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Kenneth Minogue 译 | 邓淋月
早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中，布鲁姆就告诉了我们，在他所教授的大学生抵达大学之前，就已经具备了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即真理是相对的。所有影响他们的人或事都秉承着“没有一种观点比另一种观点更好”的价值相对主义。旧有的自由教育的观念不知不觉地转变成了自由主义者的教育。这种转变的目的也许是为了让年轻人摆脱偏见，但布鲁姆认为，其实际结果是传播了浅薄和冷漠。
《美国精神的封闭》深入探讨了这一局面。这是一本很难被归类的书，因为它将布鲁姆在美国大学的教学经验与哲学论证融合在了一起，将社会学的概括与思想史融合在了一起。从一个层面跳跃到另一个层面，这本书逐渐显露出自己的野心，而不仅仅是对年轻人缺陷的哀叹：这简直就是试图描绘西方文明危机的图画。它尤其关注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如何占有了美国文化的阵地。论题如此激动人心，难怪它在美国会如此成功；然而，作为对现代性特征的分析，它也与欧洲的经验不无关联。
布鲁姆发现当代思想（intellectual）和学术文化中有一些非常错误的东西，他声称，其批判性的宏大陈旧语句自相矛盾地产生了不宽容和教条主义。他关于当代解放的悖论的探索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然而，他的关注点不仅仅在于思想史，而且也在于政治哲学中的观念。在布鲁姆的历史图景中，像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这样的作品远比法国大革命重要得多，法国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考虑不周全的哲学计划的结果。他的知识精英主义就像他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摧毁大学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彻底。
布鲁姆对普通美国大学生浅薄心性的描述令人毛骨悚然。他认为，在已被简化为价值民主的道德观点中，对性的限制是最突出的。因此，在所有的解放中，性解放被贬低了；甚至那些因受控制而变得平淡无奇的性，现在也受制于女权主义者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摧毁了两性之间的吸引力。他还强有力地指出，流行音乐占据了年轻人的世界，但它是一种麻醉剂，切断了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就像切断了他们与长辈之间的联系一样。
布鲁姆对今天大学生说的很多话以前其他人都说过，这些人通常是通过商业主义、电视、家庭观的崩溃等方式述说的。布鲁姆把这一切都归于糟糕的哲学。真正的罪魁祸首与其说是马克思不如说是马克斯·韦伯，韦伯的价值相对主义变成了美国方言中的“生活方式”，并在无数流行书籍和电影中得到传播。因此，布鲁姆评论说埃里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不过是戴尔·卡耐基(Dale Carnegie)之上加了一点中欧文化的鲜奶油”。布鲁姆认为伍迪·艾伦以电影的形式使得欧陆的虚无主义美国化了，这一观点可以在他所描绘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满面笑容地演唱《刀锋马克》(Mack the
Knife)中体会得到，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表达一种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流行的施虐-受虐狂虚无主义:
我们的歌星们唱着连他们自己也不懂的歌，它译自德国原曲，十分走红，却产生了不明原因的广泛影响，彷佛原曲中的某种东西触动了美国人的灵魂。不过，在这一切背后，矗立着的却是抒情诗巨擘尼采和海德格尔。
他认为，美国人不知不觉地随着德国哲学家的曲调起舞，而这首曲子传达的是没有哪一套价值观比其他的更好。目前的结果是一种肤浅的满足。布鲁姆引用了一位亚特兰大出租车司机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该司机因贩卖毒品被释放出狱后，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治疗:“但我最喜欢的是‘格式塔’疗法（Gestalt）”。正是这个德语词的使用激起了布鲁姆的嘲讽，他认为这种文化符号（cultural token）已经变得像美国街头的口香糖一样自然，他接着说:
“他说他已经找到了自我认同，学会了喜欢自己。要是在一百年前，他兴许会找到上帝，还会把自己当罪人来鄙视。问题是出在他的自我意识上，而不是出在他的任何原罪感或他心中的魔鬼上头。我们在这里看到美国人特有的领会欧洲大陆式绝望的方式。这是一种有着快乐结局的虚无主义。”
为了弄清美国真正发生了什么，我们必须回到尼采和海德格尔。正是尼采对民主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民主就是这样一种世界观，既然没有人还实际相信任何东西，那么每个人都在拼命工作和尽情玩乐中度过一生，这样就可以不必面对现实，不必俯瞰那个深渊。
