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骈文批评的文献形态与体制特点

侯体健 ：

一.   四六话：宋元骈文批评的新形态

二.   笔记：多元立体的骈文批评图景

三.   序跋书信：一种宏观的骈文批评旨趣

宋代是骈文的重要发展期和转变期。陈寅恪曾说：“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宋代骈文取得了非常高的艺术成就，并获得了“宋四六”之专名。与此相应的是，宋代骈文批评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状态，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其批评话语、焦点、模式都有了新的风貌。而元代国祚不长，骈文批评主要承袭赵宋余绪，出现了刘壎、陈绎曾等批评家记录整理了诸多宋人骈文理论资料，虽然本身并无显著的新变，但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学者已经指出，宋元时期是“作为专门文体学的骈文批评”的时代，故而两代自然可以整体统观。

宋元骈文批评除了大量散见于笔记、序跋、书信的论述外，还诞生了四六话，涌现出专门性骈文类书，加之大量结集的四六别集和选本，由此呈现出层次多样、观念丰富的互动性批评生态。然而，面对如此丰沛的骈文批评资源，学术界却长期忽视其价值和意义。骈文批评在通行的批评史著作中，几乎是缺席的。少数著作即便为“宋四六”批评留下一席之地，也很少给出正面的评价。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等先生所撰批评史著作，都认为宋元时期的四六批评不涉根本，停留于字句作法，谈不上文学批评。其他文学批评史更是对宋元骈文批评未措一词。实则宋元骈文批评的文献形态丰富，体制特征鲜明，只要突破旧有观念，尤其是改变古文的立场，就可以看到一片新的风景。本文即从四六话、笔记、序跋书信三种文献出发，一窥宋元骈文批评的某些特性，以就教于方家。

一.   四六话：宋元骈文批评的新形态

作为独立著作的四六话的出现，是宋元骈文批评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前贤论著措意于此最多。在四六话出现之前，恐怕只有刘勰《文心雕龙》勉强可以算得上骈文批评的专著。之所以说是“勉强”，乃在于刘勰所处的时代并无骈文的概念，《文心雕龙》所讨论的是当时所有的“文”，只不过骈偶恰好是当时文章的主流形态而已。因此，《文心雕龙》也就谈不上专门的骈文立场。四六话则不同，此时文坛经历了唐宋“古文运动”的洗礼，文章形态已经出现了显著的骈散对举乃至对峙，四六文作为文书“应用”的观念也大体稳固。从这一点来看，四六话的出现是骈文批评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一种新型的、建立在“应用”观念上的专门性骈文批评得以确立，并左右了此后骈文史和骈文批评史的发展。检点宋元四六话，现存八部，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颇有自觉性的原创四六话，二是辑录汇编他人四六言论之作，三是独立成卷(或被人辑录成书)依附于笔记中的四六言论，四是服务于骈文写作的指南类著作。因类型不同，诸家文话的批评模式、关注重心和持论立场也多有不同。

王铚《四六话》成书于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是我国第一部骈文话。它秉持四六“皆诗赋之苗裔”的观念，以“老成虽远，典刑尚存”的存史心态，第一次较为集中地记录、评论了北宋诸公表启制诰之作，为宋代骈文批评开启了新的篇章。《四六话》取名为“话”，显然受到了欧阳修《六一诗话》的话体影响，故所记主要在辞(警联)与事(本事)两端。《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该书“较胜负于一联一字之间”，是看到了它注重于摘句品藻的一面，而忽略了它还原骈文创作与接受语境(亦即“事”)的一面。由于骈文在宋代退居于特定的文书领域，故而文章应用场景的决定性作用较之其他文体尤为突出。对偶、用典、辞藻的切当与否，与文章所运用的具体场景紧密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说，《四六话》所采取的“论辞而及事”的批评模式是非常契合四六文体特质的。除了具体的辞与事，《四六话》也提出了一些具有总结性的理论主张，如“伐山语”与“伐材语”、“相资之事”与“相须之对”、类俳与气格等，都很有新意，树立了骈文文话的典型。比《四六话》晚出十九年的谢伋《四六谈麈》，虽不以“话”命名，然“论辞而及事”的旨趣却与王氏之作相近，也是一部原创色彩鲜明的骈文文话。特别是该书所揭橥的宋人评骘四六的标准，映照出独特的历史眼光和理论底蕴。谢氏强调四六“皆有定式，故谓之应用”的“应用观”极有代表性，同时也指明“四六之工，在于剪裁”，并拈出了“四六经语对经语，史语对史语，诗语对诗语”的文章体制特点，对我们认识宋人的骈文批评观念有启发意义。

