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盎、晁错的碰撞，是做人与做事之间的碰撞，从古至今未曾停止过
，
在职场这种复杂的地方每每上演。
文 / 符晚
晁错和袁盎俱为汉初名臣，一时风云人物。两人生前彼此视若仇雠，死后却在《史记》中同列一传，颇为尴尬，有意无意地透出一种根深蒂固的“职场”无奈。
晁错是政治家、改革家，主张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削藩弱侯，为汉朝天下的稳定起了很大作用。袁盎要复杂得多，乍看《史记》，给人的感觉是侠义之士，做了很多受时人赞誉的事，如“盎由此名重朝廷”“诸公闻之，皆多袁盎”这类评价多处可见。一方面可以说袁盎确实做了些漂亮事，另一方面也可看作袁盎很注意自己舆论形象。
相比之下，被冤杀的理想主义者晁错多为后人所同情，而袁盎在后世的反面评价很多，宋朝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就直称袁盎为小人，公报私仇。
晁错被冤杀的直接原因就是袁盎向汉景帝进谗。如果说袁盎是一个很注意自己形象、做事有格调的人，为什么要做如此掉格的事？袁盎和晁错彼此视若仇雠的起源到底是什么？
在我看来，这完全是
两种不同性格的根本冲突。
晁错显然可以看做典型的做事的人，司马迁说他一直努力学习，被国家保送到当世的学问大家门下深造，典型的科班生，理论知识丰富。后来他写了若干非常有价值的论文，《汉书·艺文志》记载晁错有文31篇，多数已佚。这些论文历代评价都很高。
鲁迅评价贾谊和晁错的文章，“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然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晁错之深识为伦比矣。”言下之意，论文采贾谊厉害些，但如果论策略见识，贾谊远远比不上晁错。挑剔的明朝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中也对晁错的建策一连赞叹了三次“有用之言”。
虽然晁错的
能力非常强，但他不善于做人。
《史记》载，“错为人峭直刻深”。意思是为人正直严厉，就事论事，不讲人情。所谓水至清无鱼，人至察无徒。除了汉景帝支持晁错，朝中看不到一个外援朋党，在复杂的人类体制中，这样专注做事的人，顺境时强敌环绕侍候，一旦逆境，注定墙倒众人推。他父亲来京城转了圈，看明白这种情形后，立即绝望地自杀了。
袁盎则一脑门心思都放在怎么做人上了。传初载袁盎“父故为群盗”，传末太史公评：“袁盎虽不好学。”可以看做是草莽出身，野路子，无学术水平。但他特别喜欢谈怎么做人，谈得头头是道。
譬如，袁盎以为汉文帝对周勃太恭敬了，进言说，周勃是功臣但不是社稷之臣，意思是社稷之臣早死了，汉文帝不该对周勃那么客气。这是教别人怎么做人。
某次，袁盎认为汉文帝宠爱的慎夫人和皇后同席失礼，又用“人彘”为例说了一通卑尊分明的道理。这也是教别人怎么做人。
赵同、淮南王之类的事也相似。其实都和国策无关，但都和做人有关。再看和丞相申屠嘉的冲突。 盎告归，道上遇到丞相申屠嘉，下车拜谒，丞相从车上向袁盎还礼。袁盎回去后，觉得在众人前丢了脸，于是去面见丞相。丞相很忙，过了很久才见他。袁盎要求让其他人退避，私聊。丞相是很清正的人，直接说，如果谈公事，我们在官署谈，如果谈私事，我这里没有私事。申屠嘉回答得合情合理，话到这个份上应该谈不下去了。但袁盎还是不依不饶地列举陈平、周勃这样的开国元勋，与申屠嘉说了一通怎么做人的大道理。
袁盎诸多事迹，几乎事事如此。如果熟读《史记》就会发现，袁盎说申屠嘉的话，与蔡泽游说范雎，范蠡说文种等都有相似之处，就是
叫人要谦虚，功成身退，夹着尾巴做人，很典型的游说八股套路。
可丞相申屠嘉正直清廉，和前几例情境有所不同。申屠嘉听到这种素来政治正确的套路，感觉和自己无关，但人家话说到这份上，实在不好意思不点个头。如同《喜剧之王》中那个学古惑仔要钱的小哥，对面的黑道老大赏了他若干耳光，小哥还哭哭啼啼不退让。最后老大也被纠缠得受不了，说了句：算了算了，我怕你了。
有观点认为袁盎是过于正直、崇尚卑尊分明，所以不受上方宠信。但说这话的人忘记了一件事，袁盎到了吴国后采取彻底的明哲保身策略，只顾受吴王好处，然后上书说吴王不会造反。哪里还有什么原则和正直可言？无非还是“怎么把人做好”而已。
一方面，相比于晁错这种学富五车、业务能力强的人而言，袁盎没什么真才实学，但为了刷存在感，只好谈一些不痛不痒的道理，谈专业问题有风险，容易暴露自己的短板，咱就谈做人。这是他的谈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