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st
由于地理位置相近、文化传统相仿等原因，日本一直是中国人出国旅游的热门地之一。“日本旅游局数据显示，2016年日本共接待外国游客2400万人次，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成为了绝对的主力军，达到637万人次，中国游客的消费额更是占到了几乎一半之多。”
面对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日本酒店业呈现出供不应求的迹象。而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日本旅游业设定的增长目标是：2020年外国游客达到4000万人次。如要达到这一目标，意味着未来酒店业的接待压力将持续上升。
有需求就有供应。民宿（把自家闲置的空屋以低廉的价格出租给游客的情况）成为了酒店的替代品之一，但此前在日本的法律里，民宿是违法的。迫于旅游市场的压力，政府开始逐步解禁，“2015 年日本政府首次推出民宿服务制度的改革，在“国家战略特区”东京都大田区率先实行，满足一定条件的空置私人住房可以对外租住。”
就在近日，日本正式宣布最早将于2018年1月全面解禁民宿。“日本参议院正式通过了规范民宿行业行为的《住宅宿泊事业法》（简称民宿法），这意味着为原本处于灰色地带的短租行业亮了绿灯。”
新政不仅是为民宿打开了合法化的道路，也对民宿的经营规范作出了约束。“对以短租为代表的民宿行业中存在的扰民、监管难等问题给出了明确规定。新法案规定，房东每年最多能将自己的房子出租180天，必须在当地政府机构注册并受当局监管；如违反法令，将被勒令停业，不遵守法令者将面临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100万日元以下罚款。”
如此，我们不难总结出安倍政府对于民宿市场的政策逻辑：（1）正视需求，解决问题。一切以解决住宿市场需求为导向，从增加供应入手，合理将“灰色地带”转变为有效供应；（2）合法监管，规范约束。针对民宿可能存在的监管和扰民的难题，作出明确规定。既要保证问题得到解决，又要避免新生问题的副作用。
2nd
与日本的民俗市场相比，我国的住房市场也面临着相似的难题。为什么中国房价屡屡陷入“越调越涨、越涨越调”的死循环？这得看政策制定者的终极目标，是经营城市、还是造福人民，又或是其他更加“不可名状”的理由？
每一种政策的背后，都有其政策导向和终极目标。目标不同，导向不同，路径不同，手段自然不同。我们不妨脑洞大开，如果将中国房地产调控的思路应用到日本的民宿市场，那会是怎样的效果呢？
限购。游客办理酒店住宿手续时，须具有日本绿卡，或在日本企业工作的经历。第一次赴日旅游时可按照人均一间房的标准办理住宿，第二次时可按照每个家庭一间房的标准，第三次时禁止在酒店住宿。
限贷。游客必须必须借记卡或现金支付，不得使用信用卡支付住宿费用。
限价。为避免供不应求带来的住宿价格上涨过快，对酒店房价实施网签管理。严格控制不同酒店的平均房价，为了统计数据的正确性，低价房源和高价房源必须搭配网签。
摇号。如遇游客过多、超出酒店接待能力时，续通过摇号方式决定谁能获得住宿资格。
3rd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如果将住房市场的调控方法应用到酒店民宿市场，不禁让人啼笑皆非。两种政策手段的区别非常明显，一种是从供给端入手，一种是从需求端入手；一种是解决问题，一种是掩盖问题；一种是结果导向，一种是统计导向。
两千多年前的大禹治水就告诉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宜疏不宜堵”。可时至今日，我国最精英的一群人还在揣着明白装糊涂。不禁让人反思，在“越调越涨”的怪圈之中，到底谁才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庆幸的是，总有一些人还在努力打破常规。几年前的地票制度就是个很好的尝试，在不打破现有制度的前提之下，巧妙的规避了建设用地指标的总量束缚。
再比如集体建设用地的盘活。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以及北京规土委和发改委的政策文件，提出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在不占用基本农田的前提下，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采取作价入股、联营等方式，开发建设公租房或经营性物业，以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解决城市居民的居住问题、保障农民的长期稳定收益。
就像日本的民宿对于酒店市场而言，虽长期处于灰色地带，却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集体建设用地对于国有建设用地而言，如果能有效盘活集体建设用地、给与一定的政策支持，必然能对现有土地市场产生不小的冲击。
问题的核心是，如果集体建设用地也能像国有建设营地一样，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公开获取，能够开发成商业办公等经营性物业，甚至有限产权的居住物业，那地方政府将不再是土地的唯一合法供应者。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兑现的土地红利，将不再被地方政府独揽，而是属于村集体，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必将削弱既得利益者的收益。或许，这才是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原因吧。
注：文中“”引用内容，来自于澎湃新闻报道《中国游客太多日本酒店不够住了，安倍政府订新法让短租合法化》（20170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