南宋中后期的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和祝穆《新编四六宝苑群公妙语·议论要诀》两书，均是辑录他书言论而成。《云庄四六余话》百余条尚属杂钞，多取宋人笔记而不加编排，难见撰者用心，不过保留了一些罕见而重要的论述，仍不失其价值。如言宋四六“荆公谨守法度，东坡雄深浩博，出于准绳之外，由是分为两派”，并谓四六自各有体“制诰牋表贵乎谨严，启疏杂著不妨宏肆”，虽不知出于何书，却见解中肯，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此后骈文批评的思考方向。《议论要诀》两卷则能统合群言于三十四个类目之下，其类目设置本身就揭示出重要的批评观念，如“叙述贵得体”“用全句贵善衬”“实事贵相等”“时忌贵回互”“古事配今事”等都是宋元骈文批评中较为核心的关注点。类目中提到的包题、体题、体物、认意、下字、属对、用事、衬语、状景等概念，也都为我们体认宋四六的创作路径提供了关键词。祝穆又将四六之“造语”提炼出不同的风格，列出典重、质实、平正、奇壮、豪放、新奇、华丽、感慨八种，并在相应类目下引证具体作品，很能显示出作者独有的语言风格论。

另外两部文话，洪迈的《容斋四六丛谈》和刘壎的《隐居通议·骈俪》则依附于笔记而生。洪迈著有笔记名著《容斋随笔》，他与兄适、遵都曾应试词科，潜心四六创作，“吾家四六”的标目颇显家族影响，书中记录、谈论四六的内容非常丰富，后人因此将这些内容辑录而成《容斋四六丛谈》。洪迈的四六批评，延续了他博洽多闻、长于考辨的笔记风格，采录了诸多时人的佳联警句、逸闻轶事，对唐代判文风格、制举科目等也有精到的评述。书中“诗文当句对”“表章用两臣字对”等条目更是贴近文体肌理的独到见解，非四六作手不办。只是《容斋四六丛谈》的编者对《容斋随笔》里的四六评论搜集的仅仅是其中一部分，还不够全面，并未充分展示出洪迈这位四六高手的精彩意见。与之相较，刘壎的《隐居通议》在体例安排上就显得自觉得多，不但专列“骈俪”三卷，且有总评有分说，结构井然。《隐居通议》也是一部综合笔记，遍涉经史、文章、地理、鬼神，亦颇助于谭艺，堪称博雅之作。作者尤因遭遇板荡，“惧其久而逾忘也，追记零落，不忍遗，辄附载之”，表现了自觉的存史和存文意识。他推崇陆游骈文“不累叠全句，专尚风骨，雄浑沉着，自成一家”的风格，视之为“骈俪之标准”，眼光老辣不俗。又遍录晚宋各家作品，认为刘克庄四六“不假雕镌，而用事尤精切”，评价甚高；对江西旴江地域文人车东、赵必岊、范礼、欧良等人的骈文多有褒扬，并许以“苍劲峻洁”“明赡精切”“流丽俊快”“典实庄重”诸格；于其他江西南宋骈文家如聂子述、冯梦得、邓林等也多有关注。作为活跃于地方的文人，刘壎十分重视记录本地作家作品，尽显晚宋四六风尚与地域之关系，足堪玩味。

