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即朝鲜王朝（1392—1910），是朝鲜半岛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完成了半岛由近世到近代的过渡转化。从学术的角度看，活跃于18世纪的一个知识人集团曾在转化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他们拒谈空理，倡导实学，主张朝鲜应向当时的清朝乃至西方各国学习先进制度，开一代风气之先。1930年，朝鲜民族史学家崔南善首先将这一集团定义为“北学派”，1960年，韩国著名史学家李佑成又进一步就其学术特征将之定义为“利用厚生派”，这一“学派”在后人的研究中得到“成立”。那么，究竟谁才是“学派”的代表人物？学界围绕这个问题聚讼纷纭，难以定论。
朴趾源说
一般认为，朴趾源（号燕岩，1737—1805）是北学派的代表者。这一观点首先由李佑成提出，他在《实学研究序说》一文中，就李朝的实学发展历程做出了三部曲的定义。即，以李瀷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派”，以朴趾源为代表的“利用厚生派”和以金正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派”。并就中间阶段的“利用厚生派”指出，其特征在于“工商业的流通与生产工具的革新”，其中心人物是朴趾源。之所以将朴趾源确立为代言人，李氏在另一篇文章《十八世纪首尔的都市样相》中另有解释：在白塔（今首尔塔谷公园）附近，一些堪称一代俊髦的知识人结邻而居，他们以朴趾源为中心展开集会，每日煮酒吟诗，研讨学问，畅享友朋之乐，为朝鲜留下了被称作“白塔清缘时代”的史话。
在李氏的基础上，后人沿着这一方向继续挖掘细节问题。例如，林荧泽从存在时间和活动重心着手，以1770年为分界线，对交游圈做出了前后两阶段的划分，前期为“白塔清缘时期”（朴趾源居住在白塔附近），后期为“典医监洞时期”（朴趾源居住典医监洞）。并指出，两阶段具有“文艺活动”与“学术活动”的重心差异，直到第二阶段时学派的特征才得到凸显，切实形成了“燕岩学派”（《燕岩的经济思想与利用厚生论》）。此外，吴寿京从构成人员切入，以朴趾源为圆心，指出参与其周边交游圈的人物大体包括：洪大容、郑喆祚、徐常修、柳琴、李德懋、尹可基、李喜经、李喜明、柳得恭、朴齐家、李书九、徐有本、徐有榘、金用谦、林配垕、元重举、成大中等知识人，并另外提出了“燕岩集团”（《燕岩集团研究》）的概念。
这一类观点主要是基于交游圈而言的。北学派重要人物朴齐家在《白塔清缘集序》中写道：“余年十八九，闻朴美仲先生文章超诣、有当世之声，遂往寻之于塔之北。”由此可见，当时朴趾源具有显赫名声、能够吸引年轻知识人向他靠拢，是不争的事实。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吸引力”，朴趾源带头人的地位首先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当然，反对意见同样突出，交游圈中同样声名显赫的朴齐家和洪大容等也都各有“支持者”。
朴齐家说
除朴趾源外，北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当属朴齐家（号贞蕤，1750—1805），他们的著作都被后世认定为北学论的代表作。1780年前后，两人先后完成了《北学议》和《热河日记》，推动北学论登上了思想界大舞台。近20年后的1798年之际，两人又响应当时国王正祖征求农书的号召，分别完成了《进疏本北学议》和《课农小抄》，从国家层面上对北学论的可行性进行再探讨。
