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的艰难时刻：爱将背叛、亲人离世、身患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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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张军智 华商韬略（ID：hstl8888）

“我理解了，社会上那些承受不了的高管，为什么选择自杀。问题集中到你这一点，你不拿主意就无法运行，把你聚焦在太阳下烤，你才知道CEO不好当。每天十多个小时以上的工作，仍然是一头雾水，衣服皱巴巴的，内外矛盾交集。2002年，公司差点崩溃了。IT泡沫破灭，公司内外矛盾交集，我却无力控制这个公司，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梦醒时常常哭。”2011年，任正非在一篇内部文章中回忆华为经历的艰险时刻。

任正非对当时困难的描述，只有寥寥数语，而且多集中在公司运营和宏观环境，但事实上，他经历的事情更多，几乎每一件都足以要了他和华为的“命”。任正非也在这一时期，身体与精神遭受重创，两次患癌、陷入抑郁。

最欣赏的人背叛了自己

任正非的脾气出了名的大。

华为前副总裁李玉琢曾在书中披露：“任正非的脾气很坏，是我见过最暴躁的人，我常看到一些干部被他骂得狗血喷头（高级干部尤甚）。有一天晚上，我陪他见一位电信局局长，吃饭到9点。在回来的路上我问他回公司还是回家，他说回公司，有干部正在准备第二天的汇报提纲（第二天李鹏要到华为）。我陪他一起回了公司。到了会议室，他拿起几个副总裁准备的稿子，看了没两行，‘啪’地一声扔到地上，‘你们都写了些什么玩意儿’于是骂了起来，后来把鞋脱了下来，光着脚，在地上走来走去，边走边骂，足足骂了半个小时。”

某次中层干部会议上，任正非对华为财务总监说：“你的长进非常大，”总监还没来及高兴就听到了下半句，“从特别差变成比较差！”

华为创业早期，很多高管都感受过任正非“疾风暴雨”式的批评，但唯独有一个年轻人例外，任正非不仅不批评他，还喜欢得不行。背地里，任正非评价这个年轻人“这小子太厉害了，看问题太深刻，如果我要做个人投资，我一定投他。”

这个年轻人就是华为历史上著名的技术天才——李一男。

李一男1970年出生，15岁考入华中理工大学少年班，1993年加入华为，入职半个月就成为主任工程师，半年后因为表现突出，被提拔为研究部副总经理，25岁成为华为总工程师，27岁当上了常务副总裁。

通信设备产业是典型的高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华为一进入这个领域，面对的就是思科、朗讯、阿尔卡特等全球顶尖的通信设备制造商，要想在此间立足，技术研发能力必须强。而李一男就是任正非的“尖刀”。

从1993年到2000年，李一男带领的研发团队，在与国际巨头的竞争中，表现抢眼，期间华为的市场营收从4.1亿狂增50倍，达到了200多亿。

任正非对李一男宠爱有加、视若己出，不仅给钱给权，还尽可能为这个技术天才提供施展才华的空间。私下里，华为内部都称李一男是任正非的“干儿子”，是任正非培养的接班人。

2000年，为了给老员工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也为了将来在市场上组团“打群架”，同时解决管理机构庞大的问题，一批对公司贡献较大、深受信任的老员工，被鼓励出去做华为的数据产品代理商，任正非称之为“内部创业”。

“接班人”李一男主动参加到这次内部创业大潮中。离职前，日理万机的任正非亲率华为高层，集体在深圳五洲宾馆为李一男开欢送会。据说会议现场十分感人，充斥着“送孩子读书、盼衣锦还乡”的气氛。但与会的所有人都未曾料到，李一男之后竟然“叛变”了。

欢送会后，李一男带着价值1000多万元的华为设备（用华为内部股份兑换）北上创建“港湾网络”。不久之后，港湾网络便获得了美国华平、淡马锡等机构近亿美元的风投。有了风投的加持，李一男的目标不再是做一个华为的产品代理商，变成了“离职高管+风投基金伺机KO老东家”。

