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暖真无谓，气候原来是赌场？

中华读书报 · 公众号 · 读书 · 2019-10-20 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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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赌场——全球变暖的风险、不确定性与经济学》，[美]威廉·诺德豪斯著，梁小民译，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9月第一版，78.00元

江晓原： 这是一本书名相当标题党的书，书中的内容也非常时尚——讨论全球变暖。我最初在相当程度上被书名误导了，期望在书中看到一些革命性的内容，但是阅读之后发现，我的期望难以实现。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书中获得有益的信息，并让这些信息启发我们思考。

用大白话来说，所谓“赌场”，其实就是指“全球变暖”这个议题背后的经济政治博弈。注意到这些博弈，能够让我们对“全球变暖”这个议题的认识更为深化。

有必要先指出一个事实——“全球变暖”这个议题是西方人设置的。西方人设置这个议题的动机，是很难猜测和判断的，但我们至少应该先考察这个议题本身的科学依据。

对“全球变暖”这个议题的科学依据，本书作者虽然做出了不打算回避的姿态，但这明显不是本书的重点。作者在简要陈述他所相信并采用的“综合气候 / 经济模型”（DICE）时，完全假定了这个模型本身的科学性、有效性、这个模型中数据的采集和使用等等，都是没有问题的。换句话说，这个模型是有坚实的“科学依据”的，对于这个模型所提供的解释和推论，我们完全可以视为“科学事实”而全盘接受。

尽管作者也在某处轻描淡写地提到了“关于气候系统的知识的局限性”，但是在他应用DICE模型作为基础来展开讨论时，无不言之凿凿，感觉不到有任何不确定性在困扰他。考虑到全书五个部分中的后面四个部分都是以DICE模型所提供的“科学事实”为依据的，这会不会有“在沙滩上建楼”的危险？

刘兵： 我也有同感，我能想象你在阅读时发现自己被书名误导时的感觉。

此书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但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以气候变暖为主题来写的，在经济学领域里也算是很有独特性的。但气候变暖，首先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此“事实”又是以来自“科学”的证据所支撑的。因而这些“科学依据”的可靠性，就成为讨论的必要前提。气候变暖虽然被人们谈论得越来越多，成为被热议的主题，不过我们也会听到另一种声音，即对此问题在科学上的“确立”，其实也还是有争议的。

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立场选择的困难，即是否相信此书中所说的这些“确凿”的科学证据和结论？恰恰因为这些相关科学研究的复杂性和技术性特点，对于不是此领域专业研究者来说，要想自己进行让人放心的判断是有难度的，似乎只有相信这些科学家。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在此问题上有争议，按照STS领域对科学和科学家的研究，会认为在这其中是有利益相关性的，那么，这些科学家及其所言是否可信，又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这样的两难之下，人们究竟应该怎样做出判断，究竟应该相信谁，相信什么？

江晓原：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争议的存在。而许多学者在谈论这些问题时，总是倾向于隐瞒这些争议，或对这些争议绝口不提，让读者根本意识不到这些争议的存在。本书在这一点上似乎也未能免俗。作者是一个经济学家，我不知道他是没意识到这些争议的存在，还是对自己采用的模型过于自信，以为这类模型玩出来的东西真的就是“科学事实”了。

其实我们可以问这样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世界上存在一种客观的“气候科学”吗？听本书作者的口吻，以及许多谈论全球变暖的人的口吻，比如美国前副总统戈尔（Al Gore）在《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2006）中的口吻，人们都会以为客观的“气候科学”当然是存在的，就像存在着客观的物理学一样。然而这不是事实。

尽管从终极的意义上来说，纯粹客观的物理学也不存在，但“气候科学”毕竟和物理学有着巨大差别。首先，在一般的意义上，物理学、天文学之类的“精密科学”，确实是局限性最小的，或者相对来说是最客观的。而“气候科学”却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对一百多年以前漫长岁月中的地球温度都是间接推测的；而且地球温度一直在变化，这种变化的规律还没有被我们确切掌握；我们可以从已发现的那些考古、地质等方面证据看出地球温度的变化有多种周期，这些周期是不是真的存在……这些都无法得到精密描述。所以关于地球温度变化的周期等等，归根结底都是根据有限的间接证据推测出来的。建构模型只是这种推测的方式之一，模型给出的只是假说和推论，而不是像万有引力那样的“科学事实”。

刘兵： 如果我们认识到尚不存在一种“客观的”气候科学，那么，此书讨论所预设的前提就有了问题。前提有问题，后续讨论自然也就可能会有“在沙滩上建楼”的危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全球变暖这一概念还是得到了非常普遍的传播，并因为这样的传播而使许多人对之坚信不疑。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是属于哲学范畴的“何为科学事实”。一般来说，关于科学事实的概念，在一些大学教程中，都会看到像这样的定义：是指通过观察和实验所获得的经验事实，是经过整理和鉴定了的确定事实。那么，全球气候变暖是否符合这样的定义？当争议存在时，就意味着并非是“确定”的事实。

其次，这里还涉及在科学传播中对于“科学本质”的一种传播立场，即在科学传播中是否会对科学的“不确定性”进行传播的问题。由于比较普遍存在的科学主义的影响，人们实际上对科学的不确定性的认识远不是充分的。

