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懈毋怠作民之良 | 熊培云

思想国 · 公众号 · 时评 · 2019-10-27 10:35

正文

从盛夏到初秋，几次出行，感慨良多。人类悲喜并不相通，有些合谋构陷时的卑鄙却是相通的。此生何幸，人性中的光亮与黑暗，培云都见证了。一路所遇，有善有恶，这就是他所热爱的人在人间的模样。

没有谁在绝望中饱受痛苦，唯有希望时刻折磨人心。今年在厦门做讲座谈到：幸福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心里不抱一点希望。

昨日早起，突然想到隔世而望、隔日而生的邓丽君。世间尚有事物可以怀念。若此生寻美之过往，承认并爱护，不可触摸与进入永恒了的虚无缥缈。

亦不必过于烦恼甚至痛惜美的流逝：

凡发生了的，即永远存在。

凡消逝了的，再不会消逝。

离开《南风窗》很多年了。除了在手机上写了十余万字，关于美、迫害的构成以及自我拯救……近两年很少再写东西了。近有昔日“同窗”约稿，虽诸事繁忙，盛情难违，匆匆写就以下短文，也算侧面补录了近月来路上的点滴。

愿有心继续生活并建设于此土地者，毋懈毋怠，作民之良。

以下为正文：《毋懈毋怠作民之良——省锡中纪事》

前两年在牛津访学，花了不少时间在欧洲旅行，其中仅英国便走了东南西北四十余座城市。除了寻访雪莱、拜伦和莎士比亚的旧迹，还看了许许多多美术馆和博物馆。有一天，我突然抛给自己一个问题——你对中国的古老城市了解多少？为什么没有和在英伦一样的热忱去寻访？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无心间犯下了一个错误。

过去这些年，因为外出参加读书会的缘故，北上广深自然没少去，但是还有很多心仪的古老城市，却一直未能成行。现在该做一些改变了。不能简单说是为了寻求一种东西地理知识上的平衡，而是在中国广袤的土地和古老的文明中，的确有一些特别的城市值得我去了解。

因了上面的自省与觉悟，2019年夏天《寻美记》出版后，我特地嘱咐编辑陈卓兄，这次各地书店、讲堂如有邀约，着重挑选去以前不曾去过的城市。就这样，平生第一次，我先后到了泉州、洛阳、开封和无锡等地。而这些地方，无一例外都给了我许多收获，并且让我难免心生懊悔——要是早点来就好的。那样就会有不少新材料可以在过去写作某本书时补充进去了。

而这种感觉，在我抵达无锡后尤其强烈。有些细节，理应成为写作《重新发现社会》、《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西风东土——两个世界的挫折》等书时的重要材料，只叹当时孤陋寡闻或诸事随缘，未能及时发掘。

生长在被称为“吴头楚尾”的九江，旧称柴桑或浔阳，我算是地道的江南人。可惜大学毕业后多在北方生活。然而，我的心却一直在南方。除了年少记忆中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更怀念的是江南淅淅沥沥的雨水。从牛津回来后的半年内，我所在的北方城市滴雨未下。这样的糟糕天气让我的灵魂快干涸了。为此，有段时间我差不多每周都会坐两次十小时的夜车，只为回到南方听雨。晴天让人走向外面虚无的世界，雨天让人回归自己真实的内心。我相信南方的斯文鼎盛是和雨水有关的。

一直以为对江南风物与文脉算是非常了解。2019年的秋天，先后在惠山书局、瑾槐书堂和省锡中做了三场讲座，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对江南许多地方的根深叶茂依旧一无所知。虽然常叹“能不忆江南？”可我对于江南究竟了解多少？所幸，因为有缘在省锡中做了一次讲座，让我了解了这所学校厚重深远的历史，逃过一次“无知的后怕”。

由于面对的主要是高中生，当日除了简单分析真理与意义的区别，我着重讲了自己十六岁时所面对的人生五路向。讲座结束后，立即去了不远处的校史馆。省锡中的前身为始建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私立匡村学校，创立者为实业家匡仲谋。徜徉馆中，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挥之不去。无论是办学理念，还是师生的精气神，都让我想起旅日造访过的北海道大学。在那里也有一个校史馆。晚餐的时候，我不无遗憾地和唐江澎校长说，若是来得早，提前看了匡村校史馆，再做讲座，今日主题恐怕要换成匡村学校与北海道大学了。如今北海道大学不复当年盛名，有一个说法却是，二十世纪初的日本走向，摇摆在崇尚自治、自由的北海道大学与崇尚扩张皇权的东京帝国大学之间。

