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起源是统编版初高中历史教材新增的内容，对于这一内容，由于考古学的发展，新的考古发现的出现，原有的理论和观点受在挑战，形成了一些新的认识，并通过教材编写传递到中学历史教材中。现结合相关学术著作，就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与空间谈一谈自己的思考，供大家批判。

一、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考古学认识

由于早期中华文明没有形成文字或者说没有留下明显的文字痕迹，古史传说则既有史实的依据，也有神话的荒诞的成分，所以今日 “对于文明起源的研究，考古学便成了决定性因素”。由于重建上古社会的历史就不仅仅是历史学家所能完成的，它至少需要与考古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结合，它还需要理论上的创新和建树。所以“文明起源研究既是理论问题亦是考古学的实践问题”（《中国大通史》第 1 卷，第 149 页）。

从理论上来看，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直是指导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经典，在 “ 文明 ” 的定义上，中国考古学界普遍认同 “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 ，认为文明起源的实质，是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发展基础上，原始社会氏族制度解体，建立国家组织的历史进程。在认定国家形成标准上，中国学界最初受到英国学者柴尔德对两河流域文明的研究，和英国学者丹尼尔综述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著作《最初的文明》影响，提出城市、金属和文字 “ 三要素 ” 说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81 页） 。若此，中国在殷墟时期才出现国家，形成文明。

但是考古学的实践对原有的理论提出了挑战。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面对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重大发现，更多学者认为以殷墟为中华文明起点，低估了距今 5000 多年即已经明确开始的史前社会跨越式发展。 1991 年的 “ 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 ” 上，学者们普遍认为不应局限于 “ 三要素 ” 之有无，只要有足够反映 “ 国家 ”“ 实质 ” 的考古证据，就可以认定国家出现、文明形成。

以王震中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提出 “ 国家形成的标志应修正为：一是 阶级的存在 ，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 公共权力的设立 。阶级或阶层的出现是国家这一管理机构得以建立的社会基础，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则是国家的社会职能，是国家机器的本质特征 ”( 王震中《文明与国家 —— 东夷民族的文明起源》 , 《中国史研究》 1990 年第 3 期 ) 。 同时，以阶级的出现和强制性权力的设立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在 “考古学上可以找到其依据和物化形式，因而是具有可操作性的”（《中国大通史》第 1 卷，第 158 页）。

21 世纪初以来， “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 持续开展，尝试提出文明起源的 “ 中国方案 ” ，取得广泛共识的内容包括： 一是生产力高度发展 ，剩余食物积累，人口显著增加，社会分工明确， 考古证据为大型水利设施 、大规模农田建设、大量粮食的集中存储、出现制玉、鞣漆、丝织和高等级陶器制作等高级手工业。 二是阶级和等级分化制度化。考古证据为墓葬悬殊的等级化 ，出现随葬品丰富的 “ 王墓 ” ，以用钺制度彰显王权和军权，以具有宗教内涵的玉器彰显宗教权力。 三是出现都邑性城市。考古证据为城墙环绕的超过 200 万平方米的特大型遗址 ，规划严密，有宫殿、仓储、仪式场所等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兴建的大型公共设施，为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 四是区域聚落等级化发展 ，呈现城乡差别。 考古证据为在广大范围内，形成 都邑、主要中心、次级中心和一般村落的 多级聚落结构 。 五是文化发展。考古证据为玉器和刻画图像反映的 “ 天极宇宙观 ” 及相关天文知识 ，各种复杂建筑、高级手工制品、复杂的符号系统等。 六是各地区 在社会发展的同时，发生密切互动， 共享文化精粹 ，形成 “ 中国相互作用圈 ” 或 “ 最初的中国 ” ，奠定历史时期中国的基础。 前五项内容，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公认的文明认定标准 ，但其考古证据则契合中国考古资料；第六项更是着眼于中国历史时期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

良渚 古城周边有规模庞大的水利设施，包括阻挡山洪的土筑水坝和引水渠道，水利调节面积达 100 平方千米以上。整个古城系统土石方工程总量 1005 万立方米，在当时位居世界前列 ，符合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标准一。 城内外祭坛上权贵们的墓地里，随葬着数十件至数百件数量不等制作精美的玉器，包括祭祀神灵用的玉琮、玉璧和象征军事指挥权的玉钺。这和其他随葬品较少的普通墓葬对比鲜明，说明当时的社会阶级分化已经相当明显 ，符合阶级分化制度化的标准二。 良渚古城由宫殿区、内城和外城组成。内城长 1 900 米，宽 1 700 米，面积约 300 万平方米；外城面积约 630 万平方米。古城中部，有一个人工堆筑、高十几米、总面积达 30 万平方米的高台，上面建有大型广场和多组高等级建筑 ，这符合出现都邑性城市的标准三。 据估算，古城和水利系统的工程总量，超过 1 000 万立方米。上述考古发现，见证了当时该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统治者较强的调动、组织能力。良渚周围地区 30 余平方公里的范围里就集中了 50 余处良渚文化遗址。各区域聚落 不仅 出现了不同规格和功能的分区结构，在整个良渚文化区的聚落中也出现了多级分化的现象，形成了以江苏吴江龙南遗址为代表类似于乡村、余杭庙前遗址为代表类似于城镇、莫角山遗址所代表类似于都城的这样一种多级聚落体系 ，这符合区域聚落等级化发展的标准四 。良渚精细刻画 “ 神人兽面 ” 图像 的 玉器 ，表达 羽化信仰 的 玉蝉 ， 有精细刻画图像的高等级陶器 以及高度发展的 象牙器和漆木器， 其 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符合文化发展的标准五。良渚千姿百态的鸟纹有些式样与红山文化玉器相似，有些则与庙底沟类型彩陶相似，体现出的正是各地区密切互动的标准六。

因此， 按照此 “ 中国方案 ” 可以认定，良 渚文化在距今 5000 年前后形成早期国家，中华文明在 5000 多年前就已经形成 。

二、国家统编教材的不同表述

然而，对于这一结论，学术界并不完全认可，反映到作为国家统编的中学历史教材，在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表述上就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比如统编版初中历史七年级上第 2 课知识拓展部分称“ 良渚古城的考古发现证实，距今约 5 000 年 左右，长江下游地区已经出现早期国家，进入了文明社会 ”。这一内容在此前的教材中并不存在，是在 2019 年才被修订到教材中的，也就在这一年的 7 月，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良渚文明说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