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摘要：
“戊戌政变”后慈禧授意内阁颁布“求医上谕”，宣布光绪帝身体有恙，引发舆论热议，地方督抚、社会媒体和流亡维新派等各方力量纷纷对此发表意见。“求医上谕”使列强担心光绪帝被废或导致政局不稳，令其在华既得利益受损。在列强外交施压和军事威慑的重压下，慈禧被迫同意法国公使馆医生多德福入宫为光绪帝诊病。事实证明，这绝非一次寻常诊治，隐藏着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与列强双方对中国时局的较量。慈禧一派于戊戌年作出的抉择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政局走向。
1898年10月18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法国驻华公使馆医生多德福(Dr.Detheve)应总理衙门“邀请”，入紫禁城为光绪帝诊病。此为中国历史上首次记载由外籍医生为皇帝诊病事件。然而，这次诊治非同寻常，隐藏着“戊戌政变”后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与列强双方对中国时局的较量。本文以“求医上谕”为中心，旨在考察戊戌年地方督抚、媒体舆论、流亡维新派等各方力量舆论及多德福为光绪帝诊病事件背面的时局较量。
“戊戌政变”后，慈禧大权在握。维新派人士遭到清算，或被捕或流亡海外，光绪帝亦被剥夺一切权力，软禁于瀛台。政变后第四日即9月25日(八月初十日)，光绪帝被宣布“病重”。内阁明发求医上谕，在光绪帝告知天下自己重病的同时，遍寻天下名医入京。“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毋稍延缓。”(1)显而易见，这道“求医上谕”蕴含两层寓意：一为光绪帝的病既“重”且“急”。据上谕，光绪帝的病自“四月以来”至“求医上谕”发布之日，约四月有余，经调治却无大效，“屡”“久”“即日驰送”“毋稍延缓”等词语不但表明光绪帝沉疴难愈且求医心十分急切。二是自四月至今，有关朝廷的各项决策皆光绪帝在病中作出，包括关乎王朝兴衰的重大举措——变法等相关政策措施。
为印证光绪帝确实病重，慈禧命奏事处交出医案，将皇帝极为隐私的病症医案公之于世。据内务府奉宸苑《值宿档》载：“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1898年10月18日)。由奏事处交出本月初三日皇上脉案一纸，奉懿旨：交各衙门堂官阅看。”(2)在帝制时代，此乃非常之举。皇帝病况属于机密，身为臣子不可预闻，慈禧却反其道而行之，主动向京中各衙门披露皇帝病情，光绪帝“总由心肾不交，肝气郁结，阴不潜阳，虚热上蒸于肺，中气不足，升降失宜。至于梦闻金声遗精，此心不藏神，肾不藏精，肺不藏魄所致”(3)。这份医案由中枢下达至各部衙门后，不仅光绪帝因健康状况已不能独立处理政务的消息不胫而走，且光绪帝身体虚弱甚而遗精严重等讳莫如深的皇家秘事亦公之于世并迅速成为王公贵族等社会达人的谈资。变法甫一终止，慈禧便急不可耐地公示光绪帝不能也无力视朝的医案，此番操作难免令人对光绪帝生死充满揣测与遐想。
