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纵火的保姆：与其说是贫富，不如说是阶层》（
文见本文后半部分
）一文中，我试图从阶层和认同、惯习的角度来对那个保姆以及那场惨剧进行解释。
当时的目的是，想摆脱一种狭隘的贫富观，从一个更丰富、更有弹性的阶层的角度来对这个问题提供一种解释。
但老实说，当时内心里的着眼点，与其说是对这个事件的解释，不如说是揭示社会中的一种变化，即贫富差距开始在定型为一种社会阶层结构，由此，会导致社会各个层面，包括社会心理层面的一系列重要变化。而这些，都是我们在今天所要面对的现实。
比如出行，在改革开放之前，除了极少数特权者外，绝大多数人的出行方式有阶层的含义吗？没有。当时，你是骑自行车，步行，还是坐公交车，主要取决于客观条件和个人偏好。但在今天，不同的出行方式中似乎有了鲜明的阶层色彩。
但如果就对保姆纵火这个事件本身的解释来说，仅仅到这一步，似乎还没有说到位。同样的阶层，甚至是同样的境遇，能发生这种极端的罪恶行为的能有几人？所以，不少网友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贫富的问题，也不是一个阶层的问题，就是一个善恶的问题。
其实，不仅仅是在这个问题上，在很多时候我们都经常遇到这样的分歧：对于某个人的某种行为，是从其某种社会特质的角度来解释，还是从其个人的人格甚至善恶的本性来解释？人的行为仅仅是由某种社会特质决定而与其自身的人格特征没有关系吗？或者反过来说，人的行为仅仅是由其人格特征决定而与其社会特质没有关系吗？如果两个因素都存在，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样的？
就在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看到了有关评论中人们使用的“垃圾人”的概念。对了，就是“垃圾人”这个概念。这个概念虽然原来听到过，但在思考保姆纵火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确实没有想到这个概念。网友们的评论提醒了我。在有关的评论中，不止一位网友干脆说，那个保姆其实就是一个“垃圾人”，与贫富无关，与阶层无关。
也许“垃圾人”的概念可以为我们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有益的线索。但一查有关“垃圾人”的研究，却非常的失望。对于这样一个很有意义的概念，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研究。有的只是对这个现象的简单描述，以及提醒人们在遇到这种垃圾人的时候如何应对。
有关“垃圾人”，最经常被提到的是这样一个例子：一对情侣在餐馆吃饭，漂亮女友被隔壁桌醉汉吹口哨，他说反正吃完了咱走吧。女友说你怎么这么怂啊，是不是男人，男友说犯不上跟流氓较劲。女友急，骂完男友又过去骂那群醉汉，结果醉汉围上来开打，男友被捅三刀，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了，临死问了女友一句话：我现在算男人了么？……。那群醉汉就是“垃圾人”。
也经常被引用的对“垃圾人”的解释是：许多人就像“垃圾人”。他们到处跑来跑去，身上充满了负面垃圾：充满了沮丧、愤怒、忌妒、算计、仇恨；充满了傲慢与偏见、贪心不满足、抱怨、比较；充满了见不得人好、愚昧、无知、烦恼、报复、和充满了失望。随着心中的垃圾堆积又堆积，他们终需找个地方倾倒；有时候，我们刚好碰上了，垃圾就往我们身上丢....。
有关“垃圾人”的有用信息大体就这么多。
但这种“垃圾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现象？我们如何对之进行解释？这仅仅是一种心理层面的现象吗？与社会结构的背景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下面，我想以这个保姆为案例，努力从学术的背景，对“垃圾人”现象做一点理解。
1.善恶，或者说好人与坏人，有没有生理学意义上的基础？或者说，有没有天生的好人或坏人？
善恶是否先天的，这个问题人们可能争论了几千年。应当说，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人类对自己的认识是很有限的。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猜测。首先，在常识的层面我们就知道，有人生下来就是一脸凶相，有人生下来就慈眉善目。虽然我们不能说，面相就决定了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但却无法否认其中有一定的关联。
接着，我们可以看看医学特别是体质人类学和犯罪心理学在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怀疑犯罪有没有生理的或遗传的因素。在这方面有两个很有意思的研究。一个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许多男性暴力犯罪者身体中多了一个雄性染色体，其性染色体的构造为XYY。另一个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几位学者的研究发现，近90%的极端暴力犯罪者有大脑缺陷。
类似的研究还有许多。但这些研究的都遭到广泛的质疑。特别是这些研究很难直接证明其发现的生理因素与犯罪的关系具体是什么。但尽管如此，至少在犯罪与生理因素之间的关系上，人们还是可以继续怀疑和研究下去。我们知道，有的人生下来就比较容易冲动，有的人生下来就不太容易冲动。这当中难道没有一定的生理因素？冲动与一些坏事的发生就没有一定的关系？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有关同性恋的研究。虽然现代社会对同性恋越来越持一种开放和接纳的态度，但大多数人对之还是至少有一种“怪怪的”感觉。而现代医学的研究表明，性取向的差异，是有其生理基础的。如果是这样，对有恶的倾向的人，对垃圾人，也许不能完全排除其生理的甚至遗传的因素。
2.
