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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复金陵图，《平定粤匪图》之一，清宫廷画师绘，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因太平军将士多起自两粤，故清廷亦称其为“粤匪”“粤贼”，图中所绘为湘军攻破金陵情形

1862年10月，忠王李秀成率領號稱60萬之眾的太平軍精銳回師雨花臺，“傾蘇杭所得之西洋火器，會並於此壹枝”，以圖解除湘軍對天京（今南京）的包圍。而湘軍此時能勉強荷戈作戰的最多不過1萬人左右。可是在歷時46天的戰役中，太平軍竟然未能打破敵軍對天京的圍困，其戰力之低下，令人瞠目結舌，究其原因，更是令人深思……

毋庸諱言，湘軍向來以善守著稱，用主帥曾國藩的話說，就是“結硬寨，打呆仗”。曾國荃在雨花臺的防禦工事更是“處處皆系兩層，前層拒城賊，後層防援賊”，令太平軍無計可施。連李秀成自己也承認，湘軍防守得力，所謂“節節嚴營，壕深壘堅，木橋疊疊層層，亦是甲兵之利，營規分明”。更不用說湘軍素來號稱“湖南團練本為天下之最，湘鄉團練又為湖南之最”了。

如果說，雨花臺戰役的失利尚能尋到壹些托詞的話，稍早時候，在小小的包村（屬浙江諸暨），面對地方團練的頑抗，太平軍亦顯得無計可施已經實實在在地暴露了這壹時期的太平軍的真實實力。

包村，地處浙江省紹興府諸暨縣城東北70裏，“楓溪帶其前，白塔湖環於後，林深箐密”，“包姓聚族居之”，原本只是壹個聲名不著、平靜祥和的普通江南村落。1861年九月，正當太平軍連破浙江省城、紹興府城、諸暨縣城之時，受到當時江南民間“長毛（清方對太平軍的蔑稱）妖魔化”意識影響（至今諸暨壹帶還流傳有“壹副長毛相，遲早要殺頭”的民謠），普通農家子包立身卻在包村樹旗起事，號稱“東安義軍”，殺太平軍鄉官，拒編門牌，公然對抗太平天國。包村坐落在東北-西南走向壹面的大緩坡上，東、北方向山勢綿延險峻，往南則為漫長緩坡，這使得當地民眾同仇敵愾、層層修築圍墻抵抗太平軍成為可能——雖然他們自己也很清楚，這是絕望的戰鬥：“夫江、浙諸省，相繼淪沒，敵竟縱橫數千裏，而以彈丸村落支撐期間，進乏應援，退無去路，雖牧豎田夫，亦料其萬難久矣。”

當年十壹月三日，太平天國墩天燕（官名）柳某派兵3000余進攻包村。是日，大霧四塞，包兵設伏，大敗太平軍。包立身初戰告捷，發布檄文，“遠近歸之者復日以千計”。這樣就揭開了延宕達半年之久的包村之戰的序幕。壹個月以後，太平天國紹興守將來王陸順德派兵千余再攻包村。包兵堅壁不出，以逸待勞。太平軍潰敗，被俘30余，傷亡百余人。第二年（1862年）剛過完春節（正月十六），4000太平軍進攻包村，再次失利，亡400余；十天後，兩萬太平軍復來，竟中埋伏再敗，亡2000余。太平軍連番不勝，致函招撫，包立身卻“斬使焚書以激賊”。

戰至四月，太平軍已是五攻包村失利，傷亡總計不下幾千人。包立身以“壹鄉曲佃民守孤村抗狂寇，羈絆賊蹤，使不得逞，實有脾於吳越之大局”，令太平軍顏面無存。五月，以侍王李世賢（李秀成堂弟）為首的五個王，“東調寧波，西調杭州，南調金華，集大隊與抗”，集中10余萬太平軍主力部隊第六次圍困包村，“賊之悍黨俱萃於包村”；立誓“不破包村不還”。據說，當時太平軍中甚至流傳有“寧失天京必下包村”這樣的說法。當時，包村由春入夏，三月無雨，溪港斷流，飲水成了很大的問題；入夏之後，緊接著壹場瘟疫襲來，村路死亡枕藉。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戰事依舊十分激烈，直到七月初壹日，太平軍壹面以火炮明攻包村，壹面另辟蹊徑，“陰穿隧道而以金鼓聲亂之”，穴地而出，終於攻占包村。包立身與其妹美英戰死，包村老少靡有孑遺，根據當時清廷浙江巡撫奏報，全村“陣亡殉難官紳男女統計壹萬四千七十七名”。而民國時期的“包村忠義祠碑”更稱“士卒婦孺隨殉者十九萬人”。