“求医上谕”颁布后，旋即引发各方力量的关注，其中以地方督抚、社会媒体和流亡维新派代表为主。首先，地方督抚碍于君臣身份，对此上谕不便明发意见，但求医之事仍须向朝廷回电表态。戊戌年前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陕西巡抚魏光焘、安徽巡抚邓华熙等皆为封疆大吏，他们的态度颇有代表性。张之洞于十四日回电：“惟查湖北省良医素少，是以之洞十年以来遇有病疾，皆只自行调理，不敢延医服药。目前实无精通医理之人，不敢冒昧保荐，容各方访闻，如得其人，即奏明驰送赴京。”(4)张的门生杨锐(5)新近于“戊戌政变”中被杀，慈禧宠信的宦官李莲英欲借此构陷于张(6)，彼时其犹自保不及，此种回电措辞谨慎，乃不愿趟浑水，以致再生枝节。刘坤一的回电颇有深意：“前奉电传谕旨，饬令保荐医士。皇上圣躬欠安，莫名企念，当经详加延访，查有在籍郎中陈秉均医理精通，堪膺保荐。电饬苏松太道蔡钧速派人敦劝应诏。昨据复称，该郎中料理行装，准于二十四日到沪赴京等因。正在电奏间，准苏抚电知，该郎中业经盛宣怀奏保，奉旨迅速来京等因。除饬蔡钧传知该郎中迅速航海北上外，谨先电陈,并跪请圣躬万安。”(7)电报中“圣躬欠安，莫名企念”不但明确表达对光绪帝病况的关注，且隐隐透出对朝局走势的担忧。此份电报中，他还保荐已由盛宣怀奏保的青浦郎中陈秉钧，当中亦有对荐医一事谨慎意味。魏光焘则电称：“陕西现乏良医，仍留心访查保送。”魏委婉推开荐医一事，却也留有余地。邓华熙的回电颇具政治经验，电文中推荐邻省江苏无锡县八旬医士马培之，并称已“电饬该县劝驾”，却又话锋一转，“兹据电称，该医士年已八旬，步履跪拜艰难请辞等语。年高既难免从，此外亦难其选。谨祈鉴察”(8)。借他人之口告知朝廷马培之年迈，无法成行。在求医一事上邓既表现自己确已尽力，又将棘手包袱丢开，了却一桩难事。观之上述，疆吏言行，似在此敏感时期较为戒备，皆不欲在此事上过分热衷，以免横生事端。其次，媒体舆论对“求医上谕”亦有察及，反应多有不同。此期，报业初登历史舞台，作为媒体舆论代表和新闻传播新渠道受到社会各界关注。“戊戌政变”后，《申报》以“保荐名医”(9)为题，将“求医上谕”内容迅速报道，其立场倾向于维新派。《知新报》则发表《皇上病重正谬》一文，指出“国变以后，天子幽废，矫训政之诏，伪征医之谕”，不但否定慈禧训政合法性，且更道明“求医上谕”暗藏玄机。该报认为“戊戌政变”后，光绪帝“既已幽禁”，慈禧“势不能无事以塞天下之口”，须就训政之事予天下以交待。面对成年的光绪帝，慈禧若要独操权柄，朝堂之上不易控制，“死之不能，纵之更不能”。于是慈禧一派先草征医之诏，再向京中衙门各堂官公布光绪帝医案，渲染病情，以证光绪帝之病殊甚，无法独立处理政务，为其垂帘提供合法性支持。此举既可“掩向者康某进毒之言，更可以为将来自己进毒之地，并可以觇疆臣民庶向背之心，一举而数事备，计亦巧矣哉”(10)。最后，康、梁等维新人士的舆情渲染。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梁启超率先流亡。康先期抵达香港后，于10月1日(八月十六日)致电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上废，国危。奉密诏求救。敬诣贵国，若见容，望电复，并赐保护。有为。”(11)康断称“上废”，虽不符事实，但却体现对六日前清廷发布“求医上谕”一事内心的急切。10月19日(九月初五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向首相大隈重信报告称：“此次逃到帝国军舰大岛号上的康有为之徒梁启超，于上月末致书伊藤侯爵与下官说，皇帝之安泰根本不能确保，希望以日本之力救其出险，由此可推知一般改革派关心皇帝安危之心情。”(12)由林权助报告可知梁启超在流亡途中亦关注时局发展，且认为“求医上谕”将不利于光绪帝。其后，康、梁二人在海外借其维新领袖之名，通过办报、演说、组织社会团体等手段鼓吹“保皇”，虽未达到改变朝局，复政光绪帝之目的，却在一定程度上将维新变法思想播撒在海外华人心中，将“戊戌变法”影响推向深远。总之，流亡维新派此时虽对“求医上谕”心有隐忧，却因力量不足，只得先向日本等国求助，寄望于列强干涉，再图谋发动舆论助光绪帝脱离险境。此为康、梁在流亡时期与清廷保守势力斗争的重要步骤和策略。