既然两人特别是两人的著作具备如此恰当的可比性，就此展开的对比研究并不少见。金龙德的《贞蕤与燕岩》一文是其中典型代表，他在详细对比了两位知识人两时期的两本著作后，就上述李佑成的研究结论提出反对意见。他指出：早年（1780年前后），朴趾源和朴齐家尚可称作“北学同志”，但到了晚年（1798年之际），两人表现已截然不同，朴趾源“重农”主张“农业立国”，而朴齐家“重商”坚持“贸易立国”。相较而言，朴趾源最终向农业传统回转，不再符合李氏对“利用厚生派”的定义。而正如朴齐家所坦言“舍此（指早年理论）亦无以为说”，如此一贯始终的执拗表现无疑更具有代表学派的资格。于是，金龙德主张：“朴齐家才是最彻底的北学论者”。
这一结论得到了经济史学界的支持，朴齐家以“商”为绝对中心和鲜明特色的北学论，被塑造成半岛历史上超越时代局限性的优秀经济理论。李宪昶曾专门为朴齐家撰写了一本传记，题名为《朝鲜时代最高经济发展案的提出者——朴齐家》，书中高度评价：“朴齐家致力于利用厚生之学问，立足于救济人民苦难的透彻安民意识，同时发展经济合理主义思想，提出了有利于国利民福的富国策略，他的理论是门户开放前东亚成就最高的经济政策论。”在如此高评价下，以朴齐家为北学派的首席亦即带头人，显然无可厚非。
洪大容说
朴趾源的代表地位不仅受到了朴齐家的“挑战”，洪大容也有不少“拥护者”。洪大容（号湛轩，1731—1783），在交游圈中属于前辈人物，拥有不让于朴趾源的名望，圈中年轻一代经常将“燕岩先生”与“湛轩夫子”相提并论。概言之，目前学界拥护洪大容为代表者的研究者们，主要基于“使行影响”“学术成就”两个角度展开论证。
先看使行角度。虽说交游圈中的很多知识人都具有赴清朝或日本的使行经历，但洪大容却是圈中率先走出国门的，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不仅时间上领先，他这次使行的影响更是不容小觑。日本学者夫马进曾撰文《1765年洪大容的中国京师行与1764年朝鲜通信使》，从三个方面指出洪大容的使行具有划时代意义。第一，重启了因战乱一度断绝的两国学人的交流活动。第二，带动其后的朝鲜学人走近清朝，引入清朝的新学术。第三最为关键，对朴趾源、朴齐家等后辈产生了莫大影响。洪大容与清人的深厚情谊开始在周边引起连锁反应，他的友人逐渐成为交游圈的共同友人，很多后辈踏着洪大容的脚印开始了自己的域外使行。年轻的朴齐家就曾深受吸引，他写信给洪大容的清朝友人郭执桓道：“嗟乎嗟乎！从今以往，我知有子，子知有吾。则百千万日，皆与足下相思之日也。生生死死，何忍忘之。”未曾相识却能写下如此言语，足见洪大容的作用。
再看学术角度。虽说交游圈中的很多知识人都曾提出过北学主张，但是，北学论并不是他们的思想终点。沿着思想发展的理路继续观察，只有洪大容一人最终完成了本质性超越。朴熙秉在《洪大容的社会思想》一书中指出：以朴趾源和朴齐家为代表的北学论，其思考方式未曾脱离儒家苑囿，也没有超越固有体制，要义在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洪大容最终超越了这一阶段，他致力于“生产关系”的革新，憧憬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这样的平等观也同样反映到了洪大容的学问态度中，晚年他积极倡导“公观并受”思想：“能有以公观并受，不若拘墟之偏见也”，得到后世学界的高度评价。2016年，韩国技术教育大学特别以“公观并受”为题，召开了一个汇集中日韩三国学者的国际会议。郑在永教授在开幕词中谈到：“洪大容这四个字不逊于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汇融时代”。从“北学”到“公学”，对沉滞于刻板朱子学的朝鲜知识界而言，超越价值非常重大，似乎以洪大容为学派象征也是名副其实的。
笔者认为，从不同方面的具体特征进行分别定义，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他们各自特点突出、成绩斐然。从交游圈的角度切入，朴趾源是当之无愧的中心人物。从革新意志的角度着眼，朴齐家是无可厚非的最彻底改革家。从域外交流和思想超越的角度出发，洪大容无疑是事实上的先行者。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