这是对“民主”进行批评的“哲学”，除非能迅速意识到这些术语以及其他术语对于布鲁姆所具有的特殊的含义，否则没有人能理解布鲁姆的意图。“民主”的描述是托克维尔所称之为美国文化的东西，但它的主导意义却是来自柏拉图的《理想国》，书中民主代表一种必然不稳定的社会生活形式，这种社会形式拒绝了一切形式的好与坏的区分。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要认识到，布鲁姆所谓“哲学”的意思不是大多数专业哲学系所教授的东西，而是那个伟大的英雄和殉道者苏格拉底所属的道德和思想（intellectual）传统。哲学一般来说是由泰勒斯（他因仰望星空而掉进了井里）所观察到的一种发现，这种发现认为世界是可理解的。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发现，因为它可以将心灵从对声望、财富、感官快乐、社会习俗和流行信念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但布鲁姆却注意到，在把心灵从本土共同体（the local community）的幻觉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理论生活面临着几乎无法解决的公关关系问题”。本土共同体会感到受到切实的威胁，因此它可能会攻击哲学，就像雅典人审判苏格拉底一样。但是，哲学传统只要稍微慎重一些，或者运用一下不算太坏的欺骗手腕，其通常会设法维持自己，且从未停止过对善、人的本性和其他基本问题的研究，这些基本问题在现代世界中被混乱的相对主义所掩盖。
布鲁姆对西方危机的描述，
实际是对现代性本身危机
的描述，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版本的思想史，是对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在芝加哥教给学生的内容的简要描述，而现在布鲁姆自己也在芝加哥教书。任何对这样一个摘要的总结都会显得有点荒谬，但我们可以简要地说，现代性始于马基雅维利对哲学胆怯性的拒绝：可以说，哲学家们只建立了想象中的王国，然而他们的任务却是接管世界。但这样的世界只能是二流的世界，完全不像柏拉图在天上建立的城邦。布鲁姆对启蒙运动（他省掉了定冠词）的描述是，它使哲学在人权理论这样的学说中流行起来。哲学不可避免地在一种品味低略的形式中传播。它放弃了对善的追求，转而从人的激情中获取意义——霍布斯和洛克着重研究了这些激情，他们的工作产生了现代世界的资产阶级社会（布尔乔亚）。正是这些激情，亦即逐渐从古典人性哲学的综合视野中解脱出来的历史和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产生了尼采所揭示的让人萎靡不振的虚无主义。
《美国精神的封闭》在许多方面都是一本成功（brilliant）的书，人们必须认真看待本书。但读者们发现这本书会让人迷失方向。首先，它似乎根本没有结束于它打算结束的方向。它对现代世界的大部分敌对语气很可能会引发对宗教复兴的热枕，但布鲁姆对基督教的整个主题的严重沉默是该论证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相反，被认为是对善的追求的哲学，是唯一再生的源泉。然而，哲学的叙述也有其模棱两可的地方，因为尼采这个虚无主义的代言人，是作为反抗现代性的英雄而出现的。那么，哲学是否把我们带出了柏拉图的洞穴？还是说，他只是这样一种情形，即哲学所推出的虚无主义结论不适于那些未经教化的人，因为这些人没有宗教等就无法生存。同样，尽管布鲁姆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因为他发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对美国大学具有如此大的破坏性，但是他自己对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布尔乔亚）世界的现代世界的批评与马克思的教导有很多共同之处。其原因是，布鲁姆和马克思都是现代性的保守的批评者，他们都渴望复兴古希腊已然破碎的世界。正如布鲁姆所告诉我们的那样，现代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是它已经被尼采化了。它已经变成了一种仅仅具有破坏性的、普遍存在的价值相对主义。这类问题会刺激（tease）布鲁姆这本书读者的头脑（mind），而英国读者则会注意到，这是对德国高雅文化和美国低级趣味之间的一种不甚融合的描述，在这种描述中，现代思想中独特的英国元素几乎没有出现。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或许就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被讲述出来。或许最重要的是，那些愿意忽略偶发性怪癖并愿意被该杰作所激发的读者，将会通过一种到处遭摒弃的信念而对世界的评价，以及以一种对古典哲学恒久问题的提问和回答，而重新焕发出激情。
译自Philosophy, 786T LS July 24,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