這無疑是壹場浩劫。太平軍破包村後，既不駐軍，又不委官，棄之不顧。包村失陷壹年多後，幸存者才進入村子清理戰場，於村中心建“忠義祠”，立石屋五間疊放屍骨，題曰“十萬人墓”（20世紀“大躍進”期間被毀，改建為公房），包村“社會失控”達壹年以上。然而，在素來被稱為民風文弱的江浙地區，又只是面對區區數千毫無訓練、臨時組織起來的地方團練，太平軍竟然需要從整個浙江及鄰近的蘇南地區調動十數萬大軍，先後發動六次進攻，數萬將士殞命壹隅，耗時幾達半年才能勉強獲勝，這壹事實已經足以令人震驚，不啻太平軍戰力嚴重下降的預警。事實也是如此，包村之役過去不過壹年多後，不但浙江天省（浙江）、蘇福省（蘇南）太平軍兵敗如山倒，其都城天京最終也被湘軍攻破，宣告了太平天國的隕落。

这与早期太平军的高奏凯歌形成了鲜明对照。太平天国起义早期，其兵员主要来自广东、广西及湖南的农夫。总的来说，这些地方民风彪悍尚武，故而太平军士兵的战斗力颇为强劲，从广西一路以破竹之势打到了南京。按照清方的说法，“况真贼皆粤人，今到湖湘，都成亡命。自粤西至武昌，离乡既远，退有重兵，无可逃散，其势不得不直前”。在攻打武昌时，太平军“入城仅数百人”，却能“驱数万之官民兵役，如同群虎驱羊，引颈待戮”。如武昌（湖北）、安庆（安徽）、江宁（江苏）这样的省会大邑几乎都是太平军随到随陷，而其他的府县根本就没有守，也就无所谓陷了。而之后2万太平军以孤军北伐，竟能从南京打到天津附近，着实令清兵丧胆。

绘画，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士兵装束，1王，2长矛兵，3火枪手

然而，隨著戰事的延宕以及天京事變（1856年）的劇烈內訌造成的損失，太平軍中的“兩廣老兄弟”日漸減少，以致最後形成了“凡是廣東出來的都封王”的局面。故而，後期太平軍逐漸轉向通過就地征兵補充兵員，特別是忠王李秀成所部，在東征建立蘇褔省（1860年）之後，短短時間竟擴充至號稱百萬之眾，其中自然包括大量蘇南壹帶的城鄉平民。據當時鎮守常州的李秀成屬下護王陳坤書部殘存名冊統計，其超過3/4的官兵系1860年至1863年間入伍，其中打雜之人為數甚眾，包括開店、官伺、看館、看馬、買菜、種菜、打柴、挑水、煮食、成衣等。從兵員構成上看，這時的太平軍可以說與金田起義時的隊伍是兩支截然不同的軍隊了。

問題在於，太平軍新開辟的蘇南、浙江地盤，雖為明清兩朝的人文淵藪，財富奧區，偏偏不是尚武之地。先秦時期的吳、越還是天下精兵，東吳的丹陽銳卒亦堪稱江東精銳，西晉平吳後仍心有余悸地聲稱此地百姓“難安易動”，更以重兵士戍守江東。但到了隋唐以後，三吳兩浙民風漸變，文教日興，到了明清時代更是登峰造極。史載，“江蘇人尚文學，習武者少，然武科不能廢，當歲試之年，輒搜羅充數，往往不及額而止。”連考取功名的武狀元都如此缺乏吸引力，江南民間鄙武的風氣自然就可想而知了，按照時人的看法，“夫東南之民，賦性柔脆，兵之懦者十居七八，強者又流為驕橫……”

