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能完全“脱钩”吗？

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间针锋相对的关税导致两国经贸局势日益紧张，拜登执政后虽然有意淡化“脱钩论”，但基本维持了前任的大多数对华限制政策。同时，拜登政府通过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吸引产业回流，并建立供应链联盟加速承接制造业转移，以替代全球供应链中的“中国制造”。

从数据上看，中美经贸脱钩似乎正在发生。自2018年起，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开始下降，2017年至2022年从21.6%降至16.3%，下降5个百分点，回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对于被美国政府列为先进技术产品的所谓“战略商品”，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降幅更大，从2017年的36.8%降到2022年的23.1%，下降13个百分点。中国输美产品份额下降集中在关税商品上，同期美国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的同类产品激增，而未受关税影响的产品没有出现类似趋势。这表明关税是促使美国进口商转向新供应源的主要原因。

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自其他国家进口增加之际，这些国家从中国进口的中间投入品也在快速增加。在美国市场上份额增长最多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越南（1.9个百分点）、中国台湾地区（1个百分点）、加拿大（0.75个百分点）、墨西哥（0.64个百分点）、印度（0.57个百分点）和韩国（0.53个百分点），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增加了与中国的联系。以越南为例，2010年到2021年，越南对美总出口每年增长24.7%，与之相对应，越南产品中的进口成份呈上升趋势，特别是从中国进口的份额从2017年的10.8%升至2021年的20.3%。 这意味着，美国正将其需求从中国转至其他国家，而这些国家的生产却比以往更依赖中国的投入。 尤其与中美经贸脱钩关联最大的电子行业，那些增加对美国出口的国家和地区也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

这种高相关度表明，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对那些取代中国进入美国市场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十分重要，它们已经与中国建立了全行业的供应链。换言之，中美之间的直接经济关系虽然萎缩，但美国对中国的间接依赖没有改变。美国的新策略或许可以改变本国对华贸易和投资状况，但不能让整个供应链摆脱中国的影响。

究其原因，一是贸易模式本身具有粘性。贸易和全球供应链确实对美国的政策做出了反应，但 贸易模式本身的粘性令美国仍然不能重新绘制世界贸易地图。 商业公司必须应对更高关税和贸易禁令，但私人商业决策的基础依然是收益和工厂选址、业务环境、销售目的地等成本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总体贸易模式的粘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美国政治诉求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