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上二维码后，扔的垃圾就变为私人财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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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田甜 编辑｜萧三匝 摄影｜忍花草
创业是汪剑超送给将要出生的女儿的礼物。
2011年年底，太太怀孕七个多月了。汪剑超提出，他想离开北京，去成都搞垃圾分类回收。
“这跟收破烂有什么区别？”
“没太大区别，可能还要糟一些。”汪剑超说。
当时他是一家外贸电商公司的总监，之前还在微软工作了5年多。汪剑超在北京年薪几十万，不到30岁有车有房。促使他作出南下决定的，是一个来自环保公司“绿色地球”的邀约加盟电话。因为他对绿色地球做的事——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及资源化——深切认同。
现在汪剑超已开启二次创业，还是做垃圾分类。接受采访当天，汪剑超没有特意打扮。他穿得简单，但是干净得体。他出现在成都街巷社区的垃圾箱旁翻箱盖时，路过的人很难想象，这个穿衣服很干净的小伙子到底想干什么？他是来看看分类垃圾箱的利用情况。
从收入看，他的生活质量比过去下降了。五年前太太大着肚子跟他来到成都，他感到内疚。“不过我也有私心。”汪剑超说，他希望女儿长大以后，环境和空气都会更好一些。
搞垃圾分类，改变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这比“收破烂”难太多了。
绿色地球的垃圾分拣
垃圾围城
进入“收破烂”行业，源于汪剑超在微软的工作经历。
2005年从中科院软件工程所研究生毕业后，汪剑超拿到了微软亚洲工程院的offer。朋友说他的工作是在做每天几千万、上亿的人都使用的产品，汪剑超最初也是这样认为。在微软的另一个好处是，他每年有三四次去美国总部出差的机会。
头一回去美国总部出差在食堂用餐时，一开始汪剑超还不觉得那里和国内餐厅有什么不同。吃完后，他准备去扔垃圾放餐盘，看到回收处立了一排垃圾桶，总共有四个——绝不是哪个桶离自己近或者没装满就往里倒，他愣了半分多钟。
一位美国同事告诉他，四个塑料桶是分类别的：塑料瓶全都放一个桶；水要记得倒旁边的桶；剩饭剩菜都倒在叫compost的桶里面；易拉罐是金属，另一个桶单放。
在那位美国同事看来，这些细节不繁琐，他在家里也是这样分的。汪剑超想起了他在北京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的一个地方，“当时内心都是崩溃的。”北京海淀区八家村，那里已堆成了露天垃圾场。“所有垃圾都是混的，只有能卖高价格的垃圾最后才会被拾荒者挑拣出来拉走。”汪剑超回忆道。
八家村距离中关村只有三四公里，周边居民扔掉的废旧电子产品和生活垃圾，一车车被拉到八家村倾倒。附近租房子住的拾荒者说：“中关村能卖出多少新电脑，我们这里就能收多少旧电脑。”这些在他们眼里是高附加值的东西。
至于其他垃圾就没人管了。它们盘踞了城市的空间，实在堆不下了，就烧掉一些。汪剑超有时骑车上下班，在八家村好几公里外的地方就看到浓烟。刮风天经过垃圾场附近，塑料袋夹杂着灰扑面而来。
美国之行让汪剑超深受刺激。因为垃圾经过分类之后，剩饭剩菜等厨余垃圾可用于制作堆肥，纸板、塑料瓶回收后运往下游企业作为厂家的生产原料，最后真正进入垃圾填埋场、焚烧厂的垃圾将比不分类情况下减量50%~70%。
如果不分类将所有垃圾直接填埋焚烧呢？剩饭剩菜产生的液体将渗进土壤，流入地下水，最终又回到人体内，这些液体中很可能溶解了对人体有毒害的重金属。垃圾焚烧时，重金属也会挥发至空气中。