以撰述宗旨而论，王应麟的《辞学指南》与陈绎曾的《四六附说》又属另一类型，侧重于具体的写作指导，具有别样的骈文批评价值。《辞学指南》是为士子应试词科而作的一部专门著作，针对性非常强。该书既列编题、作文法、语忌、诵书、合诵、编文等类，指示备考词科的门径；又将词科考试诸体如制、诰、诏、表、露布、檄等十二类文体的格式、源流、标准，乃至考试的例文、试题都做了翔实可信的评介。王应麟在综合采撷前人之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四六辨体之论，鲜活地展示出词科考试与宋代骈文创作之间的关系，承载了特殊的批评价值功能。如果说《辞学指南》仅着意于台阁之文，陈绎曾《四六附说》则更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四六附说》以法、目、体、制、式、格六方面总结四六要诀，提炼出骈文结构的起、承、中、过、结五段，写作套式的性质明显。又将四六文分为台阁、通用、应用三类，并分列浑成格、精严格、巧密格三种不同风格，虽然阐述简洁，但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宋人的骈文风格论。陈绎曾将四六分为“唐人四六之故规”与“宋人四六之新规”，认为唐人“务欲辞简意明而已”，宋人则“以用事亲切为精妙，属对巧的为奇崛”，“唐体”与“宋体”的代表作家和写作趣味各异。这些论述从唐宋比较的维度为我们把握宋四六特点提供了坐标。这两部写作指南类的四六话，现实的指向性明确，又兼具一定的理论思考，是不可多得的骈文批评文献。

无论何种类型的四六话，都意味着宋元时代人们对骈文理论认识的新的自觉，较之《文心雕龙》时代没有“古文”作为参照系的骈文批评已然不同。四六话中频繁出现的一些范畴、观念和理论，也成为此后骈文批评发展衍变的重要基石。

二.   笔记：多元立体的骈文批评图景

和四六话集中、系统地表达作者的品藻趣味、理论主张不同，笔记类著作中有关骈文批评的言论就零散得多，但正如钱锺书所言：“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将宋元笔记中散落的骈文批评资料收集在一起，恰可与四六话互相发明、互相补充，实则有些内容也已为其后的四六话所吸收、改写。

宋元笔记多达六百余种，其中论及骈文者在八十种左右。由于这些笔记作者的身份、经历、立场不同，笔记本身的性质类别也各异，故而展现出更丰富多元的骈文批评图景。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由于笔记内容较为驳杂，骈文多非作者专门的关注焦点，与文话偏向“论辞而及事”不同，它们更多的是“论事而及辞”，其重心更偏向于记事，特别是对骈文作品形成前后事由的记录，详尽而具体，常能反映出骈文在具体的制度运转、事件因果、人事纷争中的真实状态，同时也就展现了作为“应用”的四六文创作与批评语境的多维互动性。兹举两例以见。

北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记载高丽官员朴寅亮一行来宋进贡，因海风而误至通州登陆，乃撰谢状致通州知州，其云：

这条笔记叙述重心乃在熙宁四年高丽恢复修贡之事，不过恰好引及谢状一联，并简评为“词甚切当”。此联中的“望斗极”“乘槎”“指桃源”“迷路”等词，都兼有典故与现实的双重指向，至于“初离下国”与“误到仙乡”也颇合于高丽使者谦逊的身份，故谓之“切当”。理解此联的妙处，必须还原事件的因果，以显示其文辞与应用场景的高度呼应。这种批评模式在此后出现的四六话中也有沿用。

又如王得臣《麈史》卷上记有一则著名的“笑话”云：

此则材料的主旨是介绍宋朝御史台的制度设计，并赞扬宋廷广开言路的政治氛围。其所叙述的御史撰文弹劾厨师遗落头发之事，正好折射出弹劾文在台谏制度运转中的作用。笔记所引一联四六弹文，也只有在此制度运行的背景下才能形成诙谐的效果，严肃的制度与琐屑的事件构成强烈反差，让人忍俊不禁。

类似的例证在宋元笔记中不胜枚举，都显示出笔记中的骈文批评所具有的叙述性优势，从而达到了在整体性叙事中凸显文辞旨趣的目的。有些笔记还充分利用篇幅自由的弹性，照录四六全文，如吴曾《能改斋漫录》就有“责降朱师复制”“欧阳公投胥内翰启”，王明清《挥麈录》有“张邦昌僭伪事迹”，《玉照新志》有方元若(字允迪)代撰上寿二表、代撰出师大捷露布，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有宋庠贺吕申公等启，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有“罢韩侂胄麻制”，王恽《玉堂嘉话》有“为春旱祈雨青词”，等等，由此超越了“较胜负于一联一字之间”的批评路向。