如果我们先明确了全球变暖是一个有争议的科学命题，而不是确定的科学事实，那么我们又应该怎样看待此书的讨论，以及我们又该如何去做呢？

江晓原： 当我们强调“必须认识到争议存在”之后，无疑会对本书的权威性有所动摇，不过这并不会完全否定此书的价值。因为作为理论探讨，岂止“沙滩上建楼”没有问题，即便是“空中楼阁”也无不可。道理很简单：在认识到前提可能有问题之后，我们考察在某种前提基础上展示的推理过程，仍然可能是有益的。

书中有些推理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以至于我们会感觉作者在小题大做或玩学术游戏。比如在确信人类经济增长导致全球变暖之后，作者“总结”出来的第一条，竟然是“零经济增长会大大减少变暖的威胁”。这样迹近同义反复的推理，任何有点常识的人都能够轻易做出，用得着那些“科学模型”操作半天吗？

当然，作者有时候也有“金句”出现，比如在谈论《哥本哈根协议》中“全球气候升幅不应超过2°C”这一目标时，作者认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最新报告中解释这一目标时只是在做循环论证，他揶揄道：“政治家们谈的是科学，而科学家们谈的是政治。”

关于全球变暖这个议题，多年来充斥着许多老生常谈，而且颇多误导。要对这类书籍获得一个正确的看法，使我们能够尽可能地从中获益，需要先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全球变暖议题由三个互相有联系的问题组成：一：地球是不是在变暖？二：地球变暖会不会造成地球环境的灾害？三：这种变暖是不是由工业碳排放造成的？

许多人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比如戈尔在上面提到的纪录片里就是如此，本书作者的答案也是如此。

但实际上，这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简单的“是”或“否”能够回答的。

刘兵： 你回答了应该如何看待此书的讨论，却没有回答“我们又该如何去做”？

不过，你说上面这三个问题，每一个都不是简单的“是”或“否”能够回答的，那至少意味着一种可能性，即还是存在有因人类的工业碳排放而带来环境灾难的可能。

如今，从环保的角度来说，控制工业碳排放已经是一个重要议题，也是许多人所致力的方向。另外，从资源和能源的角度来看，人类因贪婪的消费欲望已经带来了明显的问题，比如严重的垃圾问题。那么，控制工业的发展，就算没有全球变暖这种可能的危险存在，总也还是值得去努力的一件事吧？

当然，如果仅仅就严格学理意义上的全球变暖问题来分析，我倒是觉得你注意到的此书作者那句“政治家们谈的是科学，而科学家们谈的是政治”颇为耐人寻味，似乎在提示着我们观察和理解现实中政治与科学之复杂关系的某种线索。

江晓原： 开句玩笑，在我看来，我对这个问题能够“做”的，也就是“看待”而已。

作者在本书最后一编展示了某种“迎难而上”的姿态，他打算直面人们对全球变暖这一议题的质疑。他先列举了一些著名人物，诸如总统候选人啦、参议员啦、普京总统的顾问啦等等，他们全都反对全球变暖这一议题，并认为据此制定政策是毫无必要的。特别是2012年16位科学家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不需要为全球变暖恐慌》，作者认为是反对全球变暖的典型言论，所以拉开架势对此文进行全面批驳。不幸的是，作者的批驳并无足够的说服力。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作者对精密科学缺乏基本的体悟——尽管他引用了著名物理学家费曼的一长段话来给自己壮胆，但他的引用本身就不得要领。

这就又得回到气候科学的局限性问题了。由于这种局限性，全球变暖议题中上面三个问题的答案目前实际上都是难以确定的。当然，也正是因此之故，我们确实可以确定这样一点：就是这三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是”的概率也不等于零。我相信，指出这一点肯定能够给热心环保运动的人以一定的安慰。

我还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你应该能够取得相当一致的意见，而不必用“君子和而不同”来宽解。我虽然并不相信全球变暖议题中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但我也没有足够的理由确信它们的答案全是“否”。更何况，即使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全是“否”，我也仍然同意，保护我们的环境是必须的。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再来考察作者对全球变暖议题中各方政治经济利益的讨论，应该能够更为深入一些吧？

刘兵： 如果作为前提的全球变暖的真实性成为问题，那么随后的各种讨论显然就很有此书标题中“赌”这个说法的特点了。不过既然是赌，就有赌中赌不中两种可能。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如果对人类的未来真要负责任，面对全球变暖问题人类是有些输不起这种赌局的。作为经济学家，作者的出发点显然也是很可赞扬的，他并没有像许多经济学家那样完全陷入为利润、增长等献计献策那样的作为，而是对各种不同利益集团在此问题上的分歧有所认识，更为全人类未来的福祉所忧心。不过，我还是觉得作者设想的对策在复杂的现实中过于理想化了。这也许意味着另外的不确定性和某种悲观主义。如果从乐观的角度来看，由于作者的努力，也算为降低人类未来面临的风险多少作出了一点贡献吧？

（江晓原为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刘兵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本文为中华读书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策划的“南腔北调”对谈系列第1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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