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贯穿于这本书的核心概念，什么是工作伦理？工作伦理本质上是一条戒律，它有两个外显的前提和两个内隐的假定。
第一个前提是：为了维持生活并获取快乐。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些他人认同的有价值的事，并以之获取回报。第二个前提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可耻的——道义上来说愚蠢又有害。除非是为了完成更多工作而蓄力，否则休息就是不体面的。这也就是说，工作本身就具有价值，是一种崇高且鼓舞人心的活动。
一条戒律的内容是：即使你看不到任何得获，你也应该继续工作。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
这其中具有内隐的假定，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工作，可以通过出售工作能力获得相应收益，用以维持生活。工作是人类的一种正常状态，不工作是不正常的，大多数人都在努力履行自己的责任，让他们把收益和福利分给那些有能力却因种种原因不工作的人并不公平。另一个内隐的假定为，只有公认的有价值的工作，即那些可以要求薪水回报的，可以用于交易的，才会被工作伦理认同。这是工作伦理在我们这个“现代性（modernity）”社会呈现形式的总结。
工厂体系的诞生事实上瓦解了工匠和他的事业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被“工作伦理”视为理所当然的。被记录为“工作伦理引入之战”的道德改革运动，实质上只是试图在新环境下复兴工业化前人们普遍拥有的工作态度，但正是这个新环境使人们曾经的工作态度失去了意义。过去的工匠很快就变成了工人，只剩下计算成本效益的冷漠，前工业时代的工艺本能如此迅速消亡。市场理性腐蚀工人的奉献精神，工作伦理的幌子下演化出的纪律伦理是：不用在意尊严或荣誉、感受或目的，仅仅全力工作就好，日复一日，争分夺秒。即使你完全看不到努力的意义所在。
在过去，人们通过自己设定目标、控制进程，获得工作的意义和动力，但是现在，他们只能被动地完成由他人设置和控制的任务，工作对他们而言失去了意义。在这种转变下如何驱动工人运用自己的技能完成没有意义的任务，是现代化的开拓者面临的真正问题。
而解决方案就是机械地训练工人，让他们习惯于不假思索的盲从，并且剥夺他们完善工作的自豪感。
这场战斗是为了对抗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兴趣和雄心，它们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
工作伦理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摒弃。
工作伦理改革运动的另一个目的，是把人们所做的事和他们认为值得做、有意义的事分离开，把工作本身和任何切实的、可理解的目的分离开。
工作伦理认为，让穷人和“不思进取”的人工作，不仅是一项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道德任务。
在工作伦理发起的反对前工人时代穷人“传统主义”的战争中，工作伦理表面的对手是“无欲无求”，但真正的和最猛烈残酷的火力对准的是那些准工人的反抗心态。后者认为新的工作制度令他们感到屈辱和不适，他们并不期望也不愿理解这种制度，遑论自愿选择。
工作（任何环境下的任何工作）成为唯一体面的、道德的和可行的生存方式，这是“简单摆脱穷人”的、不那么完美的方法。因为
工作伦理主张：无论生活多么悲惨，只要它是由劳动报酬支撑的，就具有道德优越性。
因此，社会向无收入者提供的援助应当符合“最小化原则（principle of less eligibility）”，并认为这个原则是向更人道的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人们希望，不工作的穷人越是深陷赤贫，那些有工作、出卖劳动力换取最微薄工资的穷人的生活就越诱人，至少不至于无法忍受，于是工作伦理得到了支撑。“真正的穷人”和那些为了逃避工作伪装的穷人区别开来，只要境遇足够骇人听闻，除了“真正的穷人”，没有人会选择救济院的生活。
并且，“仅供生存（hand-to-mouth existence）”概念的引入，把薪水保持在一个足够低的水平，工人们只能靠它活到第二天的黎明，除了继续辛苦工作，他们别无选择。
在“生产者社会”中，没有工作即是失业，是不正常和违反了规范的。“来工作”和“去工作”是双生的劝语和魔咒，希望同时解决个体问题和社会弊病。
这些现代的口号同时回荡在分割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巨大鸿沟两侧。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反对的政治口号是“不劳动者，不得食”，未来无产阶级社会建构的愿景也完全基于工厂的模样。
