。此收揽父老之事，不问法制之美恶，亦不论人格之正邪，实乃于支那成功之秘诀也。即使恶人恶法，若得此秘诀，亦必定成功。更何况改革论、政治上之主义等，作为成功之要素，于此收揽父老一事，并无任何效力。革命党人因未能掌握此中关键而失败。眼下袁世凯于此秘诀颇能心领神会。但是，此一秘诀于拯救国家灭亡当然毫无作用。得父老之欢心而成功之君主也好，大总统也罢，决计无法保证拯救国家于外敌。所谓父老者，对于外国之独立心与爱国心等并不格外重视者也。对其而言，若能乡里安全，宗族繁荣，日日安居乐业，则无论何国人统治，皆可柔顺服从之。在支那，有生命力与体统之团体，无有出于乡党宗族之上者。而此最高团体之代表着，即父老也。
在湖南看来，贵族政治时代的名门望族自然而然地统治着他们各自所属的地方社会。他在《支那论》中讨论地方自治问题时，一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作的那样，从汉代的地方官僚与代表当地名门望族舆论的乡官之间的关系入手开始考察。他认为，由于缺乏谋略的隋文帝为了挑战门第家族的统治而废止了乡官，从而导致了地方官僚成为“漂泊者”。而因为实施了本籍回避的官吏任用制度，“中世”形态的地方社会秩序也解体了。
湖南认为，一般而言，在“近世”新登场的这些缺乏根基的地方官僚们，根本就不会把管辖地人民的福祉放在心上。这些狡诈的官僚们在其三年任期中无情地压榨人民，积聚了自己家族一辈子吃穿不愁的财富。于是，从民政上来说不可或缺的措施，比如育婴、学校等事业和治安的维持等等，都需要借助地方社会的“自治团体”之手来推行。“自治团体”对中央派来的官僚缺乏信任，而且在非常时期官兵也靠不住，所以“自治团体”还必须组织武装来应付内乱。在清代嘉庆时期发生的白莲教叛乱之所以能够被镇压，湖南认为，“都是由各地人民做的”。
湖南在此处所说的“自治团体”与他在别处所说的“乡团”，严格说来指的是什么呢？正如那些辛辣的批评者们所指出的那样，湖南的确没有对此做过严密的说明。不过，在《支那论》中，湖南探讨这一问题的目的并不在于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地方社会，而在于试图宏观地把握其功能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的地方社会的本质。“近来的支那虽然还是一个大国，但是小的地方自治团体在一个个区域各自为政，而这些正是有生命、有体统的团体”。湖南主张，为了理解“近世”中国的本质，观察的对象不必是作为国家的中国，而必须是中国社会的单位，或者说是作为其构成要素的“乡团”。
湖南虽然没有严密地说明“乡团”这一概念的含义，但这一词语在《支那论》中随处可见，其中也有模糊的表述。如果把这些表述搜集起来进行分析，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明白“乡团”一词的整体含义。在湖南看来，“乡团”是独立于中央政府的一种存在，在他们的眼中，从中央派来的地方官僚仿佛就是外国来的殖民者。于是，他提到了曾经强烈主张通过“地方自治团体”来强化地方政治的清末的冯桂芬。冯桂芬的主张是，应该复活作为地方政治之前提的“宗法”。他承认这种做法有可能产生强势宗族横行霸道等弊害的危险性，但却主张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必须给中国的地方团体以自治权。他认为宗法的复活才是地方自治的强固基础。因此，根据冯桂芬的观点，亦即湖南的观点，“乡团”应当是地方上的强势宗族所领导的团体。
综上所述，湖南基本上将中国社会看作是地方分权的组织，而体现其本质的正是“乡团”。但是，要是如他所言，地方上的强势人物不关心中央政府亦即国家层次的政治，那么由成千上万的“乡团”所组成的中国将怎样实现国家的整合呢？换言之，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中国将以怎样的国家姿态立足于世界之中，又将怎样抵抗欧美列强的侵略呢？由于湖南过去巧妙地解决了中国社会的分权性质与国家整合之间的矛盾问题，所以读者可能会觉得湖南有故意小题大做之嫌。而实际上，如果不了解湖南长年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情况，读者也会以为他所提示的解决方法并不具备足够说服力。