“垃圾人”
的形成即使存在生理或生物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与经济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虽然人们现在对于生理、生物因素与人的善恶关系还处于初始研究甚至猜测的阶段，但多数人倾向于认为，即使这个因素存在的话，也不能视之为决定性的因素。这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就是对于同卵双胞胎的研究。这样的研究表明，遗传特征并不是导致犯罪的显著因素。
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表明，犯罪甚至善恶更多是一种后天的特征，是一种学习和接受影响的结果。在这当中，家庭、个人经历、周围的社会环境、所具有的经济社会地位起着更主要的作用。以纵火案中的女保姆为例，虽然对其生活环境和经历披露的材料还不多，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有关的蛛丝马迹。多次到澳门赌博，欠下大量赌债；为了逃避躲债，远走他乡做保姆；丈夫与其离异，其见孩子也不容易。
哈佛大学教授穆来纳森(Sendhil Mullainathan)曾主持过一项很有影响的跨学科追踪研究：在贫穷的情况下，人的思维方式会发生何种改变？追踪过的数千例报道表明：贫穷的人注意力会被稀缺资源过分占据，引起认知和判断力的全面下降，更会导致人格的不完善，在争夺资源的过程中会出现发生各种无理智的暴力倾轧或其他负面行为。贫穷的人注意力会被稀缺资源过分占据，引起认知和判断力的全面下降，更会导致人格的不完善，在争夺资源的过程中会出现发生各种无理智的暴力倾轧或其他负面行为。
前些天流传过一篇网文《我为什么要拼命爬出底层社会？》。作者用亲身的经理说明：人均资源越少的地方，人越难淳朴。他说，在生活的最底层，无知、愚昧、嫉恨、使坏，是绝大程度上的事实。有人说，死生线下，相残相伤，贫富线下，惨淡艰难。真的是这样，即便是亲兄弟姊妹，在底层的生死线上遇到利益瓜葛，也会鱼死网破，甚至骨肉相残。
那是不是说，越是底层的人越坏？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作者很清醒地说到：底层社会之所以不值得留恋，就是因为物质上的匮乏需要不断面临人性的拷问。是谁说过，永远不要拷问人性，因为人性，经不起考验。
我的意思是说，这种经历或这样的社会经济地位就一定会导致纵火的恶行，但其间形成的心理定势和性格取向，与最后的行为结果之间的关系，恐怕也是不能否认的。这同时也告诉我们，对于经济社会因素与犯罪或善恶之间的关系，不能做简单的决定论的理解，其间的心理和性格因素应该是重要的过渡性因素。
3.认知和心理是社会性的，一个社会解释个人处境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什么至关重要。
上面所说，一方面是强调经济社会因素这样的社会特质对心理、性格和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想努力避免将这些因素的影响绝对化，避免对这两者关系的机械式理解。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这些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如何解释个人的处境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背景的？
记得若干年前，哈佛大学的几位学者曾经对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做过一次很有意思的研究。这个研究的结论，最简单地说就是：在有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上，中国人的价值观更接近于美国而不是前苏东地区。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价值观，有点像美国人一样，把个人所处的不利处境更多地看作是个人的原因，即个人的能力和努力程度。而不是像前苏东地区的人们那样，把个人所处的不利处境看作是社会不平等的结果，是社会的因素造成的。
