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会2024年学术年会
“第六届城乡社会学论坛”
2024年7月6日，由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南开大学中国社区建设研究中心、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江西师范大学乡村治理与发展研究中心、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西南石油大学法学院、浙江红船干部学院共同主办，并由《中州学刊》《学习与实践》《浙江学刊》《党政研究》《城乡社会学评论》《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长白学刊》《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共同支持的中国社会学会2024年学术年会第六届城乡社会学论坛在哈尔滨工程大学顺利召开。
作为中国社会学会2024年学术年会的分论坛之一，城乡社会学分论坛旨在持续发挥中国社会学年会的平台优势，动员学界同仁积极参与到城乡社会学研究中，为新时期的城乡社会学的知识进步寸积铢累，为新时期的城乡融合发展集思广益。同时，论坛也为这一领域的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提供一个常态化的学术交流平台。
本次会议由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重庆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东理工大学、河海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云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石油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南昌大学、宁波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安徽工业大学、浙江警察学院、上海市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等多个科研院所的50多位专家与青年学者，分别就城乡关系理论与历史、城乡融合发展、县域社会发展与治理、郊区社会的发展与生活、镇域社会发展、城乡居民生活的流动性与两栖性、现代人的乡村性、乡村振兴与集体经济发展、城乡社会治理等议题作报告及点评。
第一单元
本次论坛共分为七个单元。第一单元由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姚兆余教授主持并进行开幕致辞，共有三位发言人报告，最后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教授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院长赵晓峰教授进行点评。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姚兆余教授首先代表论坛主办方表达了对各位与会专家学者的欢迎和感谢，而后详细介绍了城乡社会学论坛的发展历程，指出论坛现在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生命力在不断增长，无论是参会的高校、人数、学术支持单位，还是论坛的发言内容、主题都在增加。姚兆余教授进一步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的城乡关系提出了新的认识，城乡融合的提出强调乡村与城市不再是从属关系，而是平等关系，但当前城乡发展之间仍然有一定差距。因此，结合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实现城乡公共资源基本有效配置等一系列问题，依然需要学术界进一步深入探讨。正是在这样新的历史背景下，城乡社会学论坛致力于理解城乡社会、推进城乡社会的融合发展，探讨与此相关的诸多论题。本届论坛共收到100多篇会议论文，最后综合评议选择了34位代表进行发言。姚老师希望与会者可以围绕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潘璐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北京城市空间与城乡关系演变》。潘璐老师从超大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谈起，认为超大城市是国家和区域发展的关键增长极，我国的超大城市大多呈现城乡并存的特征，而乡村对超大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战略作用。因此，推动超大城市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充分协调城乡关系，全面促进城乡融合。作为典型的超大城市和全国首个减量发展的城市，北京率先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但是从现实来看，农村居民收入和乡村建设水平与城市存在很大差距。北京城乡关系的核心所体现的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中心—边缘”关系，这种结构性特征是行政力量与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内在的矛盾性和差异性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加剧。潘璐老师进一步指出，城乡融合本质是不以城乡在空间组织、地域分布等方面的差异造成影响人民生活需求满足的障碍，使生活机会和社会服务能够在不同类型的空间中实现均质传递，让个体在城市和乡村都能够得到生活需求的满足。