浙江省歸安縣的雙林鎮（今屬湖州市）就是如此壹個典型。這是壹個市肆茂盛的“巨鎮”，憑借優越的地理位置富甲壹方，自然從來不差錢。為了防備太平軍的進攻，雙林花巨資招募團練，打造武器，指望如此就能使太平軍知難而退。這其實是外示勇內實怯。當時臨近的烏鎮已投降太平軍，威脅到雙林的安全，官府出諭，將於某月某日攻打烏鎮，實際上只是虛聲驚嚇而已，根本就不敢出兵。最後雙林團練聞聽太平軍將至，紛紛四散潰敗，壹發不可收拾。其不堪壹擊如此，以至被譏為“豆腐雙林”。而這幾乎是當時江南各地的普遍現象，反而是包村那樣的頑強抵抗顯得頗有些鳳毛麟角了。

另壹個容易被忽視的情況是，江浙農民的體質本就差強人意——當地農作物的高產是以對勞動者身體上的嚴重損害為代價的。20世紀50年代的征兵資料表明，江浙地區鉤蟲病、血吸蟲病的感染率相當驚人，如當時昆山縣的適齡青年血吸蟲病感染率高達80%，同屬蘇州地區的吳江縣的鉤蟲病感染率則超過91%。在更早壹個世紀的太平天國時期，這壹情況自然只會更加嚴重。此外，由於在太平天國戰爭之前，江南的人口密度已經達到了傳統農業、手工業社會所能達到的極限——1851年面積不過8000平方公裏的蘇州府人口高達640萬，而160多年後的今天，整個蘇州大市（包括常熟、昆山、太倉、張家港四個縣級市）的戶籍人口也只勉強恢復到這個數字——居民的食物攝入只能以滿足熱量需求為重，蛋白質攝入量明顯低於營養標準，譬如肉類的營養標準是每日攝入25克，而明清時期的江南成年男子卻僅達7克。這樣的飲食結構無疑對江南百姓的身高、體重等體質狀況產生了很大影響。毫無疑問，太平軍在這裏招募的士兵體質遜色於兩廣地區的“老兄弟”、比湘軍兵源所在的湖南、湖北地區也差很多。換言之，富庶的江南為太平軍提供了充足的餉源，卻不曾為其提供足夠多

的合格兵士。

假使说，体质上的先天差距可以用严格的训练与纪律弥补的话，太平军恰恰欠缺了这一点。以李秀成为首的军事将领片面地看待军队规模，几乎视之为克敌制胜的决定性因素。出于扩充私人势力的动机，李秀成在吸收民众入伍时，几乎是来者不拒，连体弱者也不放过。“所有被掳的人问齐落清，一阵出来到后去，教得敬天父，系落过名字，就算是他的人。……问清注入册子，便算是入营。”这些人良莠不齐，从未受过严格的训练，“未尝习技射，未尝分队伍，未尝知战斗，不甚耐战”。甚至有不少人参加太平军只是为了混口饭吃，一旦生活条件不如意时，便或逃或降，更谈不上什么战斗意志。一位曾参加过太平军攻打杭州战役的士兵在饭馆公然宣泄，“长毛做不得，不如行乞。我从头子在杭打仗一月矣，不曾吃得一顿饱饭，至今日方得果腹，且又死生不测”。

铜版画，1864年，描绘了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苏州扎营的营帐，出自《伦敦新闻画报》

更有甚者，忠王李秀成在占領江南各地時，收編了大量清軍潰勇，僅在蘇州壹城他的部隊就增添潰卒五六萬人，以至“蘇浙長毛中半是本地官兵及本地土匪投誠者”，這些人更是將清軍（綠營）舊有的惡習壹並帶入了太平軍，賭博之風尚在其次，就連太平天國起義壹開始就嚴格禁止的吸食鴉片之風也由於清兵降眾大量進入太平軍而死灰復燃，雖然名義上仍舊嚴禁鴉片，“見即斬首”，結果軍中幹脆“無不互相瞞隱”，使得嚴刑峻法成為虛文。