不过，在诸如此类的解释中，不仅需要注意整个社会的层面，同时也要注意小环境、群体、阶层的层面。在社会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副文化，也就是存在于特定群体、并与社会中主流文化有明显差异的文化。纵火的保姆，人生经历复杂，交往的涉及各色人等。因此，我们不难想见，这当中特有的副文化对其心理和思维逻辑的影响。
在此前的《那个纵火的保姆：与其说是贫富，不如说是阶层》一文中，我曾引述凤姐是如何讲述在上海遇到的底层人民是如何快乐地报复他们的主雇的：一位妇女把脚皮包进饺子里，给主雇夫妇和孩子们吃。被问到你自己也会吃到啊？她回答说，我吃最后一锅，但即使吃到了，那也是自己的脚皮啊。这一具有羞辱性、控制力、风险意识和平衡机制的行为，在她的朋友当中被当作英勇行为，赢得了赞扬。
这就是特定群体或阶层中副文化的影响。
4.相对剥夺感与剧变社会中的心理失衡，以及由此造成的心理扭曲。
在查找和分析那个保姆的资料的时候，有两点引起我的注意。首先，是来自一位亲自探访过受害者家庭的朋友。她提供了这样的一些信息：
犯罪嫌疑人之前的人生路，起点并不比女主人低。女主人曾經只是服裝店的營業員，而她自己，也有过年收入20万左左的小白领的日子。但如今，女主人养尊处优，与丈夫相敬如賓，大儿子帅，女儿漂亮，小儿子可爱，要什么有什么，过着王子与公主般的生活。反观自己，为了躲债，舍近求远，从珠三角跑到长三角工作，因为赌博，老公跟自己离婚，孩子想看看不到，像个穷人家的留守儿童。
还有一个情况，是这个保姆是广东东莞长安镇人。长安镇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去过。长安镇是中国最早发展起来的地方之一，2015年全镇GDP达到400亿。在过去这些年中，迅速爆发起来的富人不计其数。
提及这两点，也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有不少网友说，如果把这个事件与贫富的问题联系起来，那个保姆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穷人，更很难将其行为归之为贫困。这当然是不错的。但对这种恶、这种犯罪行为与贫富的关系的理解，不能是这种僵硬的、线性的。
社会学中有个重要的概念，
“相对剥夺感”
。它是指当人们将自己的处境与某种标准或某种参照物相比较而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所产生的受剥夺感，这种感觉会产生消极情绪，可以表现为愤怒、怨恨或不满。无论是那个保姆所处的经济发达（暴富）地区的环境，还是过去小白领的经历，都很容易滋生这种相对剥夺感，从而形成极度的心理扭曲。为什么那么多人成了富人而我不能？为什么你一个服装店营业员，现在过着如此优裕的生活，而我要做保姆伺候你？这一点，从其赌博行为、偷盗行为中都可以看得出来。
也正是这种由相对剥夺感形成的心理扭曲，造就了上面所提到的“垃圾人”的心理特征：沮丧、愤怒、忌妒、算计、仇恨、傲慢与偏见、贪心不满足、抱怨、比较、见不得人好、愚昧、无知、烦恼、报复、失望等。
行文至此，我想援引一段媒体发表的莫焕晶的辩护律师党琳山在看守所会见莫焕晶的情形：“她目前关押在看守所里，状态非常差，我感觉她整个人情绪是崩溃的。”党琳山透露，莫焕晶告诉他，林家一家四口葬身火海的结果，是她始料未及的，火势蔓延至那么大，完全超出她的意料，“（那场大火）是一场意外，她说自己并不是蓄意谋杀林家人。”她在看守所，每天都被强烈的负罪感所折磨。“她的状态不是特别好，连最基本的求生欲望都没有。”党琳山回忆起一个细节，关押在看守所已经半个月的莫焕晶，还没有与家人见过面。临走时，党琳山问她有没有什么话要带给家人时，莫焕晶只是淡淡地摆摆手，说：“没有，让他们别管我了。”律师党琳山回忆说，临走前，莫焕晶突然叫住自己，问他：“可不可以请你帮我在林家人的灵堂上，献一束花？”党琳山点了点头。
我倾向于相信这样的解释：她偷了雇主家贵重的手表，雇主发现了，很生气，并可能有解雇她的表示。她想通过纵火再救火，博取雇主的好感，以挽回这种局面。但火势不是她能控制得了的，最后造成这场惨剧。
这让我再次想起前面提到的哈佛大学那项研究中的一个结论：贫穷的人注意力会被稀缺资源过分占据，引起认知和判断力的全面下降。虽然贫穷会不会直接造成判断力的下降，也许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但由上述种种因素组合在一起的情境会导致情急之下的蠢行，应该是确实存在的。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人们经常见到垃圾人那种种非理性愚蠢行为的原因。