在华列强对“求医上谕”已然知晓，但坊间谣言四起，纷传光绪帝已被谋害。(13)而自政变后，各国亦无人见过光绪帝，所以各国驻华公使馆皆密切关注中国政局走向。在华利益最重的英、日两国对此表现积极，对光绪帝生命安全和慈禧废帝可能性尤为关心。
英国对“求医上谕”迅速作出反应。首先，媒体率先提出质疑。英在华喉舌《字林西报》载文称：“命令各省疆吏挑选最好的医生送到北京，这一类故事全是虚构的，有意散布的......是为了在恰当的时机，即太后的权力稳定地建立之后，就会有一道上谕出来，说什么皇帝已经龙驭上宾。”该报最后建议：“各国公使应该提出一个不可抗拒的要求”，“觐见光绪一次”。(14)其次，英国政府向清政府施压。较之媒体层面，英国政府举动亦十分直接。明发“求医上谕”后，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警告总理衙门：“我坚信，假如光绪帝在这政局变化之际死去，将在西洋各国间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1]533英国其后对“戊戌政变”态度虽有反复，由初期的批评转为在局势稳定后，继续支持慈禧统治(15)，但窦的警告表明至少在此时，英国是反对废黜光绪帝的。并非英国同情中国维新变法，而是担心一旦清廷保守势力秉政，推行排外政策将致其在华既得利益受损。
日本对“求医上谕”亦作出积极关注姿态，积极探听光绪帝消息。10月5日(八月二十日)，大隈向林权助发出电报：“本地和上海传言，清国皇帝已被谋杀或被迫谋杀，立即查明并电告此事是否确实。”(16)透过该电报，我们可发现两条有价值的信息：一为日本此时也不清楚清廷宫禁深处具体情况，光绪帝是否存活仍需查证。“戊戌政变”后，在变法上曾主张向日本学习的维新派人士受到严厉惩处，不审而诛。“求医上谕”使日本政府察觉此时连光绪帝生命安全都不能保障，此为其所不允。二为首相亲自过问，体现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局变化高度关注。因早期日本政府认为维新派是亲日力量，异日维新派秉政，必将利于日本牵制俄国。又日本与英国当时为盟友关系，英国在东方事务中需谋求日本策应以服务于其亚洲利益争夺的整体战略。日本借此不断扩大在华利益和影响，故维新派遭保守势力清算后，日本格外关注中国政局走向。次日上午11时，林权助收到电报后即前往总理衙门，询问光绪帝的状况。总理衙门否认光绪帝被害谣言，林权助随即将大隈重信劝告清政府实行温和主义的训令转告总理衙门，提出清政府“在政变问题上不能再采取更加过激的措施”(17)。此外，林权助亦向新到职的意大利驻华公使马迪纳求助，望马迪纳向清廷提出觐见要求，递交国书，以验证光绪帝身体状况。(18)
9月30日(八月十五日)，正值中秋节，北京街头发生一起涉外骚乱事件。有人在北京人流密集的天桥上向外国人抛掷污泥，双方发生冲突，由言语冲突升级为拳脚相加，其中两美国人、两日本人受伤。随后官府抓获嫌犯数人，并严加审讯惩治。一场普通的中外民事纠纷似可结束，但令清政府始料不及的是“各国公使引为口实，以为中国不能保护远人”为由，借保护使馆名义，美、英、日三国拟从天津调兵至北京，“十七日美国调兵四十名，十八日英国调兵五十六名，日本亦调兵数十名，英美二国并备快炮二尊，子药数十箱”(19)。