因而要破解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实现城乡融合，需要形成互惠共生的城乡伙伴关系，实现资源要素的空间平等发展、政府与市场的互动赋能。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晓彤的发言题目是《以“惠”为媒：“市民下乡”的社会融合路径探索——以福建省卧龙村为例》。李晓彤博士立足城乡融合中的市民下乡现象，在既有社会互动研究视角的基础上，构建了“多元互惠—认同”的分析框架，以福建卧龙村的融合实践为例，分析了破解下乡市民与村民的认同难题。她的研究发现，外来市民融入村民中的关键是通过资源交换、权力共享和关系营造建立经济性、社会性、文化性认同，而生计、权益、情感的互惠是形成认同的关键。权益和情感互惠是从浅层融合迈向深层认同的核心机制。从而这项研究拓展了互惠机制在融合中的应用边界，对于村落内部社会融合的构建具有启示意义。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陈昕怡的发言题目是《文化主体性视角下的传统村落保护——以安徽省S村为例》。在当今时代，传统村落被赋予了弘扬传统文化和调和城乡两种社会形态的时代任务。陈昕怡博士通过对安徽传统村落的个案研究，基于“文化主体性”理论视角，分析了传统村落在内在力量驱动下发展的可能性。内在力量不仅帮助传统村落成功争取到发展机遇，还巩固了其自身的伦理核心。此外，村民们会在当前城乡关系背景下进行创造性转化，培育出新的村庄组织形态和功能，展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然而，要将文化自觉转化为文化自信，仍需更好地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找到传统村落在当前社会化大生产中的适当位置，从而将外来力量内化并固化为地方经济结构，为村落的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教授就潘璐教授的发言进行了评议，他认为北京学界目前对北京的城乡关系研究非常有限，潘璐教授的研究具有重要的贡献意义。同样作为超大城市，北京的城乡关系和上海的城乡关系具有很大相似性和差异性，可以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乡村作为城市过渡的定位，使得乡村的发展面临很大困难。这样的城乡关系下乡村的自主性似乎很欠缺，可以对此进一步研究。对于李晓彤博士的研究，卢晖临教授认为市民下乡的现象其实在全国各地都有出现，这反映出我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城市出现了新的需求。市民下乡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市民、村民、村庄的集体性与乡村发展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如何处理。对于陈昕怡博士的发言，卢晖临教授指出传统村落保护需要考虑共同体建设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多空心村并不像表面上的空心，需要进一步深入发掘内生力量，以促进乡村发展。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院长赵晓峰教授认为潘璐教授关于北京城乡关系的研究非常细致，反映出中国很多乡村面临的问题。但北京能不能成为其他城乡发展的未来其实是很难的，目前产业依然在向中心城市聚集，所以中国普遍的城乡关系仍然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对于李晓彤博士的研究，赵晓峰教授认为当下市民下乡能不能真正融入依然是很大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所以怎样建立市民与村民间的联结机制需要深入研究。此外，市民下乡的研究还需要考虑对话怎样的理论、背后的研究问题是什么，而非简单的过程呈现。对于陈昕怡博士的发言，赵晓峰教授指出首先需要考虑到怎么界定文化主体性，这不是简单的开展活动的问题。其次是外发力量的介入后，内生力量能不能维系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尤其是地方政府如何看待内生力量、对于传统文化的再认识，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化。
第二单元
第二单元由上海市乡村振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魏澜老师主持，共有四位发言人，由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田雄副教授和南京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郑华伟副教授进行点评。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蔡晓婷的发言题目是《郊区社会背景下村级组织规模隐性扩张的形成逻辑分析——基于上海市郊区J镇ZJ村的田野调查》。蔡晓婷博士关注到了上海市村级组织规模普遍存在大量的村两委外工作人员现象，将其概括为村级组织规模的“隐性扩张”。她认为，村级组织的外显规模和内在结构的合理性事关基层治理的效益，村级组织结构与功能的转型是其对外部环境变迁的适应过程，同时构成了组织规模变化的内因。而理解村级组织规模“隐性扩张”需要从城乡社会结构中求解。大都市郊区社会背景下城市对上海乡村的带动、反哺能力与控制需求强烈，双向推进了村级组织规模的“隐性扩张”。
