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刚：苏轼与张方平书信考辨｜202404-16（总第2680期）

苏轼与张方平书信考辨

朱　刚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宋人的书信，大致有三种形态：别集中作为文类收录的是“书”和“启”，后者较简短， 用骈体写作，前者相对较长，在“古文运动”后一般用散体写作；另外还有一种短小随意的“尺牍”，通常并不收入别集，但名家尺牍多有传世者，后人重编其文集时，也往往增入。现在通行的标点整理本《苏轼文集》，是以明人茅维重编的《苏文忠公全集》为底本的，这三种形态的书信均被包罗在内。其中卷四十七《上留守宣徽启》、卷四十九《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卷五十《与张太保安道一首》，受信人都是苏轼的前辈知己张方平（1007—1091），正好一“启”、一“书”、一“尺牍”。不过，《上留守宣徽启》其实并非苏轼的作品，我们先对这篇“启”略加考辨。

此启不见于宋代以来流传的《东坡集》《东坡后集》，明刻《重编东坡先生外集》亦无之， 选本如宋刻《三苏先生文粹》也不收，在笔者知见的范围内，明人所编“七集”本《东坡续集》 卷十始有此文，茅维当据《续集》收录。全文如下：

今人张志烈等《苏轼全集校注》据文中“哀怜废弃之久”语，推为苏轼贬居黄州时期的作品，而将“留守宣徽太尉”释为文彦博（1006—1097）。然而，在苏轼“壮岁效官”时，文彦博并无“淮阳卧理”（知陈州）的经历，也没有“再枉辟书”聘苏轼入其幕府的相关记载。此启实为苏辙致张方平者，见《栾城集》卷五十，题为《谢张公安道启》 （苏辙《谢张公安道启》，《栾城集》卷五十，曾枣庄、马德富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1804 页。“少年”前多“伏以”二字，“卧理”作“卧治”，“再枉”作“再辱”，“屡朝”作“累朝”，“涓尘”作“涓埃”，“感激”作“慰喜”。 ） 。孔凡礼《苏辙年谱》系于熙宁十年（1077），时苏辙在京师，张方平任南京留守，辟辙为签书应天府判官，故有此谢启 （孔凡礼《苏辙年谱》卷六，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1 年，第 136 页。） 。所谓 “再枉辟书”者，因此前熙宁三年张方平知陈州时，已曾辟苏辙为陈州州学教授，所以这一次是“重收孤迹”了。陈州的经历，正对应“淮阳卧理”之语，而更早的“成都乐职”，即指苏轼、苏辙少年时随苏洵拜见知益州张方平，始受知遇之事。张方平的知遇对三苏的崛起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点在苏氏兄弟的笔下被反复道及。由此来看，启首一联不止机械地夸美对方的履历，也结合了作者自身受对方知遇、关照的经历，而在苏轼与文彦博之间，就没有苏辙与张方平这样的共事关系。此是苏辙作品误入轼集，从启文的内容不难推断。

这里明确自述，五十卷《栾城集》是苏辙本人于元祐六年（1091）编成。相比之下，关于四十卷《东坡集》之编辑，苏轼文字中缺少如此明确的自述，但宋人亦谓此乃“东坡手自编”者，如胡仔云：

既然苏氏兄弟皆亲手自编别集，其作品本不易相混，但现在通行的《苏轼文集》中误收苏辙文，并非只有此篇而已。原因就在于，东坡的文集有非常复杂的重编历史。换言之，辙文误入轼集并非偶或一见，而是苏集编纂史上的一个现象。所幸苏辙不是无名之辈，他的文章跟苏轼一样，也被宋人奉为学习的典范，所以对于宋人来说，这个现象是不难发现的，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著录《东坡别集》四十六卷，释云：

据此，南宋人已注意到当时麻沙书坊编刊的东坡《大全集》中杂有苏辙（颍滨）之文。我们当然不能断言辙文误入轼集就从《大全集》开始，但显然这个现象已成为《大全集》的特征。明人编《东坡续集》收入《上留守宣徽启》，或许是间接继承《大全集》而来。

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

此篇尺牍的来历比上面的《上留守宣徽启》清楚，虽然传世的苏轼尺牍专集即《纷欣阁丛书》本《东坡先生翰墨尺牍》中没有这一篇，但除了《东坡续集》卷六，也见于《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卷七十二。所谓“外集”，是个补遗性质的集子，专收《东坡集》《后集》遗漏的苏轼诗文，宋人已编成，但今天我们只能看到明人的这个重编本。由于《东坡集》《后集》并不收入尺牍，所以尺牍成为《外集》的重要组成部分。《外集》按苏轼生平，分时地阶段编排尺牍，《与张太保安道》被编在“登州还朝”之后、“杭州”之前的“翰林”阶段，即元祐初年在朝任翰林学士期间。茅维收入《苏文忠公全集》时，只是按其体例，在题中加了“一首”二字，题下注“翰林”，则亦承自《外集》，此后《苏轼文集》《苏轼全集校注》皆同。

