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外卖，他们的送餐生活

▲广州珠江新城里的外卖小哥。（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21岁的黄成天是上海庞大送餐大军中的一员。

他的工作节奏是这样的：从上午十点送餐至下午两点，休息两小时后又开始工作，一直持续到晚上九点。

最初，黄成天的工作区域是在五角场。五角场，位于这座特大城市的东北角，是上海四大城市副中心之一。五角场板块内，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名牌高校林立，是上海的文化教育中心。

随着交通、生态、现代化商务设施的不断发展，五角场区域逐渐发展为北上海商圈乃至整个城市最繁华的地段之一。而在串联起大学城、商业中心、知识创新区的一条条大街小巷中，每天都穿梭着骑着摩托送外卖的人——人们现在通常称他们为骑手。

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16年中国外卖O2O行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7月，百度外卖已拥有四万多名专职骑手，美团专送送餐员人数也突破6万。而饿了么平台曾自己宣布，旗下蜂鸟众包的兼职骑手更是突破百万。

毫无疑问，由于移动互联在中国的迅猛发展，投身于外卖行业的骑手越来越多。百万骑手大多是从乡村进入城市，他们十分渴盼生活在一直向往的大都市，每个人都希望在外卖市场中寻到自己生存的空间。

中午11点，正是上班族下班、学生放学回家的高峰期，黄成天则要进入一天中工作最忙碌的阶段。

他穿着工作服，一只脚撑在地上稳住摩托车，拿起挂在胸前的手机拨一个短暂的电话，然后等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走来，确认订单、小心翼翼地递过餐品，转身便又骑着车，和那装满食物的餐箱一起，匆忙消失于人流车流之中。这样的奔波，是黄成天自今年进入外卖送餐行业以来的工作常态。

五角场的外卖市场不仅被不同的外卖平台分占，也被平台下不同的支队或站点分割。黄成天说，“以蜂鸟配送为例，在杨浦区一共有几十个分队，每个分队都有二十多个人。至于在五角场区域，我知道的就有八九个分队”。

用互联网进行点餐，已经成为中国都市人越来越接受的消费方式。2009年4月，饿了么在上海悄然成立，成为中国最早的在线外卖平台。2011年，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让外卖O2O行业真正生根发芽，饿了么也由此进入成长阶段。2013年，饿了么疯狂扩张，美团外卖正式成立。一年后，百度外卖也加入送餐大战。

随后，烧钱补贴大战、地推大战愈演愈烈。特别是在经历了补贴大战之后，外卖用户、消费单量急剧增长，让这一行进入野蛮发展时期。根据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餐饮外卖市场规模已超过2300亿，占整体餐饮消费的比例为7.4%。

黄成天的老家在海南。初三毕业后，黄成天没能升学。父母曾希望他继续读书，不满家里的安排，黄成天曾跟着老乡离家出走。在他消失的那三个月里，父母还以为他被拐跑了。回家后，黄成天整天在家中无所事事。

2014年底，黄成天来到上海。他对大城市有着特殊的执念，从小的梦想就是在大都市开一家大饭店，“是大的酒楼那种，而不是小餐厅”。他17岁时也曾去广州寻找过自己的都市梦。在广州，黄成天在一家酒吧当服务员，“天天陪客人喝酒”。后来他发觉那不是他喜欢的状态，便又北上至这个曾经只能通过在电视上观看东方明珠来了解的城市。

抵沪后，黄成天一直在五角场闯荡，他先是在面包店专门送餐，也干过快递行业。在外卖市场争夺呈现白热化之际，黄成天听朋友说“送外卖挺赚钱的”，便加入了某个著名外卖平台，成为五角场骑手大军中的一员。

像黄成天这样从外地慕名而来的骑手有很多。今年7月，在浙江做餐饮管理的24岁的胡鑫听到上海的亲戚说，“在上海送外卖很赚钱”，便来上海加入了外卖送餐大军，在五角场一带送起了外卖。