东北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陈昕的发言题目是《产业如何培育？——农安县珠葱产业链发展过程研究》。陈昕硕士指出，乡村产业的培育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是乡村绿色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特色农业产业链建设是重塑农业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之举。以珠葱为例，陈昕同学进一步讨论了小农户家庭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专业化分工需求，展现了珠葱产业链发展过程中的技术细节、交往细节等，并且分析了特色农业产业如何突破组织困境的束缚。对此，从发展理念、发展途径等方面提出了优化建议，以实现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张芸琪的发言题目是《游型乡村社区营造：基础、问题及策略——基于苏北Y村的调查》。社区营造是旅游型乡村实现全面振兴和永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张芸琪同学通过对江苏省Y村的实地调查，从空间格局、产业结构、参与主体、文化意象等方面分析了苏北乡村社区营造的实践样态，剖析了旅游型乡村在空间、生计、治理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的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工作赋能旅游型乡村社区营造的机制，从“人、文、地、景、产”以及“时间”角度构建了社会工作赋能旅游型乡村社区营造的策略。这为我国普通旅游型乡村社区营造提供了一些参考，同时也为大社会工作格局下的社会工作服务场景拓展提供了借鉴。
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张卓君老师发言题目的题目是《何种资本？如何下乡？城市小微企业资本下乡困境及化解——基于Y露营公司的实证研究》。张卓君老师指出，以往认为小微企业下乡困境成因在于企业在乡村经济和社会资本贫乏，及受乡村“内外有别”“公私不分”文化的排斥。而通过对Y公司在浙江乡村旅游项目的田野调查发现，在具体实践中，与个体村民合作的不确定性、村庄内部利益分化、村庄行政的压力都会阻碍小微企业与乡村的顺利合作。其深层原因在于乡村所期待企业提供的资本与企业实际能提供资本的错位，及企业受到现代市场影响下乡村社区中出现的“新文化排斥”。现阶段经由特定中介可帮助提高小微企业资本在乡村运作的有效性，并隔离乡村对企业的新文化排斥。但最终需要在企业与乡村间直接建立起文化间性，方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百企兴百村”。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马流辉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城乡融合背景下超大城市郊区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分析》。马流辉老师首先论述了城乡融合发展对乡村振兴的意义，指出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没有产业支撑的乡村振兴很难具有可持续性。随着城乡关系的转变和城乡融合发展趋势的加强，乡村产业的培育与发展越来越是为了回应城市的消费需求。目前城乡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带来新契机、新空间和发展新载体，乡村的价值被赋予新的意义。但乡村产业振兴也面临着土地用途管制过严格、产业配套政策不完善、产业振兴的人才缺失、产业经营的风险较大、产业发展的竞争激烈等诸多现实困境。对此，乡村产业振兴的产业选择应该适应城乡融合发展趋势，立足当地资源禀赋；产业经营应该生产端和销售端需要齐发力，后期加强销售渠道的拓展，争取实现以销定产；产业扎根应该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处理好与农民的关系。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田雄副教授就蔡晓婷博士的发言进行了评议，他指出上海的紧密型城乡关系影响了郊区乡村的治理规模，但需要从独特的区域经验中提炼出普遍性的思考、扩展讨论，因为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存在村干部扩张的动力。另外，从研究内容来看，还需要考虑乡村自身的逻辑，尤其是地方性、乡土性的反冲作用以及人口流入带来的影响。对于陈昕同学的发言，田雄老师认为目前存在文献回顾与分析视角不匹配的问题，对“农业产业的细节”还需要进一步展开，将重点放在微观层面，并且行文的逻辑要从公共管理的思路转变为社会学的思路，而非单纯的问题—政策建议。对于张芸琪同学的发言，田雄老师提出论文目前对于“人”的主体作用分析呈现不足，社区营造过程中冲突性的细节展现不足，分析的深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并且目前社区营造困境破解中社工介入的完整性不足。对于张卓君老师的发言，田雄老师认为需要在标题中体现出研究的特殊性和新意，文章中关于资本下乡的类型划分需要更加合理化，对于资本下乡困境原因的并列性解释需要分析哪一种因素起更重要的作用，并且还需要进行理论提升，从个案研究中提炼出普遍性解释。
南京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郑华伟老师认为蔡晓婷同学的研究需要分析为什么选择“隐性扩张”这一概念，还需要考虑到乡村治理的自主性，以及村级组织规模扩张对乡村治理辉带来怎样的影响。关于陈昕同学的研究，郑华伟老师认为还需要区分农业细节与技术细节，对技术细节进一步展开，补充农业产业中的交往细节，在全产业链过程中体现互动交往。对于张芸琪同学的发言，郑华伟老师指出需要区分文献分析法和文献综述，在文章讨论部分回归到选取的案例上，分析旅游型乡村社区的特殊性。对于张卓君老师的发言，郑华伟老师认为还需要进一步讨论资本进入乡村中农民的行动逻辑，尤其是乡村社会的文化排斥对资本下乡的作用机制。对于马流辉老师的研究，郑华伟老师认为可以从全产业链的体系中进一步丰富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扩展产业发展与农民间的利益联结机制。