第二，由于笔记作者身份多样，故而在对待骈文的态度上，也与亲近骈文的四六话作者异趣。王铚“(四六)诗赋之苗裔”、谢伋“四六之艺，咸曰大矣”这类明显的尊体与维护立场，在笔记中相对少见；甚至一些笔记作者还对宋四六持否定态度，这就带来了否定性语境中骈文批评的独特样态，尤其是骈散对比中的批评面貌。

宋人的骈文观存在着明显的两极，抑扬相错，时见笔端。北宋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中评论当代骈文发展，先是说：“本朝四六，以刘筠、杨大年为体，必谨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然其敝类俳语可鄙”，再说欧阳修四六“俳语为之一变”，至苏轼则“力挽天河以涤之，偶俪甚恶之气一除，而四六之法则亡矣”。从“类俳可鄙”到“四六之法则亡”，其中自有对欧苏骈文一变风气的肯定，而其基本的否定指向与态度仍难掩饰。沈作喆《寓简》也说“近世为四六，多失文体且类俳”，后面虽接了一句“时有可观”，但也是以总体否定为前提。即使是四六名家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也说“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且不管这些笔记作者是否真正否定四六，至少这样一种表达策略，就已显露出与王铚、谢伋辈迥异的心态，庶几也反映出时人的普遍看法。直至南宋以后，这样的观点也并不鲜见。叶适《宏词》说：“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叶绍翁在《四朝闻见录》中即转述此语，以评价词科骈俪“望风承意”之弊，可见这种论调确实有一定市场。乃至金元文人在笔记中也对宋四六多有蔑视。金国王若虚的《文辨》是一部驳杂的文话，可视为一种特殊的笔记。他就直截了当地说“四六，文章之病也”，以至于期待“后有明王贤大臣一禁绝之，亦千古之快也”，态度非常极端。宋元之际的盛如梓在《庶斋老学丛谈》中更是总结陈词：“四六文字变于后宋，南渡前只是以文叙事，不用故事堆垛。末年尚全句，前辈谓赋体也。或无裁制，塞滞不通，且冗长，使人厌观。”表达了对南宋骈俪浮词的强烈否定。笔记中如此之多的反面评论，呈现出四六话中鲜见的批评景观。

如此褒贬交错的态度之所以常见于宋元笔记中，恐怕与时人多将四六纳入古文的坐标加以比较评价密切相关。欧阳修《试笔》早就表达过这样的看法：

往时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衒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人。自学者变格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迟久而后获，实恐此后未有能继者尔。

欧公先是否定“往时”四六之文(亦即杨刘西昆之体)，批评它们“述事不畅”，然后赞赏“近时”变体(亦即苏氏父子之文)，能够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人”。他所谓的“变格为文”，显然即指自己高举大纛的“古文运动”。在化骈为散、融散入骈的时代风潮之中，四六骈俪必然受到古文批评话语的强势影响。上文所引《邵氏闻见后录》一段，邵博鄙夷杨、刘谨守律令，赞扬欧、苏一除偶俪恶气，至言“四六之法则亡矣”，其实就是以古文气脉之标准来评价四六所致。王若虚对邵博一面鄙夷杨刘，一面慨叹“四六之法则亡矣”深为不解，说他：“既恶彼之类俳，而又以此为坏四六法，非梦中颠倒语乎？且四六之法，亦何足惜也！”显然并未理解邵氏游移两端，正是缘于对古文之法渗入四六的充分肯定。

笔记之中所关注的古文与四六的关系，其实是宋元骈文批评的一大关捩。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还提出了“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的观点，值得玩索。

本朝四六以欧公为第一，苏、王次之。然欧公本工时文，早年所为四六见别集，皆排比而绮靡。自为古文后，方一洗去，遂与初作迥然不同。他日见二苏四六，亦谓其不减古文。盖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也。然二苏四六尚议论，有气焰；而荆公则以辞趣典雅为主，能兼之者，欧公耳。水心于欧公四六暗诵如流，而所作亦甚似之，顾其简淡朴素，无一毫妩媚之态，行于自然，无用事用句之癖，尤世俗所难识也。