经典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工作同时是个人生活、社会秩序和社会生存能力（系统化再生产）的枢纽。
工作成为决定社会地位和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你是谁”这个问题的通常指向是人们所在公司以及该公司的能力，工作类型成为擅长分类和喜欢分类的社会中一种关键的、决定性的分类，是所有其他社会生活的锚点，它将人们分类，让他们找到自己的位置，尊重自己的上级，让下级服从自己。
职业生涯标记了人生的旅程，是回溯人生成败最重要的记录，是自信与彷徨、自满与自责、骄傲与耻辱的主要源头。尤其是对社会中大部分男性成员而言，工作是他们终其一生构建和捍卫身份的核心。身份的构建可能来源于诸多雄心壮志，但都取决于人们选择或被分配工作的类型。这个“独立变量”是人们塑造自我，准确预测生活的方方面面，决定预期生活水平、家庭模式、社会生活和业余生活、礼仪和日常行为规范的最主要基准。工作伦理要求人们选择一种献身于劳动的生活，意味着没有选择、无法选择和禁止选择。
工作伦理的宣讲力度与潜在劳动者因失去自由产生的抵制情绪成正比。工作伦理主要是欧洲人的发明。
大多数美国社会历史学家都认为，推动美国工业前进的是企业精神和跻身上层阶级的愿望，而非工作伦理。工作伦理其实是一种工具，目的是使工人们丧失独立性，服从于工厂制度。
工作是获得更多财富，从而更加独立的手段，是摆脱令人厌恶的必须为他人工作这种境遇的手段。工作不需要被热爱，也不需要被认为是道德的象征，人们可以公开反感工作，这不会招致纪律的崩坏，因为他们相信当下的忍耐（哪怕是最恶劣的境况）是为了并不遥远的自由而暂时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从工匠变成工人时失去的人的尊严，只有通过赢得更多盈余才能恢复。这种变迁中，努力工作能使人们道德升华的呼声日益衰弱。现在，衡量人们声望和社会地位的是工资的差别，而不是勤于工作的道德或惰于工作的罪恶。社会生存质量的权力斗争变成了获得更多金钱的斗争，经济收益成为自治自主的唯一体现，这也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本质上是以经济水平评判人的价值和尊严倾向。这也把人的动机和对自由的渴望牢牢地、不可逆地转向消费领域，决定现代社会“从生产者社会转向消费者社会”。
当我们谈论消费者社会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每一个已知的社会都或多或少是消费者社会。生产者社会中的人们主要以生产者的身份参与其中，社会塑造其成员的方式由社会分工的需要决定，社会希望其成员有能力和意愿参与社会分工。在当前这个近现代(late-modern)、次现代(second-modern)或后现代(post-modern)阶段，社会主要要求人们以消费者的能力参与其中，首先依照“消费者”角色需要塑造其成员，并期望他们具有消费的能力和意愿。
在正常运转的消费者社会中，消费者会主动寻求被诱惑，他们的生活从吸引到吸引，从诱惑到诱惑，每一个新的吸引、诱惑和诱饵都不尽相同，似乎比之前的更加诱人。他们生活于这种轮回，就像他们的先辈，那些生产者生活于一个传送带和下一个传送带之间。
想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不能让他们休息，而是不断地接受新的诱惑，持续处于永不枯竭的兴奋之中，持续处于怀疑和不满中。现代性工业阶段的事实发生了改变，从“每个人在拥有其他身份之前首先必须是一个生产者”变成了“人首先要成为消费者才能拥有其他特别的身份”。
消费取代了工作，把个人动机、社会整合和系统再生产链接在一起。
在“前现代”，社会定位(social placement)是一种传统的、归属型的机制，它相对直接地要求“人以群分”，达到但不超越由他们的出身决定的“社会分类”标准。拆解了“前现代”之后，现代性赋予社会个体“自我构建”的任务：自行构建自己的社会身份，即使不能完全从零开始，至少也要从当前的基础开始。一旦选定身份，人们就终其一生去构建这个身份，终其一生于他们的工作、职业或事业。然而，在新的社会阶段，长期的、有保障的、确定性的工作已经很少见。消费者社会的身份跟随着前赴后继的文化潮流涌入孵化的公众市场又迅速衰败，当前的身份最好都只是暂时的，人们只需轻轻地拥抱它们，确保一旦放手它们就消失不见，以拥抱下一个更新、更鲜艳或者未曾尝试的新身份。
“多重身份”成为普遍现象，身份不再固化，大多数人的生命旅程中可能都散布着遗失或者遗弃的身份，每一个后继的身份可能都是不完全的、有条件的，对社会身份的渴望和恐惧，社会身份唤起的吸引和排斥，混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持久、矛盾、困惑的复杂心态。
消费品意味着消耗殆尽，时间性和短暂性是其内在特征；消费品遍体写满了死亡警告，尽管用的是一种隐形墨水。
除了短暂性和多重性，“个体性”也是消费者社会的重要特征。生产是一种集体性事业，需要分工、合作和协调。虽然某些局部可以独立运行，但是与其他部分衔接以创造最终产品仍然是任务的关键。