湖南把“乡团”视为民主的、协调的、稳定的和进步的组织，因此他认为只有以“乡团”为基础，中国才有可能解决“近世”官僚制度改革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在他看来，“乡团”是在朝着民主政治前进的“近世”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从“中世”社会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平民在“近世”已经能够在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主体性。他将“近世”的官僚与“幕友”之间的关系也看作完全平等关系，并认为使这一“平等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人物就是曾国藩。他说：“在其军队里，曾国藩对任何人都以礼相待，以此来组织士兵。就这样，曾国藩在军中与幕友等过着同样的生活，这正是军队中平等主义的有力证据。平定长毛贼之大业，从某一方面可以说显示了不靠官府势力的民主思想和平等主义的发展。”总之，对于认为中国正在迎来立宪共和政治的诞生这一崭新的历史局面的湖南来说，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能够帮助民主主义前进的唯有社会的“乡团”而已。
在湖南看来，“乡团”可以履行地方行政所不可或缺的业务。比如维护共有财产，培育地方人才，以及在必要时实行救济事业等。此外，“乡团”的构成极其复杂，包括了从地主、强势宗族到一半庶民的各个社会阶层。对于这一事实，他也有着充分的理解。不过它认为，“乡团”主要关心的问题在于如何保护地方社会的安全，使之免遭土匪或外来官僚等外部势力的侵害。湖南的这一观点暗含着对下述看法的批判，即乡团内部的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时通过超经济强制和封建式榨取得到维持的。而在他看来，与此相反，“乡团”正是以这种追求自我保全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对抗因素。
湖南论述道，“乡团”在数百年间经受了各种危机的考验。乡团本来是为了保护地方社会免受外部势力的侵害而组织起来的。但是，在抵制外部势力失败的时候，他们也会向侵入者妥协。而混乱一旦稳定下来，“乡团”就会重新掌握地方社会的实权。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十年的1911年，湖南就大胆地主张，中国的地方社会如此稳固，对于“共产主义”是有免疫力的。在1911年当时，湖南所谓的“共产主义”，具体而言是指太平天国中所见到的那种共产主义。然而到了1920年代，湖南还是持同样的论调来谈论中国共产党，认为只要中国攻击“乡团”，其运动就必定以失败告终。
总而言之，湖南把“乡团”看作是一种进步的组织，认为自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来，中国已经不再具备重建中央集权体制的历史条件。但是，为了对抗列强、经营国家财政、促进对外贸易、调整国内商业、制定国家规模的计划以及抵御外国人入侵等等，中国依然有必要维持一定规模的中央政府。袁世凯正是认识到由成千上万独立的“乡团”所构成的中国社会的本质，所以极力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上，以弱化“乡团”势力。另一方面，革命派的精神固然是正确的，但是却未能理解以“乡团”为单位结成的中国的社会构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革命派是值得同情的，而袁世凯则实在是值得厌恶的。既然袁世凯的意图是逆历史潮流而行的，那么也就没有成功的道理。总而言之，他强烈地主张，虽然“乡团”远离权力中枢，但却是一种进步的存在。
不过，湖南对“乡团”的高度评价并不只是因为他排斥“反动的”事物并接受了“进步的”事物的缘故。他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前进的、开放式的发展过程，因而，袁世凯试图重建已经不符合中国历史条件的政体的举措只能归于失败。而“乡团”则是在地方社会为保护自身利益而与日渐强大的君主独裁政治相对抗的过程中形成的。湖南从中发现了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世前期”史中出现的共和主义萌芽，或者说是共和政治的原始形态。他正是在这一历史意义上将“乡团”看作是进步的存在。