2008年，绿色地球环保科技公司在成都注册成立了，起因是“几个有国外生活经历的年轻人实在看不下去国内的垃圾围城了”。他们来到成都，谋划一件事，采用“扔垃圾—攒积分—换礼品”的路子践行垃圾分类。汪剑超与绿色地球其中一位创始人是朋友，绿色地球创立后他一直关注这家公司。
“垃圾换积分”是受到美国再生银行模式的启发。“我们离星巴克有多远？——10磅垃圾。”2004年1月17日，美国费城西部最贫穷的社区West Oak lane门口，突然竖起这块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广告牌，再生银行试点由此开始。
这句广告语其实说的是再生银行的运作模式。住户每投放10磅可再生垃圾，再生银行即向住户支付5美元，划入专门开立的银行卡，住户用它在参与该计划的任一商家消费时，可用银行卡上的钱抵折扣优惠。星巴克是参与该计划的企业之一。
对商家来说，加入再生银行垃圾回收计划无异于给顾客让利，但再生银行工作人员并不认为与商家谈合作有多难。如果两家商店的商品质量、服务相当，其中一家既参与了环保，还有价格优惠，消费者一定更倾向选择它。有个关于再生银行的故事传播很广。一名工作人员去和快餐店谈合作，对方犹豫不决，工作人员起身就走，留下一句话：“下午我们去和另一家谈。”结果离开不到一小时，工作人员就接到了那家快餐店经理的电话。在社区力量强大的美国，漠视公共事务的商家无不担心其消费者会被同行竞争者带走。
绿色地球在成都试点再生银行模式，自然需要设计一个“中国版”。它将银行卡改成了积分账户，消费折扣则变换为直接兑换礼品。有的商家会将绿色地球平台视为其商品推广和下沉的渠道，低价甚至免费提供部分新品。这样的好运气不多，对绿色地球来说最快捷的方式还是自己采购礼品。
在北京，2008年下半年起，自由摄影师王久良四处追踪垃圾填埋场。一年后，“垃圾围城”系列摄影作品展出，获得很大社会关注。汪剑超说：“我每天上下班只是经过众多垃圾填埋场中的一座，没有想到整个城市都深陷垃圾的包围中。”
王久良最初的拍摄计划中并没有与垃圾相关的选题。他在老家拍摄其他内容时，发现田间到处都是装着农药的塑料袋，他的关注点也转向更现实的问题。王久良和策展人商量后，决定拍摄北京的垃圾填埋场，讲述垃圾的来龙去脉及它与人们生活方式的联系。
北京的垃圾填埋场在哪里？各自规模有多大？这些信息无从公开获得，王久良想了一个最笨的办法，他骑摩托车去追踪垃圾车。一年多时间，他跑了400多座垃圾填埋场，拍摄了5000多张照片。他还把垃圾场的位置用小黄点在地图上标注，结果发现，北京城被小黄点包围了。
看到垃圾围城，汪剑超反思自身，觉得“影响全世界几千万上亿人”的想法遥远而又虚幻，应当先看看，自己能为身边的亲人朋友做些什么。
实名制垃圾
2008年，绿色地球在成都试点启动。住建部一项调查数据表明，中国三分之二以上城市被垃圾包围，垃圾堆存占地至少80万亩，相当于2540个鸟巢的面积。成都与北京同样面临垃圾困境。
绿色地球创始人邀请汪剑超“入伙”。汪剑超已在微软工作三年多，这时他已产生走出去闯闯的想法。不过突然从0开始创业，他认为自己的能力和心态还差太远。2010年，汪剑超得到一个在外贸电商领域的创业公司做总监的岗位，他先跳槽到那里，“积累创业经验”，又过了一年多才加入绿色地球。
绿色地球的扔垃圾方式和传统的很不一样，扔垃圾也搞实名制。“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汪剑超说。绿色地球为参与垃圾分类的住户开设积分账户，如今还给每个家庭发了用于身份识别的专属条形码。
出门前，住户将可回收垃圾装袋，贴上二维码带下楼，扔到绿色地球在小区专设的垃圾箱内。绿色地球每天会派车来把箱内的垃圾拉走，运往自建的分拣中心。每袋垃圾在分拣中心扫码称重后，工作人员根据积分规则计算出住户所得积分，及时返到他的账户中。这些已经拣选的可再生垃圾则上流水线，几位工人每人负责几类再次进行分类，几天后它们分别被运往造纸厂、塑料厂等，重获新生。