尺牍全文如下：

《苏轼全集校注》非常精准地将此文系于元祐二年（1087）正月二十六日。文中叙事虽然简略，实际却是苏轼在“元祐更化”时期的一次最大的政治危机，他差点重蹈“乌台诗案”的覆辙，故向“乌台诗案”时营救自己最力的老臣张方平倾诉心曲。

按《苏轼全集校注》的注释，及其所根据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的逐日纪事，经过大略是：元祐元年（1086）十二月，朝廷要举行一次选拔馆阁人才的考试，由翰林学士苏轼、邓温伯起草考题，他们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撰成三篇考题，由苏轼亲书奏上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高后过目后，点定一篇使用，这一篇恰好就是苏轼所起草的策问《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 （《试馆职策问三首》之一《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苏轼文集》卷七，第 210 页。） 。十二月七日，“试馆职”的结果出来，毕仲游、张耒、晁补之、刘安世、赵挺之等十三人获选。但在此之前，谏官朱光庭已于十二月三日密奏这篇策题有讥讽祖宗之意，“不忠莫大焉”。高后于十二月十四日“有旨放罪”，意谓苏轼有罪，但免于追究。然而，朱光庭认为不该免于追究，继续弹劾。于是苏轼于十二月十八日上章自辩 （《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之一，《苏轼文集》卷二十七，第 788—789 页。） ，结果令高后改变了判断，她收回“放罪”的命令，认为是谏官不对，而苏轼无罪。她的态度转变引起了御史台傅尧俞、王岩叟等人的担忧，他们怕太皇太后偏袒苏轼，驱逐谏官，于是决定救助朱光庭，一起弹劾苏轼。这才有了苏轼自述的“四请郡，杜门待命几二十日”，即申请出京担任地方官，离开朝廷。可是高后却不同意苏轼离开，她于元祐二年正月十二日批出一份“德音”，肯定苏轼策题不是讥讽祖宗，令执政官去面谕台谏停止弹劾。然而，台谏方面非但没有停止弹劾，还出现了分裂，另有官员上章为苏轼辩护，宛成两派。在此情形下，苏轼也不再持“请郡”躲避的打算，他于正月十七日奏上了一封长篇的自辩状 （《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之二，《苏轼文集》卷二十七，第 789—793 页。） 。接下来，十八日以后傅尧俞、王岩叟等人直接与高后在帘前冲突，认为苏轼即便不是讥讽，也必须为自己用词不当认一个错。高后发了脾气，二十二日声言要将双方都逐出朝廷，于是宰相吕公著、范纯仁等加以调和，就是所谓“诸公燮和之”了。二十三日高后接受了调和结果，令苏轼与几位台谏官各自“依旧供职”。二十六日，苏轼作此尺牍送与身在南京应天府的张方平，二十七日与台谏诸人同到紫宸殿入谢，此段风波暂时平息。

看来，苏轼得以度过这次政治危机，主要就赖“文母英圣”，即高后非常坚定地确认其策题并无讥讽祖宗之意。如果她在这一点上略有动摇，苏轼的境地就极其危险。“乌台诗案”的罪名是讥讽现任的皇帝和大臣，而这次是讥讽已经封神的祖宗，罪名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政治斗争，只能用“残酷”来形容，故幸而逃过一劫的苏轼向关心自己的前辈张方平汇报了大致的经过，最后还说“临书悒悒”，心情很不好。

《潇湘竹石图》局部，传为苏轼作品，现藏中国美术馆

就文献来源而言，三封书信中最可靠的是《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从苏轼“手自编”的《东坡集》卷二十九开始，就已收录了。然而，偏偏此文遭到的怀疑最多，清代以来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与《辨奸论》相配合的伪作。

确实，此书一开始就提到了《辨奸论》：

张方平将他所撰的苏洵墓表，再次寄给苏轼，故苏轼有此谢书。这篇墓表的写法有一点与众不同，就是“特载《辨奸》一篇”，将苏洵的《辨奸论》全文抄入。这当然与张方平《乐全集》卷三十九所录的《文安先生墓表》一致。如果不是因为《辨奸论》受到怀疑，按文史考据的通常情形，我们从宋代传下来的两个别集中找到了如此互相印证的二文，则不但此二文本身，连带《辨奸论》在内，都已有了给予信任的充分理由。实际上，绝大部分被我们信任和使用的古人作品，还未必有这么强的文献支持。自然，将《辨奸论》断为伪作的学者，态度正好相反，他们非但对三篇文章一概不予信任，而且认为墓表和谢书就是《辨奸论》的“伪作者”故意留下的伪证。然而，这位“伪作者”很令人好奇，他显然是一个在北宋生活过的人，其影响力又能延续到南宋，因为至晚到两宋之交，《辨奸论》已被多人阅读，而南宋刊刻的《乐全集》《东坡集》都已尊重他的意图，塞入了墓表和谢书。毫不意外的是，在整个南宋一朝，当代人对这位“伪作者”一无所知，直到清代，才有人试图揭露他的恶行。