而消费者恰恰相反，消费是彻头彻尾的一种个人的、独立的乃至孤独的活动。
这种活动通过不断地满足和唤醒、缓释和激发某种欲望实现，这种欲望通常是一种私人的、难以言表的感觉。即便消费过程中的消费者确实可能会聚在一起，但消费的本质仍然是一种彻头彻尾孤独的、私人的生活体验。聚集只不过凸显了消费行为的私密性，增强了其乐趣。选择的自由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阶层，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成员（消费者）绘制生活理想的框架，为他们定义了自我改善的方向，以及“美好生活”的图景。
一个人选择的自由度越大，自由行使的选择权越多，他/她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就越高，获得的社会尊重和自尊就越多，距离“美好生活”的理想也越近。
消费者社会不会轻易呼吁延迟满足，这是一个信用卡社会而非存折社会。消费者必须以审美趣味为导向，而不是以道德规范为导向。是美学，而非伦理学，被用于整合消费者社会，确保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并屡次拯救其于危难。伦理学赋予履行责任以最高的价值，而美学则把崇高的体验放在首位。如果说生产者社会是柏拉图式的，追求牢不可破的规则和事物的终极模式，那么消费者社会就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务实、灵活，遵循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原则。理智的消费者唯一能掌控的，就是在已知的机会最密集的时间守候在已知的机会最多的地方。
总而言之，消费美学取代了工作伦理的统治地位。
对于合格的消费者来说，世界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巨型矩阵，包含着更强烈的感受和更深刻的体验。
评判世间万物的标准是激发人们感受和体验的能力。根据这些能力的差异，所有的人、物、事件被标记在地图上，最常用的地图是美学的，而不是认知的或道德的。
从伦理学的角度讲，所有工作都能增加人的尊严，都同样服务于道德得体和精神救赎的事业。对工作的美学审视则截然不同，它强调了区别，放大了差异，将某些职业提升到引人入胜的程度，赋予其精致的美学内涵、真正的艺术性体验，而那些为了生计获取报酬的职业则根本没有任何价值。为了让那些已经皈依消费主义的人去从事那些经不起美学考验的工作岗位，必须人为地重新创造一种没有选择、迫不得已、为最基本的生存而奋斗的处境。诀窍不再是最小化工作时间以腾出更多的休闲空间，而是相反，完全抹去工作与兴趣、爱好、娱乐之间的界限，把工作本身变成最令人愉悦的娱乐。富有成就感的工作、能够自我实现的工作、作为人生意义的工作、作为生活核心的工作、作为骄傲自尊荣誉和名声源泉的工作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和精英阶层特有的标志。
生产者社会中的穷人指缺乏工作岗位或者缺乏工作意愿，而消费者社会的分层因素包括：选择的自由度和丰富度、流动的自由度、消除孤立和组织时间的能力。
曾经作为英雄被大众崇拜的是“白手起家”的富人，他们严格、执着地履行工作伦理并获得了回报。时过境迁，现在大众崇拜的对象是财富本身——财富是最梦幻、最奢华的生活的保障。
这本书还从宏观的“福利国家”和“全球化”角度展开
。“福利国家”的思想是：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其所有公民的“福利”，不仅仅是维持生计，而是在身处的社会中有尊严地生存。公共福利允许把公民生活与对社会的贡献分离开，生产贡献只应在职业范畴中讨论，由此削弱了工作伦理最神圣、最不容置疑的前提。一些人坚持福利国家是对于工作伦理的必要补充，另一些人则认为福利国家是反对工作伦理的具有政治动机的阴谋。一个显著的问题是，当福利国家沦为只服务于小部分人（而且是大众眼中的低等人）的工具，使得政治式微和主流民众的政治热情消退，大多数公民对政治的关注只剩下让财政之手远离他们的口袋，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理由也越来越少，表现为福利国家的“缩水”与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数量萎缩相伴而行。
一直以来的历史表明，民主的包容性越强，越果断地走向对弱者的保护和集体保险，普选的选举权一次又一次把权力赋予那些承诺借集体力量驱逐个体苦难的政客。这种社会权利纳入民主社会公民权的逻辑被视为民主逻辑的必然产物，可以将其“浪漫化”为：民主实践培养了对于社会整体福祉的共同责任感。
但事实上，这也可以被解释为，所有的社会成员，包括目前经济状况较好的人，都需要一个可靠的避风港来确保他们的生活不低于有尊严的生活所需的标准，于是形成“跨越左和右”的共识。