第三单元
第三单元由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马流辉副教授主持，共有三位发言人，由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建筑学系张子琪副教授和西南石油大学法学院茹婧副教授进行点评。
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玉强老师的发言题目是《再造邻里：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模式选择》。张玉强老师指出，现代开放型社会如何构建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历来是基层治理的未解难题。社区治理共同体本质上既是一个治理共同体，也是一个蕴含邻里互信合作、睦邻团结的情感共同体。既有研究多从“结构—合作”思路探究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路径，却忽视了社区共同体背后内含的邻里属性与特征。基于此，张老师的研究以邻里再生理论为基础，构建起“组织—情感—行动”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采用案例研究和访谈的方法，通过对昆明G社区由“陌邻”蝶变成“睦邻”的案例，深入系统研究了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内在机制。他的研究发现，以党建引领机制实现组织动员、参与合作是社区共同体构建的核心；以情感联结机制实现认同凝聚和身份认同是基础也是关键；以集体行动机制催生利益联结是重要保障。可以说，通过“再造邻里”不失为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治理格局下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一种新可能。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清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下村（社区）干部对社会组织的认知及行为逻辑》。刘清老师基于对四川省雅安市四县开展的田野调查，重点考察了村（社区）干部对社会组织的认知以及互动策略。他的研究发现，与社会组织相遇后，村（社区）干部因在地方政治系统中的特殊地位而具有国家代理人、村庄（社区）代理人、社会组织代理人、社会组织委托人等多重身份。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下，村（社区）干部很难将社会组织视为与之相对等的主体，与其互动具有工具性特征，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后者在基层治理中主体性功能的发挥。
宁波大学城乡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操家齐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国农村基层自治抑或行政化的经济逻辑》。操老师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念对乡村治理变迁历史进行了探究，发现因农耕文明应对危机的生产方式决定农民比较接受大一统的制度安排，同时几千年自由小农的身份及土地私有制度，使得中国乡村治理长期保持着一定的相对自由状态，这两点构成中国乡村治理的原初格局，是我们理解中国古代乃至当下乡村治理的关键。近代以来救亡图存需要政权突破过去治理格局，执政者适时调整乡村治理的手段受到治理成本和利益方博弈的约束，是短期与长期利益均衡的结果。而因经济基础、社会条件而形成的原初格局以及现代化的目标驱动构成了当下乡村治理基本格局的总体经济逻辑。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建筑学系张子琪老师点评时认为，张玉强老师关于重建邻里关系的研究对于理解当下的社区治理具有很大意义，但文章还需要考虑到陌生人社区如何转变的问题，外来移民非常多的社区与其他不同类型社区的治理机制有什么差别，不同地方的差异性需要进行考虑。对于刘清老师的发言，张子琪老师指出需要考虑到不同的村社干部身份导致的社区治理结果差异，并且需要考虑不同类型的社区组织带来的不同影响，与村干部、民众之间的多重关系。对于操家齐老师的发言，张子琪老师认为非常有深度和新的见解，可以进一步对不同国家的治理模式进行比较，突出各主体参与的影响。
西南石油大学法学院茹婧副教授认为张玉强老师的研究首先在文献综述部分应该聚焦在邻里关系和社区治理共同体层面，与相关研究进行对话，并且邻里概念的维度应该是多元的，可以借鉴空间社会学的理论，从中观层面改善分析框架。此外，党建其实超越了西方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范式，需要考虑新型邻里关系和传统邻里关系的区别，调整行文逻辑结构，结论部分再回到共同体建设困境的讨论。对于刘清老师的发言，茹婧老师指出首先需要明确研究对象和核心问题，究竟探讨的是社会组织还是村干部的主体性问题。在文献综述部分需要聚焦到村社干部、村社组织和社区层面，并且考虑研究主题与理论对话的适配性。对于操家齐老师的研究，茹婧老师认为很有反思性、对话性和深度，但文章中关于自治—行政的二分法在中国的实践中是否能够有很明确的区分其实是很难的，因此如何构建超越这样的二分分析法有待进一步深入。另外，理论研究还需要回应当下的实践，可以放到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研究价值意义更大。
第四单元