初为骑手，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快速找到客户地址。五角场一带林立的高楼对于初来乍到的胡鑫来说，“都长一个样”，尤其是大学的校区内部更是结构复杂，一旦遇到小范围定位，手机导航也会出错。刚开始送外卖时，胡鑫常常会因为在校园内部迷路而延误送餐，也因此会遇到顾客直接退餐的情况。“没办法，只能在路上抓经过的同学问路，见一个问一个。”胡鑫说道。

骑手之间平日的交流，往往是在等单的时候进行。他们常常几个人坐在商家的店里，一边闲聊一边等待。大家都喜欢谈论赚到钱后的打算，有的人下豪言会在几年之内买到房，有的人说自己以后会拥有一辆豪车。黄成天就曾当着众人的面承诺“要在两年后买上宝马或者奔驰”。

在骑手们做着自己的梦时，外卖市场继续扩张。2016年4月，饿了么获得阿里巴巴12.5亿美元融资，百度外卖也开始了新一轮融资，外卖O2O市场正式进入BAT主导时代，形成百度外卖、美团外卖、饿了么三足鼎立的格局。

干了一年多之后，黄成天听说另一家外卖平台单子多，而且工作时间自由，2016年7月20日，黄成天选择从原来的送餐平台辞职，加入另一家送餐巨头。

“之前那家管理太严了，每天早晨要开会，如果迟到就要罚钱。穿拖鞋上班被拍照了，衣服腰带之类没有穿戴好也要扣钱，数额从100到1000块不等。”黄成天就曾因为穿了拖鞋而被罚100元。

现在这家外卖平台没有固定工作时间，在App上注册的骑手可以在任何时间抢单。如今黄成天的工作时间比较弹性，没有自制力的他经常在家睡一天而不抢一单。

2016年10月23日，由于店内就餐顾客较多，而煲仔饭需要现场烧制，一位外卖小哥在国定路上的餐厅惠粤轩内站了大约15分钟才取到餐。

独自站立在餐厅内，他显得有些局促不安，额头冒着汗，时不时拿出手机看时间，生怕因超时配送而赔钱。他嘴里喃喃地抱怨了两句：“怎么还不好啊。”却只换回老板一句不走心的回答。又过了5分钟，老板将煲仔饭打包好，交给了这位外卖小哥，他才急乎乎地离开。

对于送餐的骑手来说，每天都要经历类似的场景。不过，让黄成天最烦恼的是跟顾客打交道。他经常在校园里送餐，往往要送到学生寝室楼下，再拨打电话，通知学生到寝室门口取餐。一天下来，这样的电话要打上不少通。通常而言，订单中有些地址填写不清楚的需要打电话询问，不按时来取餐的客户需要再打两三次电话催促，一个月下来，黄成天的电话费往往有300到400元，而这个费用都由骑手自己支付。

胡鑫的表哥陈其龙在五角场一带做骑手已有两三年时间，他曾遇到过打了五六个电话才找到客户的极端个案：他先是打不通，后来好不容易打通了，客户说等一会下来，却迟迟不见踪影。陈其龙也打电话反复催促，等了十分钟后，陈其龙给还未现身的客户发了条短信，告诉他自己待会再来送餐，“因为我们七八单一起送，不可能一直等他，否则其他的客户就要耽误了。”

事实上，并不是谁都能随便进入大学。在国定路、政通路等复旦大学周边的道路上，常常能看到穿着荧光绿马甲的骑手，上边印着数字编号。只有穿着这种特殊马甲的骑手们才被允许进入复旦的校园内送餐。

胡鑫没有荧光绿马甲，但是他不像有些骑手一样，让学生到大门口来取餐，他通常把摩托车停在门口，将餐盒抱在胸前，一路走到寝室楼下，“有的寝室楼太远了，让人家出来拿就没有好评了”。