一起看似普通的骚乱事件奈何竟升格为严重外交纠纷，引得列强公然出兵干预？首先，发动“维新变法”的光绪帝是清政府政治开明的象征。“戊戌政变”后，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既已发出“求医上谕”，又停罢戊戌新政，一系列举动日趋保守。列强担忧保守势力发动的政变将令政局不稳，致其在华既得利益受损。他们认为：一位主张维新的开明皇帝在位更利于维护各国在华利益，但此刻这位皇帝已有性命之虞。(20)因此，列强企图通过军事威慑影响清政府内政和外交政策，敲打清廷保守势力，以保证本国在华既得利益不致受损。其次，军事震慑是施压清政府最有力的方式。北京街头涉外骚乱事件不足以使列强以防范暴动的方式来武力干预，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分析道：“我目前未见特别有根底的暴动，而且我预料将来也不会发生，然上述各国的军队永久屯执于此地。并不仅仅是为了护卫，而将带有一种政治的性质。”(21)不言而喻，各国将一起普通涉外事件上升到军事震慑和干涉的程度，仅是向清政府政治弹压而已。
外交上的施压和军事力量威慑，迫使慈禧意识到：国事即家事的时代一去不返。10月15日(九月初一日)，奉慈禧懿旨，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约见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通报光绪帝的健康状况，表示光绪帝“健康大为增进，且常和太后一同听政” ，并向窦纳乐询问“如何使目下动乱的情形平静下去”的方法。窦纳乐遂即向奕劻提出建议：“一个保证有效的使不安状况归于平静的方法，便是找一位外国医生为光绪帝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帝的健康证明书”[1]538，他还亲荐法国公使馆医生多德福担此差事。人们不禁要问，英国在征医一事上为何不愿独揽，却要拉拢法国？个中原因易于理解：一是由外籍医生为光绪诊病系英国提出，诊病之事英国自当避嫌，以向外界证明自身中立之态度，使诊断结果更具信度。二是法国参与其中，将加大对清廷保守势力震慑力度，表达各国对中国政局发展趋向的重视。
10月17日(九月初三日)，总理衙门派人到英国公使馆对窦纳乐的提议表示感谢，并称已定于次日为光绪帝诊病。10月18日(九月初四日)晨，法国公使馆医生多德福应总理衙门邀请，走进在外国人眼里充满神奇色彩的紫禁城为光绪帝诊病，过程十分顺利。[1]548诊病脉案在总理衙门和各国外交使团间传阅，亦见于媒体舆论。(22)今日见到脉案，我们似可恍然大悟——光绪帝确有各种负面状态缠身，但脉案解释得十分清楚：“诸痛皆因体弱”，并非有紧迫的严重疾病，更不会因此阻碍光绪皇帝独立处理政务。未久，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奉大隈重信之命，代表日本国向光绪帝授勋，在西苑仪鸾殿面见光绪帝，再次证明光绪帝身体无恙，而“授勋”这一举动也昭示大隈政府对光绪帝的支持。至此，光绪帝“病重”之说不攻自破。
法国公使馆医生多德福的诊断结果使得慈禧“废帝”之意昭然若揭。人们不禁疑惑：光绪帝系慈禧外甥，其生母叶赫那拉·婉贞为慈禧同胞姊妹，如此血缘关系，慈禧缘何意欲“废帝”？
首先，慈禧认定光绪帝知晓或参与“围园劫后”，此为其所不谅。据学者杨天石考证：谭嗣同于“戊戌政变”前曾深夜造访袁世凯，要求袁派兵“围颐和园”劫制慈禧，但袁转而向慈禧告密，由是产生“围园劫后”说。[2]袁世凯所著《戊戌日记》甚至提及谭嗣同“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3]云云。慈禧听闻告密，内心必是十分震怒和痛心。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载：八月初六日，慈禧“下诏训政，懿旨拿康有为”，并于同日召开御前会议，于群臣前疾声厉色，讯问跪于案左的光绪帝：“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光绪帝“魂飞齿震，竟不知所对”。慈禧复厉声问：“汝知之乎？抑同谋乎？”光绪帝答：“知道。”