假设这样一位“伪作者”曾经存在，那必然是北宋晚期一个相当艰苦卓绝的存在者，因为此时苏文被朝廷禁锢，而王安石极受推崇。当然，也许他对王安石有什么私愤，伪造这些文章的用意在于发泄，可从他能伪造苏轼谢书并成功地塞进《东坡集》的情形看，其年龄肯定比苏轼要小许多，这就意味着他与王安石发生过直接冲突的可能性甚微，不知何故如此愤怒？攻击一位受朝廷推崇的人，自然不会有什么好处，但反过来，如果愿意付出仕途暗淡的代价，则反对王安石也不至被天打雷劈，又何须借别人的名义去攻击？就算他对嫁名攻击具有特殊的兴趣，那么伪造论文、谢书还可以理解，又怎么会去伪造墓表呢？墓表并非适合于伪造的文类，尤其是当代名公的墓表，极易让人联想到实物之有无，这样的文类选择简直匪夷所思。如果他没有丧心病狂，选择书信、别传之类将明智得多。更何况，他伪造的并非闲情逸致的文字，其内容实在骇人听闻，则必须尽可能地避开知情者，换句话说，他推出这些伪文，当然要等到张方平、苏轼去世以后，为了尽快推出，文中不宜再牵涉到其他在世的人物，可是《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却云：

这“嘻其甚矣”之语，当然是为了跟《文安先生墓表》相呼应，也许“伪作者”对苏氏兄弟“进退出处，无不相同”的情形亦具相当之了解，故为了增强可信度，把苏辙也牵连进来。但这一牵连，却势必令伪作之面世又要比苏轼仙去晚上十几年，因为苏辙一直活到政和二年（1112）才去世。此时距方勺在其笔记《泊宅编》中谈到《辨奸论》的时间 （方勺《泊宅编》三卷本谈及《辨奸论》，章培恒先生考其编成于宣和七年（1125），见所著《〈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载《献疑集》，长沙：岳麓书社，1993 年，第 29—84 页。） ，大约只剩十来年，“伪作者”实在没有多少余裕去完成一连串工作。再说张方平的方面，元祐六年（1091）张方平去世时，苏氏兄弟都撰有祭文，苏轼祭文中有“一子四孙，鸾鹄在庭”之语 （《祭张文定公三首》之三，《苏轼全集校注》第十八册，第 7036 页。） ，那“伪作者”为了推出苏洵《辨奸论》，牵上苏轼、苏辙也就罢了，硬拉张方平助推，以墓表为《辨奸论》的载体，而徒然令自己面对被张家“一子四孙”质疑的可能性，看来也不合情理。张方平对后世的影响不算大，在当代却是名公巨卿，伪造他的文章塞进其别集，困难也很大。他的《乐全集》，生前已在编辑，并请苏轼作序，但苏轼读到的应该不是《乐全集》的最后形态，因为张氏还能继续写作，增订其文集。现存的《乐全集》 （此集有南宋刊本，易见的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后面附有张方平的行状，是其女婿王巩所撰，行状中的叙事屡次引“文集”为据，这个被王巩引为依据的“文集”才是《乐全集》的最后形态。换言之，王巩掌握着张方平去世时的《乐全集》定稿，他还是现存好几部笔记的作者，是个消息灵通的人士。要将一篇伪作的苏洵墓表塞进《乐全集》，势必也无法在王巩的眼皮底下实现。王巩比苏氏兄弟更年轻，我们暂时难以确考他的卒年，但现存他给苏辙写的挽诗 （王巩《挽苏黄门子由》，《全宋诗》卷八百三十九，第十四册，傅璇琮等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9713 页。） ，可见他去世必然更晚，对“伪作者”真相败露的威胁不小。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伪作者”要把自己置于如此艰难的境地？如果他不假思索地推出一篇嫁名苏洵的《辨奸论》，还可以理解为泄愤于一时的鲁莽之举，但他既然心思细密地留下伪证，则应能巧妙地选择文类，尽少牵涉那些影响广泛的知情人士以避开被揭露的危险，何至于如此自困？

