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自中国青年网远雁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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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几个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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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28日，正在读研究生的台湾青年柯重宇，在路上被一辆违规的运沙车从后面追撞。车子碾过他的头部，造成当场死亡。
柯重宇的母亲柯蔡玉瓊，是一个普通的台湾家庭妇女。她得知儿子死讯，立即从台南赶到台中。见到裹着白布的尸体，当场昏阙过去。
可是，肇事车司机所在车行的老板却一点也不感到内疚，反而态度非常强硬。他对柯妈妈说，经营车行二三十年，撞死人是常有的事，是家常便饭。
“那一天我们才压死两个人，都是大学生，另一个给20万，你儿子是研究生，30万要不要？”
“死都死了，不然你是想怎样？不然你就去告，去告也是拿鸡蛋碰石头而已。”
30万新台币，不过人民币五六万。死了一条人命，扔五六万块给你，还像是施舍一样，爱要不要。
是的，这是1989年，让人齿冷心寒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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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行老板之所以这么嚣张，是因为那时台湾的“强制汽车第三人责任险”，采用的是过失责任制，死者的家属必须要举证司机的确存在过失才有可能胜诉。
只是往往等家属赶到，事故现场已经被肇事司机有意无意地破坏，家属举证无门，索赔无路。
而且，这个保险只针对家用车。客货运输业可以用缴纳保证金的方式来代替投保。交了保证金，拿到一纸缴纳证明以后，就可以把钱拿回来，即使日后车祸肇事，也常常耍赖不赔。
很多时候，肇事司机在撞到人以后，首先想到的不是下车查看抢救，而是倒车把原本还有活命机会的伤者碾死。
因为撞死了人，只要一次性象征性地赔上10万、20万、30万新台币，而撞伤了人，却要负担可能是天价的医疗费用。
痛失爱子的柯妈妈气愤地发现，原来，“台湾根本没有公路正义可言”。
所以，就连律师都劝柯妈妈收下30万和解金，这个钱不拿，就一分钱都拿不到。
律师说，“在台湾发生车祸就是要认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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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妈妈一度想要和肇事车主同归于尽，可是冷静下来，她开始想到了别的车祸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
她想，假如能够推动改变不合理的法律，那就不会有别的人陷入自己这样绝望无奈的境地。
于是，只有小学文化的她，开始翻字典，写出几百封请愿书寄到相关的部门和机构。
她还成立了“车祸受难者救援协会”，结果一下子收到来自全台湾的500多封信。这个时候她才意识到，原来儿子的遭遇，只是台湾不公平制度的冰山一角。
在儿子大学老师的帮助下，她筹办座谈会，四处学习不同的资料，研究六法全书。原本连“立法”两个字都没有听说过的她，硬是这样拟出了十几条法规。
她拟出的法规，包括：无论驾驶人有没有过失，都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设立交通事故特别基金，以免肇事者逃逸，家属无处索赔。
她用尽绝食、抬棺等各种极端的方式，向交通部和财政部请愿抗议，才把法案送进了立法院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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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进了立法院，柯妈妈每周往返台南台北出席听证会，有人开玩笑说，她在立法院的出席率比立委还高。
可是，要改变法律和制度，谈何容易？
柯妈妈对抗的，是整个运输行业的利益。他们觉得她在断自己财路，威胁说要取她性命。
甚至当时的立法院里，都有立委和运输业者存在利益关联，有立委放话说绝不让法规通过。
她还发现，大多数立委既虚伪又傲慢，人浮于事，于是她上电台开节目，把这些乱象告诉公众，以此向立委施压。
也有很多人被她的坚持感动，暗中帮助她。警察和公职人员会偷偷跑过去告诉她，要怎么样静坐抗议，才不会违法，才不会被警察强行抬走。
整整八年以后，1996年，台湾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通过。
柯妈妈赌上青春的奔走呼吁，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现在在台湾，车祸死亡的保额，已经提高到了200万新台币。
台湾人说，每一辆车子上贴的那张强制险小贴纸，背后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爱，更是她对整个社会的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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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故事，发生在100多年前的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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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纽约的成衣行业非常发达，有很多制衣厂——其中大多数是血汗工厂。