吴子良是浙东一派的重要作家，因其学脉使然，他的评骘从欧阳修、苏轼、王安石而径接叶适。他所强调的“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就是基于“古文运动”的背景而提出的骈文批评观念，期能洗去“排比而绮靡”的卑弱文风，以让四六获得“不减古文”的审美品格，并表现出“尚议论，有气焰”(二苏)、“辞趣典雅”(荆公)、“行于自然，无用事用句之癖”(叶适)等不同风格趣向。这些言论，无疑都是站在古文的立场针砭四六，肯定古文的文气、文意、文法乃药治四六积弊的良方，揭示出骈文批评的重要一隅。

第三，正如上文所言，笔记因为内容的驳杂，其视野也就不局限于四六，故而多有跨文体的批评思路显现。古文与四六的对举视野即是其中一大宗，另外还有诗与四六、赋与四六、经史与四六等不同文体之间的渗透影响，笔记中都有所涉及，由此带来了更多元的批评维度。

使用经史成句入文，已是宋四六的显著特点，无论四六话、笔记还是序跋，都有广泛的讨论，自不必赘言。四六对前代诗歌经典的化用剪裁，在笔记中关注也很多，《容斋随笔》就有不少李杜诗句用于四六的记载，都被辑入了《容斋四六丛谈》。后来祝穆在《新编四六宝苑群公妙语·议论要诀》中专列“夺胎换骨”之目，径直将江西诗派的诗学观念用于四六批评，并在此目下辑录了《容斋随笔》《能改斋漫录》等书中的相关内容。至于《诚斋诗话》中记载王安中《贺唐秘校及第启》剪裁化用陶渊明《赠羊长史》诗和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例证，则又不限于诗，而扩之于文了。陈善《扪虱新话》从尊体与破体角度列出“以文体为诗四六”的标目，更是不拘于具体语句的化用，而是明确指出：“以文体为诗，自退之始；以文体为四六，自欧公始。”这些都可以见出，将跨文体批评的思路运用于四六文上并非个别人的独家喜好，而是一时的新风潮。

笔记中还记录了一些诗歌受四六影响的例证。如魏泰《东轩笔录》就记载欧阳修追怀王禹偁之诗：“偶然来继前贤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诸县丰登少公事，一家饱暖荷君恩。想公风采犹如在，顾我文章不足论。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间容貌任昏尘。”而王禹偁谪守滁州，到任谢表有句：“诸县丰登，苦无公事，一家饱暖，全荷君恩。”欧公七律颔联，全用王禹偁谢表原句剪裁而成，仅改动一两字，殊见高明。徐度《却扫编》也有类似记载：

宣和间，先公守南都，地当东南水陆之冲，使传络绎不绝，一岁中抚问者至十数。故尝有谢表曰：“天阙梦回，必有感恩之泪；日边人至，常闻念旧之言。”后因生日，府掾张矩臣献诗曰：“几回天阙梦，十走日边人。”盖用表语也。

张矩臣剪裁谢表之言，虽然较之欧阳修的点化稍逊一筹，但也是表文向诗歌渗透之例，两则材料都从新的角度让我们认识了骈文与诗的互动关系。

此外，一些专门的笔记还提供了许多认识骈文史、骈文创作生态的特殊材料。比如《朝野类要》作为职官小词典，就让我们了解了宋代各种四六文书的功用及其基本的流转情况；《黄氏日抄》作为读书笔记，则提供了黄震阅读唐宋骈文具体篇章的精彩见解，都是值得留意的。可以说，笔记一体是我们认识宋元骈文批评最为重要的文献，其视角元素的丰富性、涉及问题的广泛性都是首屈一指的，某种程度上甚或超出了专门的四六话。