绿色地球会定期在小区设点，体积大的垃圾，住户可拿下来集中称重
5月12日，本刊记者来到绿色地球试点小区——成都高新区芳草街道办蓓蕾社区，该小区开展垃圾分类已有一年半。社区设了20多个分类垃圾箱，它们是个通体灰色的大家伙，长得像ATM机。把一袋垃圾稍稍用力撞击箱盖，它则通过滚筒掉进了箱内。翻箱取垃圾要费很大的劲，绿色地球的清运工人是拿钥匙开锁才将垃圾取出，这一设计充分考虑了防偷盗功能。
“贴上二维码后，垃圾就是私人财产了，我们要尽可能帮用户保管好。”汪剑超说。从小区垃圾箱运往分拣中心这一环，绿色地球坚持一定自己来做，一来防偷盗，二来可回收垃圾与其他垃圾绝对不能混——它们对于垃圾分类成效的影响至少与实名制同等重要。
郑亚琴是蓓蕾社区居民，自从参与垃圾分类至今，她已累计积了2000多分。她说，之前家里有个旧的电烤火炉，扔了可惜，绿色地球发给她的《用户手册》写道，废旧金属属于可回收垃圾，她觉得太好了，这个小物件有了去处。郑亚琴还有很多积分没及时兑换，“我不着急，我每扔一次垃圾都会收到提示，告诉我扔了多少克可再生垃圾，我又为环保作了贡献，这时特别有成就感。”她说。
把一袋垃圾稍稍用力撞击箱盖，它通过滚筒掉进了箱内
同为蓓蕾社区居民的胡素芳则累计积了1000多分。她告诉记者，积分到账很快，扔垃圾后第二天就能查到。过去绿色地球工作人员会定期来小区摆摊供居民兑换礼品，事先会通知时间，她换过几块肥皂，还有100元话费充值卡。
不过2016年积分换礼品已取消，改为银行卡或微信提现。汪剑超说，随着试点覆盖面增加，他们发现好多年轻人都有自己的购物渠道，绿色地球平台上的东西他可能都不想要，还是发钱最实惠。这对绿色地球来说也节省了采购和去小区做活动的人力。
进化简史
截至今年5月20日，绿色地球垃圾分类试点已覆盖成都597个小区，20.76万户家庭，回收可再生垃圾1.11万吨。
不过绿色地球起步异常缓慢，在2011年汪剑超加入前，它只做了成都锦江区的3个小区。
2008年绿色地球成立时，其做法和理念还很超前。工作人员去小区谈入驻事宜，刚打开PPT，就被小区里的物业管理员请走了。注册绿色地球账户需要绑定手机号，有的居民不干，怕他们是骗子。
头两年，绿色地球没有任何外部支持，它用Excle表记录和处理所有信息。当用户量做到好几千就无法往上冲了，信息系统难以负荷。2011年，成都市试点垃圾分类，所幸锦江区政府曾去国外考察过垃圾分类，他们认可绿色地球的模式。2011年，绿色地球获得2000万元锦江区政府购买服务，先给了400万，阶段目标完成后再拨付下一笔钱款。绿色地球承诺2012年做到2万户家庭，2014年则完成8万户。
此时，招聘IT人才已是燃眉之急，汪剑超于2011年年底以执行总裁的身份加入绿色地球，并享有股份。“这是很有意思的创业方向，做的是有社会价值的事，技术又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汪剑超说。条形码、互联网信息系统等都是他来到绿色地球以后才使用的，运用这些技术，每袋垃圾都可以被有效追踪。
汪剑超还设定了几项管理指标，如每周参加回收的用户、各小区回收总量等。通过数据分析，一旦发现某小区的回收活跃度下降了，工作人员就去了解情况，及时解决问题。
绿色地球分拣中心曾收到过很奇葩的垃圾，是一包用过的尿不湿。分拣工人一扫条形码，就查出谁家扔的，他们反馈给客服。客服一个电话打给住户，告诉对方，使用过的尿不湿是不可回收的，接电话的女性连说“知道了”。几周以后，分拣中心又发现了尿不湿，经查询和上回是同一名住户扔的。客服进一步了解情况，原来“那是家里的保姆扔的”，对方当即表示一定告诉家里所有人尿不湿不在可回收范围内。“我们和住户反复沟通，这也是一个教他学会垃圾分类的过程。”汪剑超说。
绿色地球分拣中心，几位工人每人负责几类，对可再生垃圾再次分类
2016年京东“6.18”大促期间，绿色地球与京东合作开展活动，用户通过绿色地球回收较完好的快递纸箱可兑换京东购物券。据统计，京东每年大约花费2000万元采购快递纸箱，绝大多数纸箱只用一次就扔了，最后回到造纸厂，京东只好重新购买。