那个纵火的保姆算不算一个典型的“垃圾人”，我不想下结论，这个结论其实也并不重要。但我想，通过对垃圾人的讨论，我们可以多获得一些对这个事件的认识。当然，也不仅仅是对这个事件，更主要的是对社会的认识。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配图来自网络】
作者
：孙立平
来源：微信公众号“孙立平社会观察” (ID:thslping888)
那个纵火的保姆：与其说是贫富，不如说是阶层
6月22日早上5点过，浙江杭州蓝色钱江小区2幢1单元1802室发生火灾，导致一位母亲和三个未成年孩子不幸殒命。根据有关报道，此次火灾由事发家庭所聘请的保姆莫某晶故意纵火所为。
对于这个事情，人们已经谈论很多了，该说的似乎也都说得差不多了，罪犯也将受到应有的惩罚。但内心里总觉得对这事情还应当说几句，但说什么，又感觉很模糊。
还是从人们最关心的贫富问题说起。
由于这样的惨剧是发生在雇主与保姆之间，由此就不能不让人联想到贫富的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与此前对类似问题的讨论，这次有着明显的不同。以前遇到这样的事情，人们几乎唯一的话题就是贫富。但这一次，许多人认为，这其实是人性的问题，是贪婪和恶，与贫富无关。即使是从贫富角度看这件事情的，仔细看，话锋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前些年，每当出现贫富话题的时候，矛头大多指向富人。慢慢地，也许是在经历许多事实的教训之后，人们又在发现穷人之恶。
这个问题也促使我想了好久。这件事情和贫富究竟有没有关系？如果简单地将保姆的行为与贫困联系在一起，显然说不过去。比她贫困的多了，有几个做出如此恶行？退一步说，即使是真的贫困，就能如此丧心病狂吗？但要说这件事情与贫富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在一片真空的背景下发生的？恐怕也不是这么简单。那问题究竟在哪？
直至看到有人转述凤姐下面的话，才让我似乎看到了想这个问题的头绪：
凤姐是这样讲述在上海遇到的底层人民是如何快乐地报复他们的主雇的：一位妇女把脚皮包进饺子里，给主雇夫妇和孩子们吃。被问到你自己也会吃到啊？她回答说，我吃最后一锅，但即使吃到了，那也是自己的脚皮啊。这一具有羞辱性、控制力、风险意识和平衡机制的行为，在她的朋友当中被当作英勇行为，赢得了赞扬。
看到这段话，我才隐约感觉到这个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于是，我想引用凤姐的这段话，但查了一遍，没找到出处。于是给凤姐发了个微信，询问这段话的出处。凤姐回说，文章被删了，并发来了文章的原文。
凤姐在文中写道：“今天新闻反转后微博上很多人都认为是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的，但是我认为不是。我觉得底层老百姓没有那么眼皮子浅，不是因为嫉妒雇主有钱。或者说虽然表现出来的好像是仇富，但真正原因不是因为贫富差距。真正原因是因为歧视，以及歧视带来的仇恨。我说的歧视并不是说非要指名道姓骂，更多是普遍的不尊重”。
老实说，看到凤姐的这段话，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一直觉得，一个叶海燕，一个凤姐，都是很有见识的女性）。对，不是简单的贫富的问题，而是歧视（尽管这种歧视与贫富不无关系）；这种歧视不止是在个人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在群体和阶层的层面，也就是说，哪怕一个雇主对保姆是真心的好，也消除不了他们的被歧视感。把这两点放在一起，可以说，这与其说是一个贫富的问题，不如说是在贫富基础上形成的阶层问题。
也许，这件事情，我们将其置于阶层及由此导致的心理扭曲的背景中，才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下面，我把这当中涉及的几层意思单独挑出来讨论。
1.农夫与蛇的问题。