其实，清人将三篇文章一概斥伪，主要原因是不认同《辨奸论》对王安石的定性，认为王安石并不奸。我们当然也不认为王安石是个奸人，但是，王安石奸不奸是一回事，苏氏父子如何评议王安石又是另一回事。苏轼在元祐时期的奏议中，曾直斥“王安石、吕惠卿之阴谋” （《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之二，《苏轼文集》卷二十七，第 791 页。） ；苏辙在晚年作品中还称王安石为“愚公” （苏辙《梦中反古菖蒲并引》自叙梦中作诗，“见一愚公在侧借观”云云，《栾城集·三集》卷一，第 1452 页。据苏籀《栾城遗言》，“愚公”即指王安石。 ） 。“愚公”就是笨蛋，一个搞阴谋的笨蛋，比奸人怕 是好不到哪儿去。我们读宋人互相攻讦的文字，夷考其实，往往感觉过分。即便以平易婉转著称的欧阳修，论包拯曰“素少学问”“见得不能思义” （欧阳修《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欧阳文忠公集·奏议集》卷十五，《四部丛刊》本。） ，论李淑曰“奸邪阴险” （欧阳修《论李淑奸邪札子》，《欧阳文忠公集·奏议集》卷四。） ，论吕夷简更谓其“奸邪巨蠹之家”，尽是些“贪赃愚 子弟” （欧阳修《论吕夷简札子》，《欧阳文忠公集·奏议集》卷四。） ，偏激起来简直也是一骑绝尘。这是发言姿态上一种具有时代性的特征，在士气踔厉、言论兴盛的环境下，彼此都见怪不怪，后人若处噤若寒蝉的言论环境，对此就无法理解。自然，苏轼正面评价王安石的文字，也是有的，但不能因为有好评文字，就否定攻讦文字的真实性，反之亦然。所以，三篇文章真实与否，并不能决定今人对王安石的评价。鉴于“伪作者”的存立非常困难，我更愿意相信这些文本的真实性。实际上，即便对“伪作者”的假设能够成立，这些文本也不过稍为晚出，它们仍然是北宋之文，仍然代表了一部分北宋人对王安石的看法。不过我认为，相信其真实性将更有利于我们解读这些文本。

《文安先生墓表》把《辨奸论》的写作时间定在嘉祐八年（1063），但王、苏双方的冲突，不始于此时。嘉祐六年二苏举制科时，已发生王安石拒绝写作苏辙任官制词的事，据苏辙回忆，当时“知制诰王介甫意其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词” （苏辙《颍滨遗老传上》，《栾城集·后集》卷十二，第 1281 页。） 。所谓“不肯撰词”，并非简单地表示“不肯”而已，按北宋的制度，这叫“封还词头”，封还的时候是必须有个奏状的，一般叫作“缴某某人词头状”，后来做过中书舍人的苏轼，文集里面就有好几篇。虽然王安石的《临川集》中并未收录他缴苏辙词头的奏状，但在当时，苏辙应该是有所见闻的，所谓“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无疑是从这份奏状概括来的意思。宋人吕希哲记载此事更为详细：

这里就明确记载了王安石“封还词头”之举，还节录了苏辙事后奉上沈遘（字文通）的《谢启》，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谢启》也不见于《栾城集》。由此可见：一方面，苏洵作《辨奸论》攻击王安石，可谓事出有因，说成替儿子出气也无不可；另一方面，《临川集》《栾城集》都不收录直接与这一番人事冲突相关的文章，这一点当然也不难理解，无非是时过境迁，不愿再招麻烦的意思。按这一情势看，苏洵的《嘉祐集》起初也不会收入《辨奸论》，所以张方平撰《墓表》时要“特载《辨奸》一篇”，而宋人也都是通过《墓表》获读《辨奸论》的。南宋刻本《三苏先生文粹》收录了《辨奸论》，但题后注明此文来自“张文定公撰老苏先生墓表”，并引用了《墓表》中的一段文字 （有关详情，请参考拙文《关于婺刻〈三苏先生文粹〉所载策论》，《文学遗产》2018 年第 5 期，第 91—97 页。） 。叶梦得《避暑录话》记得更清楚：

显然，早期流传的《嘉祐集》里没有《辨奸论》，但是叶梦得并未怀疑《墓表》的真实性，而且他说“苏氏亦不入石”，则其所见不是刻石的实物，这大致可以说明，《乐全集》中早就有了这篇《墓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墓表》是《辨奸论》的唯一载体，从传播的角度说，没有《墓表》也就没有《辨奸论》，故持伪作说者，必须认定它们是一手所伪，尽管二文在写作风格或者说写作水准上，实有不小的差距。

必须承认，这篇《墓表》中诋毁王安石的段落，存在解读上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