三.   序跋书信：一种宏观的骈文批评旨趣

除了四六话、笔记之外，别集中也蕴藏着丰富的骈文批评文献，尤其是序跋书信里多有中肯的文论观点，提出了不少颇有兴味的话题，并呈现出与文话、笔记很不一样的关注趣味。四六话和笔记的关注焦点趋于具体作品，尤其醉心于佳联警句的讨论分析，对骈句的用典、对偶、剪裁等技巧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也是骈文批评不同于古文批评的一大特征。而在序跋书信中，我们较少看到作者品评鉴赏四六文的某一篇、某一句，更多的是一种宏观性思考和表达，常常涉及骈文统绪、流派衍化、作家风格、制度利弊、师友渊源等骈文创作与批评中更核心、更根本的问题。

试举例以见。李邴乃南北宋之交的四六名家，曾经给另一四六名家王安中的《内制集》撰序。由于李、王两家文集都已散佚，李邴此序主要依靠总集、类书流传下来。细读此文可以发现，因为是给以四六撰成的内制集作序，李邴的文章便主要围绕两个主题展开，一即制诰文体的统绪源流，二是王安中制诰文的总体特色，都不局限于一联一句。其谈论制诰文体的统绪衍化，先言“本朝承五季之后，杨、刘之学盛于一时，其裁割纂组之工极矣”，拈出杨亿、刘筠二家；再言“近世张公安道高简粹纯，王公禹玉温润典裁，元公厚之精丽稳密，苏东坡先生雄深秀伟，皆制词之杰然者”，列出张方平、王珪、元绛、苏轼四人；最后落脚于王安中：“由东观入掖垣，由乌府登鳌禁，皆天下第一选。”由此，勾画出由七位典范作家形成的制诰文在北宋承变的清晰脉络。其谈及王氏制诰特色则云：

其所制体大而义严，事核而旨深，奇而不失正，雄而不为夸。褒勋劳则有带砺丹青之信，施霈宥则有雨露涵濡之泽，文治平则祥极乎凤麟，申戒饬则诚著乎金石，嘉武节则毅乎彪虎之威，美文德则昭乎藻饰之华，[皆]极其致。盖与本朝数公不相上下，而驰骤乎燕、许、常、杨之域，若不以体制拘之，骎骎乎汉氏矣！盖公天才英迈，学力有馀，于文于诗皆瑰奇高妙，无所不能，故出为世之贤如此。自徽宗皇帝即位以来，擅制诰之美者，公一人而已，得不谓一代之奇文欤？

这段评语先论王安中制诰文的总体风格，继而以不同内容分而赞扬，包括褒勋劳、施霈宥、文治平、申戒饬、嘉武节、美文德五种制诰之体，所评所论非常切合内制的书写内容和文体规范，绝非泛泛而谈；又以唐代制诰典范张说、苏珽、常衮、杨炎四家作比，甚至说倘若不拘于骈俪之文，王氏制诰可直追汉代文章；最后，将王安中誉为徽宗以来擅长制诰的“一人而已”。毫无疑问，李邴此序是为王安中而发，其论断自然更倾向于一种私人话语。序跋就其文体的原初定位来说，是相对私人化的写作体裁；但随着印本在宋代的日益繁荣，原本只是流转于师友之间的序跋迅速公共化，故而作者们在写作时已预设了更广泛的读者群，此文因此也就具有了公共判断色彩。李邴所勾画的制诰文承变脉络，抛开最后的王安中不谈，其他诸家的典范意义应是其真实观点的表达，并和时人对北宋四六发展演变的认识大体一致。李邴对不同类型制诰文的最高审美要求的表述，也可转化为一般的骈文批评观点。也许正因该序持论具有一定代表性，韩淲《涧泉日记》卷下便摘录了其主要内容，显示出时人对李邴意见的关注和认同。

与之相类，元人袁桷读汪藻外制集，其所撰跋文也是由一人之作而牵涉更重大的理论问题。《跋汪龙溪外制草》一文云：

崇观词臣，以扇对、全语为高，独龙溪先生痛扫时弊，尽复元祐之旧。方羽书飞驰，颠沛道路，非如昔人夙构古语。而德音四达，甚于奉天之感泣。不幸为秦氏子摈斥远道，而先生迄不得再入矣。抑尝考宋世内外制之作，至公而始备。故其剪裁也，有丁、夏之风；其典雅也，备曾、王之体。肆而不野，丽而不侈，则骎骎乎欧、苏矣。今观手稿，遂书所闻，以寓仰止之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