[4]27由二人对话，慈禧于政变后应认定光绪帝知晓或参与“围园劫后”，因而有此震怒之语。但学者易漏察人物内心细微处活动，对慈禧更深处心理——痛心之情不察。穆宗崩逝，正因慈安、慈禧“宫中定策”[5]50，亲藩之子的四岁载湉才得入继大统，慈禧于光绪帝有拥立之恩；承受丧子之痛的慈禧思虑同治帝放纵往事，格外注重对光绪帝的教育。“常熟翁同龢、寿州孙家鼐、仁和夏同善、孙诒经先后允师傅”[5]51，四人皆“两榜出身”，学问渊博，为一时硕儒。慈禧延聘名师教导光绪帝，并经帝师对光绪帝施加自身影响。慈禧御前女官德龄尝言：“(慈禧)特地再三教人去传谕翁同和(23)，要他格外侧重于孝的教育。除掉把启蒙时所读的‘二十四孝’不断的继续讲解之外，孝经那一部书，也是最注意的。她命令翁同和非使光绪读得十分烂熟不可，甚至她自己还要随时考试。”[6]由此而论，慈禧虽意在使光绪帝顺从于己，但于光绪帝仍复有培育之恩。九重阙内，礼法最重。“母慈子孝”的传统伦理扎根于慈禧内心。当她听闻袁世凯告密，认定一手提携并养育宫中二十余载的光绪帝竟欲图谋于己，内心痛苦自不待言。据《崇陵传信录》载：“太后直抵上寝宫，尽括章疏携之去，召上怒诘曰：‘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5]56费行简著《慈禧传信录》对慈禧斥责光绪帝之语记载更为明确：“汝以旁支，吾特授以大统，自四岁入宫，调护教诲，耗尽心力，尔始得成婚亲政。试问何负尔，尔竟欲囚我颐和园，尔真禽兽不若矣！”[7]慈禧心痛溢于言表。经此一役，慈禧对光绪帝衔恨久矣。久任清廷起居注官的恽毓鼎谓：“邵陵高贵之举，两年中未尝消释。”[5]60此语似可作慈禧意欲“废帝”最佳注脚。
其次，光绪帝因推行“维新变法”，数次违逆慈禧意志，甚至威胁到其权柄，此为慈禧所不容。同治朝时期，恭亲王奕width=20,height=17,dpi=110于“辛酉政变”一役有功，封议政王、军机大臣。奕width=20,height=17,dpi=110持功自矜，与慈禧争权，后慈禧授意内阁明发上谕，虢夺其一切职务，仅保留皇子身份。遭此打压，奕width=20,height=17,dpi=110一蹶不振，锐气尽失。慈禧对任何威胁其权力的存在绝不会坐视，必欲除之而后快。殷鉴不远，光绪帝于“维新变法”期间恰又触动慈禧最敏感处。据学者茅海建考证：政变前，光绪帝和慈禧的政治权力关系存在着两种制度：一是“事后报告制度”，二是“事前请示制度”。(24)两种制度规定了光绪帝与慈禧的政治权力范围和界线，光绪帝必须在其权力范围内行事。然“维新变法”期间，光绪帝试图改变他和慈禧之间既定政治权力关系，数次“逾矩”，破坏了双方微妙的平衡，为慈禧发动政变和思议废帝埋下伏笔。其中有两件事令慈禧颇为不满，一是“罢免礼部六堂官”事件。1898年9月4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言事受阻，光绪帝“以抑格言路，首违诏旨，夺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职”(25)。虽怀塔布“此番因人受累，深蒙太后怜之”，但慈禧只能“令其暂且忍耐”[4]18，却无如之何。因皇帝一言九鼎，在国家机器运转中，即便是太后，亦不可直接更改皇帝谕旨。怀氏等人被免，乃光绪帝即位以来第一次黜陟守旧大臣，但因未向慈禧请示而径自罢免高阶官员，令慈禧颇为不悦。(26)[4]26罢免礼部六堂官后，光绪帝于次日“赏内阁侍读杨锐、中书林旭、刑部主事刘光第、江苏知府谭嗣同并加四品卿衔，参预新政”③。四章京主要负责阅览司员士民上书，并出具“拟签”，经光绪帝批准后形成谕旨。但这套上书处置方式因慈禧介入，于9月17日(八月初二日)发生变化。9月18日(八月初三)，军机处奏片首现“均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27)等语，表明此时上书处置方式发生重大改变，即“拟签”制由向光绪帝负责转为向慈禧负责。