湖南也巧妙地解决了上文中提到的一个问题，即由小的“乡团”组织所构成的中国社会是如何实现国家整合的？他指出，中国的国家整合可以通过把“乡团”置于联邦共和制这样一种金字塔体制的基础上来实现。这样，中国可以通过覆盖全国的“乡团”网络得到强化，并能够对抗外国侵略。而且，这种体制不仅不会侵犯地方社会的利益，甚至还能够在实际上从各个方面促进地方自治。由于抱着这样的构想，他强烈反对妨碍中国国家整合的军阀统治，建议新的中央政府的职能应该尽量小规模化，并缩小中央财政。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主张“地方政府应该建立各自的地方行政和财政的基础，这是将来支那应该执行的政策的第一要义”。此外，由于中央政府归根结底是已经被统合为一个整体的各地方的利益代言人，各地“乡团”所组织的武装才是最适合中国国防的军队，结果中央政府也就没有单独考虑国防问题的必要了。不过，他也指出，如果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力图打破东亚地区的均势而侵略中国，那么中国是无论如何也防御不了的。
湖南还指出，欧洲和日本的国力在实现国家整合后迅速提升的背景之一，在于其具有旺盛的地方自治精神。换言之，正是这些国家强大的地方力量构成了立宪政治的稳固基础。因此，中国也可以通过地方自治性的“乡团”为基础建立自己的立宪共和政治。当中央和地方抛却私心同心协力，去除中国官僚政治中的积弊之时，就可以与日本明治维新一样造就新的中国。也唯有如此，才会产生民族主义、爱国心等新的观念。他认为，如果不首先形成“国家”这一事物本身，那么久不可能产生关于“国家”的观念。
湖南认为，在中国成为强国的过程中，也就是在改革的过程中，有必要接受外国的援助。他在考察中国历史上漫长的“近代化”过程的基础上指出，日本是能够在这方面发挥作用的。首先，如果中央政府的规模尽量缩小，那么相比于拥有众多扈从的皇帝政治和袁世凯的机构庞大的官僚政治，维持这一政府的费用会少得多。这样，中央政府就可以减少外债依存度。不过，中国如果要有效推进悬而未决的财政改革，外国人的确能够起到帮助作用。迄今为止，外国人掌管中国的海关行政，成功地给国库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因此，“如果把盐税等交给外国人打理，毫无疑问会获得超过外债担保的收入，中央政府的财政也会变得宽裕起来”。湖南指出，在当今的列强之中，日本尤其能够给中国以援助。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所面临的，也是湖南在《支那论》中以相当篇幅讨论过的迫在眉睫的问题之一是领土问题。帝制时代的中国虽然在名义上统治者有众多少数民族居住的广袤领土，但现实情况是中央政府一旦弱化，西藏、新疆等地就会获得事实上的独立。湖南认为，对共和制中国来说，这个问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感情问题，其次是中央政府如何从政治上、军事上和财政上来统治这一自然环境多种多样的广袤领土问题。为了理解革命后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湖南注意到“灌输革命思想的权威人物”章炳麟的文章。其数年前发表在《民报》杂志上的这一文章基于传统的华夷观念表明了自己的反满思想，并将中国历史等同于汉民族的历史。而湖南对汉民族今后仍将继续统治旧中华帝国领土之内的所有居民一事是抱有很大怀疑的。他作了如下论述，中国作为宗主国而历来显示出的那种宽大，使得少数民族
回想起往昔被支那统治之事时，也许仍会产生试图依赖支那人的想法，如此则形成此等种族各异的人民甘为支那文明所同化之时期。然而，如果形势不是朝着东亚各方皆期望变为一个支那民族的方向发展，那么无论是从汉人方面来考虑，还是从异民族方面来考虑，汉人再次统辖异种族一事都是不可能的。就当今而言，正处于此等种族人民暂时从支那解体出来的自然趋势中。因此，所谓五大民族之共和，虽然作为一时的权宜之道是很有趣的做法，但结果却将成为不能实行之政策。
根据湖南的判断，在当时的政治、财政、军事等各种条件下，汉民族是不可能继续统治少数民族的。为了说明做出这一判断的理由，他详细探讨了中国历代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以及中国的异民族统治政策的变迁，比如汉朝的匈奴政策等。又进而围绕清朝时期的领土问题对蒙古、满洲、西藏、安南、新疆等地域逐个进行了考察，并按此顺序探究了这些地方与有关外国之间的领土关系问题。其结论是，“显然，此等民族皆从支那分离是其将来之命运”，甚至主张像满洲这样“于支那财政有害无益的土地”，从节约财政支出的角度来看，还不如放弃为好。最后，作为整个领土问题的结论，湖南总结道，“支那的领土的问题，从政治上的实力来看，不要为所谓的五族共和等空想性质的议论所支配，宁愿暂时失其领土，而图内部之统一”。