實際上，早期太平軍的軍紀極好，“不淫殺，不剽劫，鄉村進貢人迎接”。這點是他們的敵人都不否認的。曾國藩就說過：“粵匪（指太平軍）初興，粗有條理，頗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脅之眾；聽民耕種，以安占據之縣。”當時上海租界《北華捷報》上也發表社論說：“若將此種種惡現象盡以歸罪於太平軍之殘酷好殺，實為至不公道的。……我們壹看見未埋葬的屍骸堆積即為不仁的屠殺而抗議。然而千萬不要盡行歸罪於太平軍，其中大多數是要清軍負責的。”

問題在於，為數不多的“老兄弟”在短時間內沒有也不可能將大量新兵訓練得井井有條。這些收編來的清軍和土匪“劫財女外，無他技”，導致太平軍起義之初嚴格禁止殘害百姓的情況也出現了。時人記載，紹興某太平軍捉到他以後的第壹件事是“搜佩帶銀物”。搜完之後，便拋下他不管，向別的行人“舉刀索金銀”去了。當時的清方記載也發現，殘害百姓者，“大抵以湘、鄂、皖、贛等籍人，先充官軍，或流氓地痞，裹附於賊。或戰敗而降賊軍……其真正粵賊，則反覺慈祥愷悌，轉不若是其殘忍也”。因為這些遊兵降卒的腐蝕作用，江浙壹帶不少太平軍幾乎成了以前該地區清軍綠營的翻版。當時有首民謠說:“太平天國萬萬年，軍師旅帥好買田。卒長司馬腰多錢，百姓可憐真可憐。”此謠頗能代表江南壹般百姓對太平軍的評價。

這支為數達到百萬的軍隊已經成了“無紀律”“失民心”“兵心散”“不任戰”“習於驕佚”、“自重其死”“號令不壹，心誌不齊”的“烏合之眾”。雨花臺大戰時，清軍就發現“忠逆（李秀成部太平軍）壹股並不兇悍”，“尤不耐苦戰”。戰場上甚至出現了在太平軍頭目下令攻擊時，士卒竟“不敢進，只在長壕外揚旗吶喊”的奇景。壹年之後，當蘇州城陷入危機時，守城的太平軍早已“困於子女玉帛者已三載，日高方起，酒食盤遊，無復鬥誌”。戰爭對於這些戰士而言成了壹件需要逃避的事情，每當作戰命令下達，太平軍將士與“婦女別於寢，知交餞以酒，皆太息泣下，視出城為畏途”，活脫脫壹幅敗軍之像。

 在士兵已经“无复斗志”的时候，领导者在干什么呢？答案是尽情享受“小天堂”。实事求是地说，太平军起义伊始，其上层领导人物就存在追求享受的倾向，早在1851年“永安（今广西蒙山）建制”时，天王洪秀全便迫不及待地在清军围困的情况下分封诸王，布置王府，提前享受起了“拜上帝会”所宣扬的小天堂。及至攻克南京之后，每一个王（包括已战死的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都在天京盖了一座规模相当的王府。洪秀全以黄金装饰天王府，用绸缎裱糊门窗，取大理石屏铺地；杨秀清则用玻璃片镶嵌巨床，又用珍珠结成一帐，杂以五色宝石，奇光璀璨，其余器物，概用珠玉。凡此种种，实在可以令人联想到臭名昭著的西晋时期的石崇王恺斗富。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19世纪，欧洲画家绘，铜版画