四章京仅可处理不具直接上奏权的司员士民上书，并不属特别重要文件，为何慈禧仍介入此事？细察源头，乃因光绪帝谕旨罢免礼部六堂官，慈禧虽心生不悦亦不可更改。若四章京“拟签”稍有偏差，再经光绪帝“无心”批准形成谕旨，后果不堪设想。慈禧的介入既体现其对光绪帝不信任，亦反映光绪帝与慈禧的关系已非常紧张。二是“议设懋勤殿”事件。以光绪帝为代表的维新派深感仅由司员士民上书，而无固定议政机构，新法实难推行。维新派企图在既定政治体制外，设立由其控制的议政机构——懋勤殿。(28)没有档案资料记载光绪帝和慈禧对此有何种讨论，但对政治高度敏感的慈禧必然知晓其中曲折。新议政机构之设立，将绕开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等对慈禧负责的实权部门，变为直接对光绪帝负责的政治决策机构，而不仅仅备为顾问。如此，无疑将架空慈禧一切权力，其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亦会彻底颠覆。议设懋勤殿是对既定政治体制和慈禧本人权力的根本挑战。茅海建对此评论道：“‘擅自’罢免礼部六堂，是对其权力的否定，光绪帝此时提出开懋勤殿，将动摇她的权力基础。从她的角度来看，光绪帝已是两次发动‘政变’。”[8]基于此点，慈禧无论采取何种严厉措施调整其和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都不足为奇。
综上所述，慈禧意欲“废帝”，具双重动因。慈禧认定光绪帝知晓或参与“围园劫后”，内心既震怒且痛心，为其政变后废立直接动因，但根本动因是渴望推行变法的光绪帝急于取得事权，不可避免地与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产生矛盾，逐步威胁到慈禧视为根本的权柄。在两者因素共同作用下，慈禧决计“废帝”以巩固其政治权力。
多德福为光绪帝诊病的脉案既出，各国皆知，意味着慈禧再无可能借光绪帝身体有恙而行废立之事。慈禧之所以未在政变后遽行废立，最忌惮因素是列强干涉。近代历史上的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与外部世界联系愈益紧密。中国政局稳定与否关乎列强在华既得利益能否延续，这就决定了清廷在制定大政方针时必然绕不开列强，中国政局变化亦与列强息息相关。列强视光绪帝为主张维新变法的开明君主，认为其在位更有利于维护各国在华利益，而“戊戌政变”后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清算维新派，罢黜新政等诸多举动被列强视为排外行为，是对各国在华利益的严重威胁。由此引发的列强军事干涉和外交施压，使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承受巨大压力，被迫同意多德福入宫为光绪帝诊病，以平息事态。除列强干涉外，慈禧未立行废立亦有诸多因素交织作用其间。
其一,康、梁逃至日本后广泛散布舆论，通过办报纸、演讲、组织社会团体等手段鼓吹“保皇”，康甚至宣称自己有光绪帝密诏(29)，乃奉旨援救光绪帝。不难想象慈禧获知此消息后在震怒之余，亦会对可能由此引发的列强干涉忌惮不已。无怪乎湖广总督张之洞知晓此事后，于10月24日(九月初十日)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上海道蔡钧，要求与该报馆和保护该报馆的外国领事磋商，“嘱其万勿再为传播”[9]。康、梁二人在海外披露维新变法真相和揭发慈禧废立图谋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慈禧废立进程。
