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媒体裁员，自由撰稿人哭了：我的稿费谁买单？

媒体行业大多数裁员情况都是突发的，这意味着包括编辑在内的员工不会得到任何事先通知，他们的工作会被分配给其他同事。因此自由职业者并不知道换了编辑后，他们的作品是否能刊出，以及是否会因此得到报酬。

“这对自由职业者有直接的负面影响，”布兰登·索德伯格（Brandon Soderberg）在谈到裁员时说。他曾担任美国《巴尔的摩城市报》（Baltimore City Paper）的总编辑，但这家报社在员工于2017年投票成立工会后不久就倒闭了。

“编辑被解雇，自由职业者遭殃。”

金·凯利（Kim Kelly）在VICE Media的垂直音乐网站Noisey担任了近五年的编辑，她也是《Teen Vogue》的自由撰稿人和劳工专栏作家。1月底，凯利被裁员，VICE整体裁掉了10%的员工。在没有预先告知的情况下，她负责的自由撰稿人被分配给VICE的其他编辑。凯利在被解雇后，提醒了自由撰稿人这一安排。她说:“我花了大约10分钟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我知道大家会很感谢我这样做。在一起工作时，相对于自由撰稿人，我处于一个有权力的位置，这意味着我有责任让事情变好。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意外失去收入和发表作品的机会。”

据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报道,为削减成本,互联网媒体公司Vice Media时任首席执行官南希·杜布克(Nancy Dubuc)制定了裁员10%的计划,该公司将有250个岗位被砍。

自由撰稿人莎拉·麦克唐纳（Sarah MacDonald）曾在Noisey Canada担任了近两年的编辑助理，她也有相似的经历。2017年被解雇后，她负责的自由撰稿人被委托给另一位编辑。和凯利一样，麦克唐纳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联系了自由撰稿人。她解释说:“在我离开后，我把自由职业者放在了首位。”

这两位编辑所作所为是值得称道的，但事实上，这反映了媒体领域权益条例的不完善。当裁员发生时，没有协议来确保自由职业者获得补偿，所以被解雇的正式员工必须继续工作为他们善后。凯利说，这需要改变。她表示:“作为一种善后策略，这是（企业）在裁员后能做的最起码的事情。自由职业者也不应该被晾在一边。”

这些特别安排本身也有其复杂性。在职编辑的额外工作是接手一群他们可能不认识的自由者职业者。自由撰稿人卢克·奥尼尔（Luke O’neil）解释说，这让已经超负荷工作的编辑们感到压力，把工作交给一个新的人可能会给双方带来糟糕的结果。“很多时候,你去一个地方工作，是因为你喜欢那里的编辑，你想与他们一起工作。因此，当你被换编辑时就会有很大压力。”

不过，工作有交接是最好的情况。在裁员后，有的自由职业者说他们的文章被延期发表了几个月——如果他们的报道最终被发表的话。奥尼尔说:“对于一个已经写了好几个月文章的自由职业者来说，当欣赏他们的编辑离职了，下一任编辑对这个话题不太感兴趣的时候，他们就倒霉了，这一点也不罕见。”有一次在杂志社裁员后，他用了好几个月才等到一篇报道发表。“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我认为随着裁员，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奥尼尔继续说。

杰夫·韦斯（Jeff Weiss）是“韦斯的激情”（Passion of the Weiss）的创始人，也是洛杉矶新成立刊物the LAnd的主编之一。他把裁员和随之而来的混乱状况称为新闻业“唯一不变的”事情。

“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这是最糟糕的状况之一。”他说。韦斯当时是《洛杉矶周报》的专栏作家，后来共和党派的商人买下了这家左倾报纸，并对其进行了抨击和改造。“每个编辑都被解雇了。”韦斯说。

Elijah O'Donnell/Unsplash

对自由职业者不公平情况似乎正在增加。“我有一种感觉，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汤米·克拉格斯（Tommy Craggs）谈到裁员及其后果时说。克拉格斯曾在Deadspin、Slate、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等网站担任编辑。他注意到，过去15年来，媒体自由职业者人数呈上升趋势，原因是他们的灵活性和支付能力。

克拉格斯指出，雇佣一名带福利和保险的正式员工需要数万美元，而雇佣自由职业者相对划算。

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克拉格斯认为，当自由职业者受到裁员影响时，媒体有责任公平对待他们。他建议:“（人力资源）应该承担起收拾残局的责任。”