执笔《支那论》之际，湖南曾说自己的写作目的在于“替支那人为支那着想”。但是与此相反，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专家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的野原四郎则在其1946年的论文中批判《支那论》“实际上是在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出谋划策”。野原的这一批判如今已广为人知，而实际上，他对《支那论》中的所有观点都持批判态度。首先，针对湖南未加明确定义便论述“父老”这一概念，野原批判道：“父老终归不是乡党、宗族的共同利益的民主代表。相反，他们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将人民的机构反过来利用的专制头目而已。他们既是寄生的反革命的乡绅、地主阶层，也是袁世凯的同党，当然也毫无爱国心可言。对侵略者来说，当然也是最合适的卖国奴。”
其次，湖南认为宋代以后人民权利得到伸张并成为共和政治基础，野原认为这种观点完全是“非科学的历史观”。根据野原的理解，王安石的改革是“亚洲式专制国家通过自己经营商业及高利贷资本业务，来防止私有性质的封建土地所有的扩大以及维持作为国家基础的农民经济的一种尝试”。而且，针对湖南提出的“近世”私有财产权已经萌芽的这一观点，野原批判道：“湖南将近代私有权的法制观念任意地应用于历史之中，歪曲历史真实，并以其歪曲的历史观引出奇怪的‘共和制’。对于自19世纪后半期的太平天国革命以来直到现代为止，人民为了取消封建土地所有制而进行的斗争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他并不理解。”还指出，湖南所谓的“共和制”其实“在政治上只不过意味着1914年当时的地方分权状态而已。这种状况其实就是军阀割据政治。”
野原还把军阀割据与地方自治团体联系起来作了如下论述：“也许此后的中国社会，将会通过人民自己把这种共同体加以民主性质的充足而得到发展。但是，只要这些组织依然为父老所控制，那么那些与父老相互勾结者，仍会将之变为自己获取权力的平台。中国以往的统治者们在这方面手段都十分高明，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也是如此。博士也授予日本帝国主义以其中之秘诀。”在《支那论》的自叙中，湖南指出，在1910年代中期，如果中国的混乱局面打乱了东亚的和平状态，那么就可能会出现列强对中国实行共同统治的局面。其具体论述如下：
若抛弃所谓的国民独立之体面，于支那人民而言，此都统政治应是其最幸福之境界。我等于正文中所论述的国防之必要，在此便绝对消失了。若由比支那官吏更为廉洁而且能干的外国官吏来治理，则可使指南人民享善政之恩泽而无负担之增加。连袁世凯都可以拥戴为大总统的国民，应该没有对此都统政治表示不满的道理吧。
野原批判道，以上论述正是“构成《支那论》全文之基础的思想”，充分体现了湖南的帝国主义姿态。
然而，湖南在此处所强调的外国介入中国政治秩序之重建的观点，必须从他的中国历史文化观这一更广阔的视角来加以探讨。他主张中央的政治与财政委托给外国人管理的理由，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压制中国农民以及统治中国人民。尽管我们不够否认，在他的以上言论中的确包含着帝国主义的论调。在他看来，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孕育过程的中国共和政治观正在处于诞生的阶段，这一政治必须建立在稳固的地方社会组织即“乡团”的基础上才能得以确立。他在构想地方社会的权威人物为领导的中国传统社会在革命之后的状态时，始终将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改革的模范，尽管中国的文化发展远比日本要丰富和老成很多，中国的政治在很长一段历史中不仅为同一社会阶层所担当，而且在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总之，对于抱有以上种种理解的湖南来说，将中国政府各机关委托给外国人，尤其是同情中国的日本人之手，这种做法与外国的军事侵略之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关于这个问题，池田诚教授曾经指出，湖南的“都统政治”论反映了他对于正在有组织地镇压中国革命的袁世凯的不满。直接的理由也许是这样的，但是我认为更为根本的理由是在于湖南的中国史观。