那次活动绿色地球总共向京东供应了600多斤纸箱。汪剑超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只新纸箱的价格大约0.5元，京东从绿色地球采购纸箱只需0.2元。“京东降低了运营成本，我们提高了收入，消费者也得到了实惠。如果我们卖废纸，一只纸箱的价格0.1元都不到。”他说。汪剑超看重类似这样与大公司合作的活动，它有利于获客，在倡导垃圾分类上影响人群也更加广泛。
2014年，绿色地球已实现盈利。一年后，它又获得2000万元成都市政府购买服务，试点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最近两三年绿色地球的收入构成中，政府购买服务占一半以上。
这是一种可持续性强的商业模式吗？汪剑超也时常反思。
“两个小区只隔一条街道，其中一个是政府购买服务指定开展垃圾分类的小区，另一个政府虽然没给钱，我们也在小区做垃圾分类。前者期限满后，政府还要不要继续给钱支持我们呢？”他反问记者。
政府购买服务的提供者通常为企业或NGO，在汪剑超看来，它既是支持，也是掣肘。实践中他还遇到过这样的尴尬。绿色地球在政府购买服务指定的小区搞垃圾分类，个别小区不配合他们，真正有需求的小区主动找上门来，他们已无力投入更多的人力、资金了。
汪剑超想探索更加市场化的商业模式。今年3月，他成立奥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启二次创业。“等奥北环保发展起来后，政府看好我们解决垃圾分类的能力，以对等的身份采购我们的专业服务，如此形成的商业模式才更加长期和健康。”他说。
奥北环保与绿色地球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运作模式轻，易于扩张。它设计了一个可多次循环使用的aobag回收袋。住户将可回收物装进回收袋，找到离家近的aobag回收点，每次以满袋换空袋，持续参与垃圾分类——奥北环保不在各小区设垃圾回收箱，而是与回收点合作。
奥北环保设计了可多次循环使用的aobag回收袋
快递代收点、杂货铺、咖啡厅、幼儿园等都可以申请成为aobag回收点，这些空间的运营者只需辟出一块闲置的地方，在主业之外也为aobag的用户服务，运营中可获得收益分成。
“aobag回收点由大家共创共享。如果你想参与垃圾分类却发现周围没有回收点，欢迎向我们推荐你家楼下的闲置空间，我们会邀请它，成为为你服务的回收点位。”汪剑超说。
奥北环保也是采用实名制、积分制。除模式轻重之外，它与绿色地球在运营上并无太大差别。它们的运作模式看上去不难学，技术在现有条件下也容易实现。
“既然如此，政府愿意出大笔钱为什么不它自己做？政府主导的垃圾分类在内地为什么少有成功案例？”记者问汪剑超。
“政府与企业做垃圾分类的驱动力不一样。能不能回收到可再生垃圾，这对我们是生死问题，压力之下我们必须持续专注每个细节和用户的感受。”他说。
做垃圾分类本身公益性强。业内人士认为，汪剑超两次创业所做的都是社会企业。绿色地球曾获得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资助，汪剑超本人则最近入围由阿拉善SEE公益机构发起的第七届SEE生态奖。
可他想撕掉社会企业的标签。“别人这么叫我们也没办法，但我们认为自己就是商业企业，要努力提高赚钱的能力。”
汪剑超还特别强调现在的公司不接受捐赠，如果将来奥北环保获得政府购买服务，前提一定是政府充分信任他的团队，认同其专业性。“我们只做供应商。”他说。
（田甜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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