我误打误撞，在大学念的是历史系。很多年前曾经听过一个说法，中国人以历史为宗教，而不是上帝。这种执念是许多西方人无法理解的。一些信教者甚至傲慢地以为，没有上帝照料的中国人会为所欲为。那些人不知道，中国人的现世是时间，中国人的责任感是历史感。只要这一文脉不断，即使困顿于现实，终有迷途知返或柳暗花明的时候。中国人崇尚源远流长，这种骨子里激情背后，不仅有对历史的敬畏，同样有对未来的敬畏。

真实发生的历史与某些被书写的历史常常判若天壤，正如我这几年所见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历史全无可信。读《省锡中校史资料长编》，让我感慨良多的是，该校创立之初，便极其注重小历史的记录。在1931年第二届中学毕业纪念刊中，有一篇《级史》的文章。“事无巨细，人无大小，必须有史，盖以过去之因果而测将来之得失也。苟无史，于人非噩噩无闻者流，即堕落不齿之伦也；于社会国家，则必文物荡失，典籍不传，精神涣散，一蹶不可振也。试观今帝国主义者之于殖民地，必先灭其文字。文字灭，而史不传。史不传，国亡而种灭矣！”虽然只是一个年级，但年级亦有年级史。三年同窗，转瞬风流云散。旧雨重逢，未可预期。这里既有历史的态度，也有人生的态度。合在一起，就是钱穆先生所谓对历史该有的温情与敬意。

早先研读《大公报》，心中有一个谜团。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翌日，该报发表社评《日本投降矣》。社评开篇即引用了杜甫名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在八年苦战之余，得见这胜利的伟大日子到来，我们真是欢欣，真是感激，在笑脸上淌下泪来。”虽然被日本人害得颠沛流离，文章同时表达了对日本民众卷入战争的深刻同情。为什么当年的报人有那样的眼光与胸怀，而非淹留于民族仇恨？在我梳理匡村中学生的写作时算是找到了些端倪。

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由于中日时已交恶，许多人对此兴灾乐祸。在一篇题为《日本地震感言》的时评中，作者先是感叹了地震给日本带来巨灾，“伏尸数十万，而被房屋压伤者无算。其惨状，有不可言喻者。而子哭其父，妻哭其夫，相继狼狈于途。”继而对兴灾乐祸者提出批评。其一，中国同胞，如留学或经商者，面对此灾难，死伤者一定甚多。远在故国的亲人“想必食不知味，坐不安席”。其二，“日本虽屡无理于我，而幸灾乐祸、袖手旁观，此文明国所不为也。”

该文作者署名为黄月清，高三年级的学生。不知道这位学生后来命运如何。我承认，这位学生在我眼中的份量，远远高过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东林党人。因为他瘦弱的声音里不只有党同伐异的低端政治，还有超越低端政治的人性与人情。

在离开无锡的高铁上，陈卓兄和我提到一个细节，看到现场有那么多学生排队签名，他原本想拍照的，却忍不住躲到幕后痛哭了一场。无论这些孩子将来变成什么样子，至少此刻都有着赤子之心。而我有时候宁可相信一个国家有怎样的中学就有着怎样的未来，而不是大学。以我自己的经验，一个人在灵魂上的关键性成长，主要发生在中学时代。陈卓兄是我几本书的编辑，北京人，现在准备到江南定居了，因为这里有读书人和他的江南啊。

在参观匡村学校校史馆的时候，还有一个细节让我念念不忘。那是一份毕业证书。上面是这样写的：

学生陈明侯系江苏省无锡县人，现年十九岁。在本校高中普通科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依中学法第十二条之规定给予毕业证书。此证。

无锡私立匡村中学校长匡启墉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七月日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若干年前在巴黎大学取领毕业证书时的情景。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若干条法律条款，以证明该毕业证的合法性。当时觉得诧异，直以为是西方人的繁文缛节。而我从小到大在国内拿的若干毕业证书，上面都没有任何法律条文的提示。然而仔细想来，这些“法律加持”又是多么重要。回望当年匡村学校的中小学生，当他们捧着注明某某法律条款的毕业证书，既见证了法律的庄严，也有利于培养他们的法治精神吧。而今时大中小学颁发的各类毕业证与学位证，能否将此法治先例兼通例加以普及？

2019年秋天，在省锡中匆匆一瞥。回想当日当时，印象最深的仍是在匡村学校校史馆门口读到的一段纪念建校三十周年的碑文：

“嗟尔来者，罔谓一花一石，或可毁伤。前人所遗，后士甘棠。斯乡未辟，仅有陋荒。而今轮奂，木已成梁。卅年易过，百岁未央。期尔多士，奋翼飞扬。毋懈毋怠，作民之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