第四单元由《学习与实践》杂志编辑邓飚老师主持，共有四位发言人，由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阳副教授和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玉强老师进行点评。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乐韶华的发言题目是《新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公共性建构——基于苏南红色美丽村庄的田野调查》。乐韶华同学探讨了“乡村共同体”何以可能的问题。乐韶华的研究希望阐释“苏南模式”背后“集体”所具有的经济与伦理双重属性，从而更深刻地把握当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与乡村共同体伦理重建的内在规律。研究选取了苏南地区的一个红色美丽村庄，试图探讨新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公共性建设之间的关系。该村庄依托自上而下的项目激活了红色文化，探索出了通过创造集体品牌带动集体产业，复兴供销社联动高标准农田以及党建联盟等途径壮大集体经济，在此过程中自下而上的公共性逐渐生成。研究的结论是，集体经济的发展在集体行动的过程中激活了乡村内生动力，促进了乡村公共性的建构，而乡村共同体的形塑以及集体形态的回归同样促进了集体产业的发展，带动新集体经济的发展。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冰发言的题目是《圈层化：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社区的“职业-社会”结构》。王冰博士关注的是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社区中居民经济融入和社会融入的关系问题。以往研究对易地搬迁居民的经济融入和社会融入有大量探讨，但两者之间的联系仍显不足。王冰博士认为，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社区的“职业-社会”关系与传统单位社区的一体化和当代商品房社区的分离化有所不同，而是呈现出圈层化的特征。在“内部集聚-外部分散”的空间特征和“延展性庇护-选择性依赖”的治理模式的共同作用下，安置社区形成了内、中、外三个圈层，以及躺平者和叛逃者两个特殊群体。不同圈层在社区团结和可持续发展之间面临着不同的张力。为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需要针对不同圈层成员精准施策，实现有序过渡。
浙江警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魏长青副教授发言的题目是《内部性软排斥：农村空心化的脸面驱动机制》。魏老师重点关注的是农村空心化的驱动机制的问题。魏老师认为因脸面观而产生的意识与文化层面的内部性软排斥力，无论发达农村还是欠发达农村都会受到影响，是驱动农村空心化的内生动力。内部性软排斥在乡村社会中催生了不走出农村就是失败、只有进城才算“达标”等倾向以至于空心化的“恶性循环”与“达标性”城镇化的开展。内部性软排斥生成的深层逻辑在于：教育与学历的反噬、城镇化热潮的侵袭、对成功指标的升级。解决乡村振兴的人才与空心化难题，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消解内部性软排斥，建构内部性吸引。具体而言，理念上要发挥“破线效应”，打破出村进城才算成功的“及格线”标准；实践上要推动青年农民农村创业与城市生活的有机融合。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本科生尹煦博的发言题目是《城乡融合视角下城乡过渡带地方感的转型与重构——以武汉大李村创意街区的发展实践为例》。尹煦博同学关注的是城乡融合背景下城乡过渡地带角色转型的问题。尹煦博的研究聚焦城乡过渡带创意街区地方感的生成历程，剖析了城乡过渡带地方感的转型与重构路径，探讨了地方感打造对城乡融合先行场域的意义，进而检视了城乡过渡带地方感嵌入地区整体发展的一体化过程。基于城乡要素的时空互动，城乡融合先行场域成为城乡过渡带的发展方向，推动城乡在地域范畴愈发紧密地整合。创意阶层在城乡过渡带通过建设“中间景观”、打造“复调生活”空间、进行“叙事交流”活动等策略，与各参与主体一道，将城乡过渡带打造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先行窗口。
第四单元点评人由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阳副教授和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玉强老师担任。王老师认为第一篇文章的研究很有意义，集体经济很有中国特色，公私二重性塑造了中国乡村的特色，乡村的集体性和公共性是很重要的问题。文章的问题在于：第一，文章篇幅太长；第二，没有抓住集体经济和公共性的内在关系。第二篇文章的研也究很有意义，对集中安置社区内部的圈层化结构有细致的描述。文章的问题在于缺少理论对话，圈层化只是常识不是理论问题。文章可以思考的方向是：面对这样圈层化的社会怎么治理？讨论基层治理的变化可以梳理出一个总体的学术脉络。文章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提升概念的准确性，从正面去建构概念。
张老师认为第一篇文章的想法很好，公共性是社会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但是，第一篇文章在构建的时候存在问题，核心概念没有界定清楚，文献综述非常庞杂不够聚焦，新集体经济如何催生乡村公共性的内在机理没有剖析清楚。第二篇文章的问题在于：第一，概念太多；第二，文献综述偏离了主题。第三篇是传统社会学的经典议题，但对乡村空心化的经典文献没有把握好，在分析地方性知识对空心化的影响时缺乏自己理论框架。第四篇文章研究的问题比较杂，文章的题目很绕可以更精简点，问题的提出没有立刻进入主题，文献综述可以好好琢磨，文章具体的表达不够规范。
第五单元