然而，福利国家的服务对象被限定在选民中被政治边缘化的一部分人，申请福利成为可耻的决定，会自我边缘化，将自己排斥在主流之外。
例如，平权法案培养的是自己的掘墓人。
获得社会帮助并脱离劣势地位的人，不仅失去了回馈的动力，而且变成了最强烈的诋毁者。因为“平权法案”而实现更公平竞争的环境反而成为获益者反对的依据。他们大声又明确地宣布，他们也有更多机会和更真诚可信地发声：如果他们“做到了”，那么其他人也能做到，如果没有就一定是他们不够努力。这意味着，他们取得的成功都完全源于自己的努力。最重要的是，必须强烈要求拆除“特权”，因为它每时每刻都提示着自己“被贬损的”（因为得到了帮助）历程。
那些已经登上顶峰的人不再需要国家提供的梯子，他们急于脱离关系将其销毁。最先获益的人最先宣布它一无是处，抱怨它给受益者带来的不公正的、有辱人格的心理阴影。
在消费者社会，工作仍然是生存的源泉，但不是生命意义的源泉，也不是培育人与人之间纽带的温室，不足以支撑和维持道德信念和道德实践。
曾经由专业能力带来的自豪感，现在可以从购买精美商品中获得，他们在迷宫般的大型购物中心发现最好的“店铺”，发现推车上最好的衣服或货架上最好的商品。
消费者社会中许多词汇都与生产者社会的含义完全不同。
首先，“失业”(unemployment)
一词，之前通常用于指向没有工作收入的人，它表达出就业才是“正常态”这个假设。前缀“un”表示这是一种非正常现象——一种奇怪的、不正常的、暂时的现象。而
“过剩”
这个词没有暗示这是“非正常”状态，没有暗示偏离轨道和目前的痛苦是短暂的。
其次，
“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
的社会中，穷人和富人有不同但互为补充的社会分工，让人联想到一个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阶层，他们对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并获取相应的回报。而
“下层阶级（lower class）”
指社会中的人是流动的，所处的每个阶层都是暂时的，被置于社会底部的阶层可以向上攀登，从而摆脱当下困境。
“底层阶级（under class）”
不是一个完全开放和包容的社会，其真正的范畴小于社会各部分的总和，让人联想到那些被排除在阶级体系之外的人，他们没任何机会，也无法被重新接纳；他们没有容身之所，对社会没有任何有益的贡献，原则上不值得救赎。例如，穷困的辍学者、无业游民、未婚生子靠社会福利生存的年轻女人、无家可归者、乞丐、酗酒和吸毒成瘾的穷人等。共同点是，在其他人看来，他们没有存在的必要，正是因为完全无用才会被归入底层社会，如果他们消失，其他人会生活得更好。但是，社会中没有哪个行业或职业能确信自己的长期有用性。底层社会的成员是被驱逐的受害者，他们在社会中新的定位并非因为自己选择了退出，而是经济逻辑的产物。
最后，
“社会国家”
承诺公民生活的确定性和安全性，对抗混乱和偶然性，如果有人不幸跌倒，身边的人会拉住他们的手，帮助他们再次站起来。而新的
“安全国家”
不再建立在社会不安全和社会保护之上，而是建立在个人脆弱性和人身安全之上。
生产者社会向消费者社会的转变和工作伦理的式微，有这样的核心逻辑。一开始，工作伦理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它可以帮助急需劳动力的工厂迅速扩充人员。随着劳动力迅速变成提高生产力的障碍，工作伦理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但这次是作为另一种有效手段：洗涤社会中正常人的双手和良知，帮他们从抛弃同胞致使同胞永久失业的罪责中摆脱出来。在对穷人的道德进行谴责的同时，对非穷人的道德实施赦免，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达到双手和良心的洁净。
贫穷与犯罪联系在一起，意味着将穷人从道德义务的世界中驱逐出去。道德的本质是为弱者、不幸的人、受苦难的人谋求福祉的责任冲动，给贫穷定罪可以消除和减弱这种冲动。
全球化下的商品确实取悦于消费者，但根本无法拯救其生产者于苦难。每种秩序都会丢弃现存人口中“不协调”“不合适”或“不受欢迎”的部分。经济发展不可能不破坏和废弃之前行之有效的谋生方式，必定会剥夺一些从业者的生计。
尽管现实看起来是悲观的，但是，鲍曼在最后一部分仍然心存对未来“乌托邦式”的畅想。
我们别把目前的凶兆当作又一个末日预言，在经受检验之前就早早忘却，以免未来不得不一次次反思今天，为没有留意到的征兆而遗憾。
正如德鲁瓦的结论是：“
我们的时代并未阻止乌托邦的脚步，反而为其回归做好了准备。我们越是复述政治没有梦想的空间，就越是渴望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
——“那么，你想要什么？改变人类吗？”
——“不，没有那么夸张：我希望人类改变，正如他们已经改变过两三次那样。”
——“群体自愿的返璞归真，正成为群体贫困的唯一有意义的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