与此同时，媒体行业也掀起了一波工会化浪潮，自由职业者和他们的支持者都在思考如何才能获得类似的保护。随着自由职业者群体的壮大和滥用劳动力报道的传播，有关自由职业者工作条件的讨论越来越频繁。

近年来，也的确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自由职业者不自由法案（Freelance Isn’t Free Act）”在2017年正式纳入纽约市（New York City）的法律。该法案保证自由职业者的超过800美元的合同，并在30天内付清。同时为自由职业者提供了向无视这些规定的雇主提出投诉的渠道。

2015年10月7日，自由职业者联盟（ Freelancers Union）的创始人萨拉·霍洛维茨（Sara Horowitz）在华盛顿特区白宫举行的工人声音峰会（Summit on Worker Voice）的会议上展示了这一法案。（NICHOLAS KAMM/AFP/Getty Images）

美国作家联盟（National Writers ' Union）第一副主席、自由撰稿人戴维·希尔（David Hill）参与了促成该法案落实的行动，但他表示，更大的问题是让自由职业者知道它的存在。他说:“我一直很惊讶，很少有自由职业者知道这一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自由职业的孤立性。自由职业者为自己工作，这意味着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联系。”

对于许多自由职业者来说，培养社区意识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自由撰稿人戴维·特纳（David Turner）解释说，自由职业者必须把其他自由职业者视为同事，而不是竞争对手。“他们和你有共同的利益，那就是得到报酬，得到更多报酬，按时得到报酬，并能够有体面的工作条件。”

这种以社区为中心的方法，再加上像“自由职业者不自由法案”这样实实在在的收获，代表了当代自由职业者的一种转变。索德伯格和韦斯觉得，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得不为之的做法。索德伯格说:“我认为，有时候新闻工作者对工会的作用缺乏想象。我们都认为工会能帮助我们在被骗的时候摆脱困境，但它也确实应该且可以为许多小事出力。”

与15年前开始自由职业生涯时相比，奥尼尔感觉到了巨大的变化。他指出，自由职业者共享资源、信息和联系方式的组织Study Hall，是这一变化的积极体现。“尽管这可能不是一个正式的联盟，但人们正在谈论（他们的）收入，谈论那些对待自由撰稿人不好的媒体时，它变成了一种临时联盟。”

重塑工作已经开始。

安娜·科德雷拉（Anna Codrea-Rado）是一名英国自由撰稿人，也是VICE property Thump的前新闻编辑。“自由职业者的公平报酬”（#FairPayForFreelancers）运动始于一封写给该国媒体的公开信，最初发布于2月5日，很快就得到了全国范围内的反馈，现在已经有900多个自由撰稿人签名支持。该活动提倡三个目标：结束“出版后付款”的做法，执行国家的滞纳金缴纳，以及更新老旧的支付系统。

“我不认为这三个要求有任何不合理之处，” 科德雷拉 说。这与她在内容营销公司的经历有关。内容营销公司在提交稿件时支付自由撰稿人一半的费用，在修改完成后支付剩下的费用。

1993年，包括乔纳森·塔西尼（Jonathan Tasini）在内六名自由职业者提起了版权侵权诉讼。2001年，最高法院宣布投票裁决结果为7比2，自由职业者赢得诉讼。（Mario Tama/Getty Images）

希尔指出，自由职业者可能需要采取不同的组织策略。他说:“我不认为自由职业者的组织模式是类似于以非常传统的方式加入工会的专职作家的那种模式。我们必须找到其他方法，利用我们的集体力量来得到我们需要的东西。”

凯利强调，团结努力可以而且应该在任何地方开始，特别是在我们的社区。“我鼓励世界各地的自由职业者开始交谈，开始组织，开始思考如何发挥我们的力量。”她说。

这些努力不会总是成功的。索德伯格说:“我想我们都能理解，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但事实就是这样。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接受它。”

人们普遍认为，进步不会一蹴而就。希尔指出，自由职业者工作条件的转变，需要“长期的、艰难的、乏味的工作”。特纳直言不讳地提出:“我们如何重塑一度存在的劳动基本基础?”

这些都是自由职业者面临的问题，他们试图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和尊重的工作环境——考虑到目前媒体生态系统的不平衡，这一主张的实现似乎还很遥远。

但是，即使存在各种各样的不利因素，社区组织和历史仍然站在劳动者这一边。至少，我们有必要努力克服这些困难，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

毕竟，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新闻业不太可能改变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