再说，野原的批判也是有缺点的，即他在批判《支那论》之际，却将湖南此后发表于1920年代中期的著作中的论点也牵扯进来。孙文在提倡“联俄”主张之前，也曾确信中国的民族主义只有将宗族所构成的地方社会统合为国家才会诞生。就这一点而言，湖南以“乡团”为基础的构想与孙文提倡“善用”“中国固有团体”的家族和宗族的意见是十分接近的。但是，即便进入反日情绪高涨的1920年代，湖南及其著作，特别是《新支那论》中已然认为中国人缺乏爱国心，这种爱国心只有在以“父老”为领导的地方社会的基础上实现国家整合之后才会产生。与此同时，孙文的思想则逐渐朝着左翼的方向发展。虽然野原在批判《支那论》的时候也一并批判了湖南后来发表的著作中的观点，但是他却没能就湖南思想在其间所发生的变化做出解释。
与以上问题相关联的是，我们不能忽略湖南异常厌恶袁世凯这一事实。在他看来，袁世凯是一位机会主义者，反革命者，缺乏高尚人格的权力追求者，总之是恶的体现者。尽管湖南认为历史正朝着立宪共和政治的方向发展，而袁世凯却为了复辟帝制而解散了国会。二十多年来，湖南一直在提倡中国的改革，尤其是改革极其腐败的官僚政治。他认为，虽然辛亥革命依然留下了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但它毕竟意味着中国的改革确实在往前推进。然而，革命之后登上政治舞台的袁世凯却使中国再度陷入官僚政治的泥沼之中。袁世凯虽然是中国的政治领导者中唯一理解中国社会的“父老—乡团”性格的人，却企图利用“父老—乡团”为其追求个人权力的欲望服务。目睹这一现状的湖南，唯有感到深深的失望而已。
中国研究家、也是当时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特约顾问的橘朴对湖南的“乡团”论表示基本同意：“内藤氏所论述的乡团自治体，在对抗侵犯其利益方面具备着种种功能”，“我自己的想法大体上也与内藤氏一致”，不过，他也表示了对“保守主义的内藤氏”的不满。虽然两人在中国应当今早实行政治经济改革方面观点一致，但是他们之间也存在不同看法。湖南将家族秩序作为改革构想的基础而视之为“进步的”事物，而橘朴则认为这是一种“幼稚的社会现象”。橘朴赞同当时中国的“新人们”——他举出“现代支那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作为其中的代表——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中国的“大家族秩序不合理地束缚了个人的自由”，家长相对于家族成员居于“专制君主的地位”，阻碍了社会的自然发展。
青山秀夫指出湖南在中国社会观和国家观方面与马克斯·韦伯有很多共同点。在他看来，韦伯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家产国家”观与湖南的看法之间也有着相通之处，二人都认识到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的官僚们欠缺政治上的道德心而汲汲于敛财，之处在中央派遣的地方官僚中存在公私混同的问题。他们也都认为在“父老”的领导下不断发挥自我防卫能力是中国宗族的固有性格，因为对付地方官僚的贪欲而产生的自卫意识使得地方社会几乎从中央政府的统治下独立出来。然而青山秀夫指出，在“近代化”问题上，韦伯与湖南的立场基本上是相反的。韦伯由于没有从中国社会中发现相当于西欧社会中具有新教职业伦理的都市中产阶级，因而对中国的“近代化”能力持怀疑态度。与此相反，湖南通过自己对宋代以后的君主独裁政治的研究，找到了解决不负责任的官僚制问题的出路，认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会消灭此前的官僚制国家，建立以宗族制度为基础的共和国。如果这样的联邦共和制能够确立，那么根植于地方社会的责任意识就会诞生，“近世”官僚制的弊端也就能够克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