其二,各地会党势力风起云涌，清廷屡禁不止。1898年前后，四川、广东、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山东等十余省份皆有会党起事，尤以南方会党声势最为浩大，范围所及几占清廷半壁江山。10月14日(八月二十九日)《申报》载：“近日人心浮动，民主、民权之说日益猖獗，若准各省纷纷立会，会匪闻风而起，其患不可胜言。”[10]会党势力已扎根地方，其势不可阻。又流亡维新派康、梁不断造势，欧美、南洋诸地保皇势力与会党势力里应外合，形成一股要求归政光绪帝的浪潮，给清廷造成极大压力，冲击着“戊戌政变”后的朝局。倘此时局纷繁之际遽行废立，或会致使海内生变，动摇清朝执政根基，此必不为慈禧所乐见。对于废立利弊，她只好百般权衡，慎之又慎。
其三,反废立力量逐渐形成。诸多疆臣甚至在“戊戌政变”中曾大力支持慈禧的一些满洲亲贵也反对废立，他们在反废立一事上形成一股强大力量。自太平军兴以来，清政府不得不打破兵权不轻假汉人成例，任命汉人为地方督抚，掌一省或数省之军政和民政，“咸、同以后，局势稍稍变矣。用李鸿章平捻，用左宗棠平回，法越之役用彭玉麟督师，辽东之战用刘坤一节制关外诸将，近复用汉员为将军、都统。”(30)自此，清廷太阿倒持，中央政治权威日益衰落，地方势力不断崛起。没有疆臣支持，清廷政令自是难以推行，因而慈禧在废立一事上须考虑疆臣意见。为此，慈禧曾使荣禄以“密电分询各省督臣，言太后将谒太庙，为穆宗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闻之，单独“电复荣禄曰：‘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11]92刘坤一申之以君臣大义，认为行废立事将会致使海内生乱和列强干涉，从情和理上直谏慈禧。疆臣中反废立的另一代表为李鸿章，据载：李鸿章外任两广总督前，辞行之际，荣禄将目前“非常之变”告知于他，李尚未听完，即大声呵斥：“此何等事，讵可行之？今日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而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12]李鸿章明确表达反废立的态度，与刘坤一电报内容不谋而合，皆提及“内忧外患”。与疆臣态度一致，部分曾在“戊戌政变”中支持慈禧的满洲亲贵亦反对废立，其中以时任军机大臣荣禄为代表。《方家园杂咏纪事》载:崇绮和徐桐在慈禧授意下，带着有内外大臣签名吁请废立的奏稿去拜会荣禄。荣禄阅数行，急忙将摺子丢进火炉，徐桐大怒道：“此稿太后阅过，奉懿旨命尔阅看，何敢如此？”荣禄答：“我知太后不愿作此事。”二人言实出太后之意。荣禄说：“我即入见，果系太后之意，我一人认罪。”(31)《国闻备乘》则记：“戊戌训政之后，孝钦坚欲废立。贻毂闻其谋，邀合满洲二三大老联名具疏请速行大事，荣禄谏不听，而恐其同负恶名于天下也。”[11]92这些时人笔记证明荣禄并不想卷入废立之事，其不赞成废立的态度显而易见。疆臣和一些满洲亲贵大臣反对，使慈禧不能不心存疑虑，一时难以决断。
受制于以上诸多因素，慈禧只得采取“以退为进”之策，一面软禁光绪帝，控制舆情；一面颁布“求医上谕”，宣称光绪帝病重，剥夺其处理政务的权力，以渐次达到废立目的。列强干涉虽暂缓了慈禧预为废立的图谋，但其始终未曾放弃。数年后发生的“己亥建储”和“义和团”等一系列事件皆以废立一事为中心，延续发展。久任清廷起居注官的恽毓鼎曾云：“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5]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