复旦大学历史系学生王涵文（化名）也曾被外卖小哥要求给好评，但是有些过于功利的求好评行为让他觉得突兀，“有次外卖小哥一打电话过来我就下楼取餐，他看我走过来就很不耐烦地说快点快点，等我接过餐后，他还让我给他五星好评，这让我觉得不是很舒服。”

然而对于骑手们来说，好评太重要了，得一个好评每单可以多赚一块钱，而得一个差评则会扣一块钱。骑手们为了好评使出浑身解数，胡鑫的同事们还会选择发短信求好评，“毕竟短信是一角钱，但是得到一个好评可以赚一块钱”。

在送餐过程中，骑手轻易离开自己的摩托车会有风险。前段时间，送餐过程中的陈其龙稍稍离开了一会自己的摩托车，结果车、餐箱，连同里面的食物、马甲、证件全被小偷偷走了。订餐无法送达，他赔了客户三百多元，还要重新去买摩托车、重新办理证件。一次失窃，让陈其龙一个多月的活白干了。

订餐人的高投诉也是最让骑手们头疼的事。一般情况下，商务订单较之学校订单的用餐数量大很多，常常一单就有十几二十几份餐的情况，黄成天需要提着沉甸甸的食物乘电梯送到指定楼层。在这种情况下，超时送达被投诉的风险也会更大。超时后一单只能赚一半的钱，而被投诉则是100到1000元的代价。

黄成天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两单配送超时的，若再遇上下雨天就更多了。每个月因为投诉被扣的工资，少的时候几百块，多的时候则有一千多块。

工龄较长的陈其龙一个月也会收到一两次投诉，有时平台的客服会打电话给投诉的客户解释，请求撤诉，但陈其龙仍要向客户赔礼道歉；有时还会遇到某些客户的恶意投诉，这种情况下公司会考虑不予扣钱。然而，被投诉后没有罚钱的情况毕竟是少数，陈其龙每个月还是会被扣掉1000块左右的工资。

除了投诉，让黄成天揪心的还有刺耳的责备，“超时送达的话，就会打电话说你怎么这么慢之类的，有的甚至会用上海话骂我。”来自海南的黄成天就听得懂一句上海话，“小赤佬！”

胡鑫大多数能理解这些责备，“人家上班着急吃饭，按理说你送晚了人家也没时间吃啊，人家肯定会骂你。”客户因为超时退餐后，胡鑫就只能自己埋单。“一单就七块钱，我埋单的话就几十块钱，亏死了。我在这边都埋单好几次了。”

也有让黄成天感觉愉快的时候。那是夏季一个炎热的中午，黄成天送餐到一户居民家里，年轻的女主人邀请他进屋歇息，还给他端来水果和一杯水消暑。

总体来看，外卖行业由于订单量庞大，牵涉到客户、商户、骑手、外卖平台等多方人员，从客户订单到取餐的整个过程，难免有信息交换不及时带来的混乱。

10月23日，在国定路的豫申园餐厅，一个外卖客户取消了订单，而商家未及时接到消息，餐厅做好了餐，却迟迟没人来取。还有一单则是平台分配的骑手并没有时间来取，取消了原本接下的单，餐厅工作人员只能打电话给平台要求安排其他骑手。

对于餐厅来说，加入外卖平台也是不得不做的选择。惠粤轩自从2015年4月在国定路开张以来就加入了饿了么、美团、百度等外卖平台，“当时如果我们不接入平台，外卖订单量一定比不过其他店家。”惠粤轩的老板说，“一直到半年前，一单都还有7元至10元的补贴，从6月份左右开始，每单都没有补贴了。”