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工厂雇佣来自其他国家的底层移民。工人们每周高强度工作50多个小时，但拿到的工资却极其微薄。他们的工作环境也非常恶劣。
为了防止他们中途跑出去抽烟休息偷懒，或者下班时把厂里的东西偷带回家，工厂老板往往会把通往楼道和应急出口的门锁上——你可能会想到，如果发生火灾，工人们逃不出去，锁上的门就成了死亡之门。
在1911年3月25日的下午4点40分，有一家叫三角内衣厂(Triangle Waist Factory)的工厂，就真的发生了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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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一种说法是8层的垃圾桶最先着火。
制衣厂里堆满了布料，所以火势蔓延非常快。又由于三角内衣厂的老板锁上了门，所以大多数工人没有能够及时逃生。
尽管9层有多个出口——两部货梯，一个消防逃生口和两个楼梯，其中一个楼梯通往格林街，另一个楼梯通往华盛顿广场。
三分钟内，通往格林街的楼梯就彻底无法通过了。而通往华盛顿广场的楼梯门则上了锁。钥匙在工头那里，但他已经在第一时间逃走了。
没有来得及走的工人们只好蜂拥进紧急消防通道。但这个通道的构造并不符合安全规范。单薄而脆弱的铁结构，很快就因为过载和过热而扭曲倒塌，将近20人坠落到30米以下的混凝土路面，当场死亡。
还有很多人，一个一个从燃烧的大楼跳下，当场摔死。
最终，一共有146人死亡，其中123名女性；最年长的43岁，最年幼的是两名14岁的女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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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内衣火灾，是纽约历史上最严重的工业灾难。在911以前的很多年，这个巨大的悲剧是纽约人心头最深的创痛。
虽然过去了100多年，可是这件事对于今天的纽约人来说，仍然有切切实实的影响。
因为，在火灾发生之后，纽约人开始意识到保护劳动者权利和强制消防安全规范的重要性，从而掀起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
火灾之后的一个星期，在专门举行的死者悼念会上，工会活动家Rose Schneiderman发表演讲，呼吁妇女工会联盟和工人们保护自己的权利。
火灾的一个目击者Frances Perkins，发起成立了公共安全委员会，以倡导新的立法，比如缩短工人们的工作时间。
纽约州议会则设立了工厂调查委员会，在全纽约州一共走访了222名证人，收集了3500页的证词，结果发现有200多家工厂发生过和三角工厂类似的火灾。
在调查的基础上，这个委员会开始敦促修改法规。在1911年到1913年间，他们提议的64项新法规里有60项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其中包括：
规范建筑物的出入口，规范防火要求，安置灭火器、报警系统和自动喷水灭火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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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所在的埃什大楼(Asch Building)，现在还在，不过已经更名为布朗大厦，归纽约大学所有。
2011年3月25日，在火灾发生整整100年后，人们再一次聚集到了那栋大楼前。
下午4点45分——100年前接到火警报警的那一刻，全纽约许多地方都响起了警铃。
人们自发成立的“记住三角火灾联盟”，现在还经常组织全国性的纪念活动。
100多年过去了，纽约人没有忘记那些无辜受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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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翻看其他地方的历史，不管是台湾、美国还是日本、英国，你会发现很多的社会进步、观念更新，最初的起因都是像柯重宇的车祸和三角内衣厂火灾这样的悲剧事件。
推动这些进步的，有时候是悲剧受害者本人或者家属；有时候是心怀良知，不愿意袖手旁观，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的个人或者社会团体。
悲剧发生，无法挽回；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社会，天灾人祸的发生都无法避免。
但是，如果这些悲剧能够带来一些制度的完善或者观念的革新，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
李文星的死因还没有查清，今天又看到新闻，另一个山东孩子，25岁的内蒙古科技大学毕业生张超，同样在招聘网站求职时被骗到传销组织后遭遇不测。
控制李文星的那个传销组织，据说叫蝶蓓蕾，已经被天津警方端掉。铲掉一两家传销组织是容易的，难的是彻底清除滋生传销的土壤。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李文星、张超，以及杭州那家被保姆烧死的人，以及之前许许多多不幸的人？
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些彻底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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