人们在谴责那个保姆的时候，经常使用农夫与蛇这个比喻。没错，这确实是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但理性分析，农夫与蛇的比喻，在个人的层面和在群体的层面是不同的。如前所述，即使那个雇主对保姆是真心的好，那个保姆对雇主是真心的感激，也无法完全消除保姆的
被歧视感
，因为这种被歧视感是来自群体性或阶层性的感受。
2.从贫富到阶层。
过去这些年，我们都是在谈论贫富的问题，但今天我们可能要不得不正视一个事实：贫富的问题正在定型为一种社会结构，正在固化为群体与阶层。在这当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阶层认同的形成。阶层认同是一种我们感，我们是谁？我们和另外一些阶层是什么关系？我们与社会的关系是怎样的？直接决定人们行为的是
认同
。
阶层与贫富有关系，但不完全是一回事。如案件中的保姆，并不是一个典型的穷人。一个月7500元的工资，即使在今天的在工薪阶层中收入也算不低的了。如果再加上免费的吃住，待遇应当是很不低了。而且，如果有报道中提到的其曾到澳门赌博的情节是真的话，就更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穷人。但这改变不了她是个保姆的事实，改变不了“我们是保姆”的认同。
3.阶层背景下沟通的障碍。
在几乎所有的讨论中，人们都注意到雇主对保姆的
“好”
。但对于这个“好”，双方的理解可能是不一样的。作为雇主的这一方，对保姆的“好”，可能是两种动机的混合，一方面可能是出于真正的同情和善意，另一方面也可能有换取更好服务的功利性的考虑。但在保姆一方，其理解可能并不完全一样，可能会更倾向于从后者理解这种“好”，从而忽略其中真正的善意。这也就是人们经常感叹的，在这样的关系中，好心换不来好报的原因。
4.阶层的惯习。
老实说，当我看到凤姐上面那段话段话的时候，我马上想到的就是布迪厄那个著名的
惯习
的概念。抛开布迪厄对惯习概念的复杂解释和所赋予的学术上的深意，这个概念可在更实用的意义上，使我们注意到在特定群体和阶层中由于生活的磨砺而形成的某种行为倾向性。如小贩中常见的缺斤短两，如某些行业销售中的谎话连篇，如保姆对雇主的日常性报复等。这也许是阶层化社会中的现实。
若干年前，在黑砖窑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也曾提出“底层沦陷”的说法。当时我要说的是，底层最惨的是：在困顿中堕落，自我验证“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并由此，穷人获得同情的理由也被剥夺（剥夺同情）。这才是最悲哀的，不幸的是，这也是现实
（见本公众号文章《不公正的秩序不仅使你成为穷人，而且要使你成为一个堕落的穷人》
）。
5.雇佣伦理的缺失。
有人会说，雇主与保姆之间的关系，古已有之。但那时候，许多保姆与雇主之间关系相处得很融洽，有的甚至成为家庭中的一员。甚至有的雇主子女为没有子嗣的保姆养老送终的事情都时有所闻。不错，这样的现象在过去并不鲜见。但那时候，是有一整套有关这种雇佣关系的
伦理规范
的。这样的伦理规范就像是肌肉和骨骼之间的软组织一样，维系着两者的和谐。但在过去这些年中，这种伦理规范被破坏殆尽。随之而来的是敌视与仇恨的意识。这也就是人们所谴责的这件事情中所体现的人性恶的来源。
6.底层生态中的蠢与坏。
根据有关的报道：把那个保姆纵火，本意并不是要烧死雇主，而是在知道由于偷盗行为被发现，雇主有解雇她的意图之后，想通过纵火再救火，博取雇主的好感，以免被解雇。一句话，在恶之上，还得加一个字：
蠢
。
但同时，我想起另外的一些事情，有的底层人，有时就是为了一点卑微的利益，结果对他人造成巨大的伤害。比如，夜里在高速公路上放置障碍物，有时造成车翻人亡的事故，就是为了盗窃抢劫车里可能有的一点财物。
这当中，有的是蠢，有的是坏，有的是两者的混合物。但无论是哪种，这可能都将是固化社会中底层生态的一部分。还是那句话，不简单是贫困的问题，而是贫富基础上形成的阶层认同与心态的问题。
当然，即使是在阶层化社会，个体的差异是存在的。但值得人们关注的是某些倾向性的趋势。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配图来自网络】
作者
：孙立平
来源：微信公众号“孙立平社会观察” (ID:thslping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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