时间就像是骑手的生命，他们骑着装运食物的摩托和身边呼啸而过的汽车赛跑。

然而，在送餐过程中，风险时刻与骑手同在。去年的一个雨天，黄成天出了一次严重的车祸。当时，他正在派送外卖的途中，行驶在他前方的轿车突然急转弯，为了避让，黄成天紧急刹车，结果轮胎在湿滑的路面上打滑，他眼睁睁看着自己撞上了轿车。黄成天指着自己的右膝盖说，“这儿骨折了，缝针花了两千多块钱。”

他刚买的摩托车几乎报废，被交警拖走。老板没让他赔摩托车，却从他的工资里扣去了疗伤的两千多块医药费。所幸，他的右膝盖恢复得不错，没有什么后遗症。经过这次车祸，黄成天意识到保险的重要性，现在他为自己投了保，最高可以赔付100万，而买保险的钱，也是黄成天自己出的。

陈其龙产生买保险的想法，更多源于老乡的血泪教训。他的老乡因为送外卖途中出了严重的车祸摔断了腿，只能离开上海回到老家云南，而公司统一为他们买的意外伤害险，只能赔付两万块钱。陈其龙的同事中出这样悲剧的不止一个，这让他下决心为自己掏钱投保。

事实上，出车祸已经成了骑手们的家常便饭。下雨天格外多的订单，为了准时送达避免被投诉的急切心理，加上高峰期的巨大车流量，这些因素都加大了车祸的发生率。黄成天经常因为下雨天路滑而摔跤，陈其龙也出过好几次车祸，好在都是轻伤。有时候为了赶时间，他们也会无视交通规则，黄成天有些不好意思地承认，“偶尔也会闯个红灯吧。”

“说实话，我们跑外卖的人，天天风里去雨里来，再冷再热，哪怕是40摄氏度高温也要送。我感觉我们这个行业就算高风险行业。”陈其龙虽然这样抱怨，但仍在继续做着骑手。

全职送外卖的陈其龙一天从早到晚可以接下50到60单，这份工作让他每月能有一万多元的收入。即使这样，生活的压力依旧不轻。陈其龙一家都在上海，妻子也在上海打工，全家人一个月有两万不到的收入。“送外卖风险性高，但是工资稍微高一些。”他其实也很无奈，“没办法的呀。”

打拼了十几年，陈其龙在上海买了房。负担每个月的房贷已然不轻松，还有一个正在念小学的孩子要供养。在做这行之前，陈其龙也干过保安等许多工作，最后还是选择了做骑手。

胡鑫却并不打算像表哥一样继续做骑手。今年7月，他刚来上海时外卖订单还比较多，对业务还不熟悉的他一天也能送上三十来单。由于刚开始做，胡鑫还需要买摩托车，公司规定，摩托车只能从公司里买，钱从工资里扣，一辆车就要三千多块。

对这四个月的骑手工作，胡鑫并不满意。“刚开始还好，夏天单比较多，单价也高，现在搞这行的人太多了，单量也起不来。单量再多，大家一分，一天只能跑二十多单，一单算七块钱，一天也就赚一两百块钱。”胡鑫苦笑一下，“要比的话，还不如我在浙江赚钱多。”未来，胡鑫打算离开骑手行业，去投奔福建的亲戚。

黄成天大半年的骑手经历也让他觉得，“在上海开个送外卖的店，也是有的赚钱有的不赚钱，竞争太大了。”黄成天同样打算慢慢退出这一行业，他的骑手工作从全职到兼职，投入的时间越来越短，来到目前这家外卖公司后，黄成天一天“顶多工作6个小时”。

与此同时，黄成天从这两年自己打工攒的钱中拿出七八千，在淘宝上开了一家卖男装的网店，这个月起他还做起了微商，代理面膜。他曾想在国顺路东方蓝海广场开一家小餐馆，专门接外卖的单子，而两万一月的昂贵房租和难办理的营业执照将他拒之门外。

刚刚开起来的网店也还没有接到什么生意，面膜卖了两盒，衣服还没卖出去呢。黄成天有些发愁，“过一两个月如果卖不好，再想想别的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