第五单元由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张红阳副教授主持，共有五位发言人，由《党政研究》常务副主编刘彦武教授和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清副教授进行点评。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徐丽晶的发言题目是《综合性治理：中国基层纠纷治理的实践逻辑》。张徐丽晶博士研究的问题是中国基层纠纷治理的实践逻辑。张徐丽晶认为综合性治理的人格化载体通常具有多元权威，能够通过全场景嵌入的工作机制掌握地方社会的例行常规和治理对象的行动逻辑，故而可以克服专业化治理的局限，跨越正式制度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缓解权力与责任不对称的行动困境，落实以良法促善治、维护城乡社会长治久安的总体目标。所谓综合性治理是在法律许可范畴内充分统合党政系统和地方社会的信息、关系与规则资源，因事制宜地攻克疑难问题。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赖翰文的论文题目是《突围“边缘治理”：易地搬迁社区治理有效的实现路径——基于复合治理视角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赖翰文同学关注的是易地搬迁社区的治理问题。赖翰文的研究基于复合治理视角，构筑了“结构-过程-价值”的分析框架，试图深入剖析了社区治理有效的实现路径。赖翰文通过研究发现：机制联动依托的主体共生型路径、价值集合导向的制度整合型路径、工具组合基础的价值再造型路径最终实现了异地搬迁社区的治理有效。研究发现在理论上为突围“边缘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安徽工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施磊磊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谋利有道”：征迁民众谋利的情理逻辑——以S开发区征迁民众的谋利实践为例》。施磊磊老师的研究分析了征迁民众的谋利实践。施老师认为征迁中民众谋利实践的情理逻辑是尚待挖掘的问题。研究以S开发区征迁中民众的谋利实践为例，对民众谋利实践情理逻辑的运作样态及其深层结构因素进行展现和检视。研究发现，民众在征迁中会采取积极的实践策略提升补偿收益，但这种谋利实践却呈现一种情理的逻辑，也即谋利本身具有一种重建正义衡平感的情理面向，遵从一种情理范围内的适度原则。伦理社会结构和基层权力的约制构成谋利情理逻辑运作的深层结构条件。关系取向的伦理社会情境为情理逻辑的运作提供了社会基础，而基层权力对“反面典型”的治理构成谋利实践中情理逻辑运作的另外一种约束条件。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毛丹教授发言的题目是《淘宝村与农民进市场》。毛丹教授认为，为什么有的淘宝村行有的淘宝村不行，对淘宝村应该有理论层面的认识。毛老师指出应该深入经验去分析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农民最擅长的进入市场的方式是摊贩的形式，网络技术让农民获得了摊贩形式进入市场的机会，这可以解释淘宝村为什么行。不过，对于淘宝村为什么不行还需要其他的解释，这需要后期继续探讨。毛老师希望通过这个小题目来反映其他大的问题。
南昌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金铖锟的发言题目是《政策记忆、政策叙事与政策执行差异——基于赣北两村的比较分析》。金铖锟同学的研究以一项县域政策文本的执行实践为切入点，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建构了“记忆—叙事”分析框架，以期阐释农村政策执行实践的运作逻辑及政策执行差异生成的内在机理。金铖锟的研究发现，政策文本与政策执行者互动的三类政策记忆类型为政策叙事策略选择提供了认知基础；政策叙事则以信息沟通、强化认同和情感支持来吸纳政策相关者达成共识的强制通行点，推动政策执行的顺利完成；同一县域下的村级组织，在处于统一政策、压力型体制和执行资源约束等共性的执行情境下，之所以会产生政策执行效果的分殊，与其所形成的政策记忆网络和政策叙事网络密切相关。基于政策记忆及政策叙事的不同组合，金铖锟同学的研究构建了一个政策执行类型学图谱，为梳理政策执行逻辑、优化政策执行实践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分析工具。
第五单元点评人由《党政研究》常务副主编刘彦武教授和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清副教授担任。刘彦武老师认为核心概念和关键概念需要厘清构建社会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讲完故事后还需要有简要的理论回应。从规范上的角度看，本单元的一些论文还是有很多主观性的东西。
刘清老师认为第一篇文章逻辑上是清楚的，但是到底怎么理解综合性治理需要考虑，到底是多主体的参与还是很多事情打包解决。此外，第一篇文档很推崇综合性的方式批判专业化的方式，基层采取综合性治理的方式是有道理的，但是也造成了制度性的后果，比如无限责任政府。第二篇论文是一种很偏定量的研究思路，测量社区治理的有效是很难实现的，涉及到的条件变量也是宏观宽泛可能是难以测量的。QCI对文本的要求也是很高的，需要注意一下。第三篇论文思路非常清晰，但有一个具体的问题，关注的征迁事件是什么年份的事情，现在征迁有技术的介入之后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了。之后，是不是可以考虑道德社会学。第四篇内容很丰富，但是论文篇幅太长了，逻辑也是不够清晰的，文章关注的是政策执行过程的差异还是政策执行结果的差异，对于政策记忆的界定也是非常宏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