但在天京事變之前，這種奢侈活動畢竟仍控制在最高領導層的小範圍之內。但在這場血腥的內訌之後，對於“拜上帝會”的宗教信仰隨著天父的幾個兒子自相殘殺（按照拜上帝教的說法，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分別是天父的四、六、七子）所暴露出的赤裸裸的爭權奪利實際已經破產。壹個無所不能的上帝從人們的頭腦中消失，拜上帝教亦流於形式，失去了對太平軍的約束力。就連太平天國的高級官員實際上也已經不相信洪秀全雜糅基督教義和中國傳統所發明出的這個宗教了。李秀成對天王改“太平天國”國號為“上帝天國”就極端反對，他對太平軍與清軍戰爭的看法居然是“我國系與該清爭取疆土”，“各扶其主”，甚至連天王的族弟幹王洪仁玕的自述也沒有多少宗教語言，而是效法文天祥之類的忠君愛國情操。

因此，此時的太平軍不再為他們熾熱的宗教信仰所維系，而是為爭奪地盤和財帛進行戰鬥。對現實利益的追求迅速代替對於宗教的熱忱成為太平天國將領們追求的目標，而新占領的蘇浙地區偏偏是中國最為富庶的地區。在這方面，忠王李秀成自己就是壹個極壞的榜樣。他從占領蘇州後的第三個月就開始修建奢華綺麗的王府。數千工匠為此工程勞作了三年之久也沒有完工，可見用費之巨、工程之大。連李鴻章後來看見都嘆為觀止，稱之為“真如神仙窟宅”，“平生所未見之境”。在此同時，李秀成在天京還有壹座宅子，按照他自己的說法，“除天王宮外，為太平天國中之最佳最美的建築物”。更誇張的是，李秀成居然帶頭貪汙納賄，他壹攻占蘇州，就“將現款壹百五十萬元及無數之寶物盡入私囊”。在占領蘇州的三年半時間裏，仍用各種手段賣官鬻爵。譬如徐佩援曾壹次送給李秀成白銀6萬兩，就得以晉封撫天侯；錢桂仁用黃金打成金獅、金鳳各壹對，獻給李秀成，結果被保舉為陛慎天安兼佐將。

太平天国忠王府，位于江苏省苏州市东北街，为太平天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1860年忠王李秀成成为这所宅子的主人，忠王府名称由此得来，图为忠王府内景

上行而下效，太平天國“偽職無論尊卑，凡有壹郡壹邑壹鄉鎮至守，無不威福自擅”，似乎忘記了戰爭的存在，就連太平軍下級軍官和普通士兵亦普遍積有私財。臺州的清軍在與太平軍作戰的過程中，經常會有意外的收獲，每次殺死壹名太平軍，都能從其身上搜出金銀器皿，當時竟然有人以此致富，因此“人人思奮，唯恐長毛不來矣”。太平軍將士的驕奢風氣於此可見壹斑。

追求財富在軍事上的表現就是將本部軍隊占領的地方視為自己的“分地”——如陳玉成在安慶，李秀成在蘇、杭，李世賢在金華、楊輔清在寧國等——不容他人（無論敵友）置喙（這的確很容易使人聯想到“軍閥”）。如太平軍東取蘇常之時，江陰、常熟兩縣本是英王陳玉成部下攻取，李秀成卻認為兩地是自己的地盤，竟將陳玉成部下趕走。這尚且只是文鬥，更有武鬥駭人聽聞。1862年，湖州太平軍大隊出動，到長興“括糧”，被長興太平軍擊退。同年，鄧光明部與童容海部太平軍在杭州城內爭奪“珍寶財物”，竟互相攻伐，“焚掠數日”。這種情況發展到極致，就是在面對清軍進攻時，蘇南、浙江的太平軍上至軍事將領，下到普通士兵，能夠拼死力戰者不多，往往稍受挫折，就大呼青天，稽首乞降，甘心從“妖”。甚至還出現了轟動壹時的蘇州叛降事件，守城的納王郜永寬等人積累了大量的私財，為了能夠“帶著全部財產告退還鄉”，竟然刺殺主帥慕王譚紹光，幻想以此獲得敵人的諒解——結果李鴻章為了奪取降將的巨額財富，又不惜背信棄義地殺死他們。這樣的軍隊，即使買來了大批洋槍洋炮，“火器精利遠優於湘軍百倍”，又有什麽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