李一男对华为的产品和市场优劣势十分清楚，港湾在市场上迅速攻城略地，屡屡夺标，销售额很快破亿。

一边在市场中与华为竞争，港湾还一边到华为挖人。2001年，在高薪、期权的各种诱惑之下，上百号华为核心研发人员加盟港湾。发展到后期，港湾的挖人手段愈来愈大胆。有媒体披露：港湾会先私下收买华为市场和研发部门的核心骨干，然后这些人并不离开华为，而是回避港湾的相关研发领域和目标市场。港湾甚至还收买了华为北京研究所的一个员工，由其利用华为资源进行研发，然后和港湾共同成立合资公司。

任正非后来回忆说，2001年至2002年，华为处在内外交困、濒临崩溃的边缘，公司很多人效仿港湾，在风险资本的推动下，合谋偷盗公司的技术和商业秘密。彼时的华为，散发着“末日”的气氛，很多人喊着“资本的早期是肮脏的”口号“叛逃”，华为摇摇欲坠。

从华为出来的人，大多数选择了创业，他们运用华为的技术，模拟华为的运作，蚕食华为的市场。

2002年，华为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负增长。

任正非想不通，在他看来，权力、利益（员工持股达90%以上）、舞台、甚至真情，他都给了员工，而这些人却选择背叛，他痛苦，更迷惘。但任正非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更大的痛苦突然而至。

最亲的人遭遇横祸

任正非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地区的苗族自治县，父母都是谨小慎微、辛苦勤勉的教育工作者。任正非兄妹七人，他是老大，家中孩子多，收入少，生活本就十分清苦，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更是雪上加霜。任正非经常看到母亲月底到邻里去借2-3元度饥荒，很多时候走了几家也未必能借到。

“文革”中，任正非的父亲被打为右派，中央下文控制右派的生活费用不得高于15元，各级造反派又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生活费不到10元。

任正非后来回忆说：“妈妈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的人一样工作，而且还要负担七个孩子的培养、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个、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高考前，任正非在家中复习，经常饿得头晕眼花，实在忍不住了，他就用米糠和菜烙着吃。母亲得知后，为了让他安心学习，每天塞给他一个小玉米饼，而任正非很清楚，这都是从父母嘴里省出来的粮食。任正非说：“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

任正非在高中毕业前，从没穿过衬衣。上大学时，母亲送给了他两件衬衣，但是任正非却难过地哭了，因为他知道：每人每年仅0.5米的布票，自己有了衬衣，家人会更困难。“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

创办华为初期条件艰苦，任正非没有条件照顾父母；等到华为有了规模，面临的事情错综复杂，更是没有时间照顾父母。

2001年1月8日，任正非的母亲在昆明买菜时遭遇车祸。因为身上没有带任何证件，只装了十几块钱，被当作无名氏送到医院抢救。直到中午，任正非的妹妹发现母亲未回，急忙寻找，才知道发生了车祸。而此时，任正非正跟随国家领导人在伊朗访问。得知消息的他心急如焚，因为没有直达昆明的航班，任正非多次转机，在巴林又遇雷雨，前后耽搁近9个小时，到曼谷时又延误了10分钟，没有赶上最快一班回昆明的飞机。

等任正非回到昆明时，病床上的母亲已撒手尘寰。

母亲去世前，给任正非留下了几万块的存款，在她的观念里，做生意不会总是一帆风顺，攒一些钱，以后用来救任正非。

往年春节期间，任正非都在国外拜访客户，因为中国过节时，国外客户往往上班，2001年，他下定决心，春节要好好陪陪母亲，长这么大，他还没好好陪过自己的母亲，但春节前半个月的车祸，却让这一小小的心愿化为泡影。

子欲养而亲不待，曾经繁忙、抽不出时间等缘由，令任正非万分痛苦与自责。《华为基本法》的草拟者之一，人民大学教授彭剑锋后来披露：“这件事对任正非打击极大，在老任看来，企业做这么大，关键时刻，连母亲都照顾不了，他非常痛苦。”

国际诉讼

失去至亲的任正非，工作上也面临重重磨难。员工出走事件仍是悬梁利剑，国际战场上，初出茅庐的华为又迎来不速之客。

2002年12月，通讯巨头思科全球副总裁“造访”华为，思科提出华为侵犯了其产品知识产权，要求华为承认侵权、赔偿，并停止销售产品。面对咄咄逼人的思科，华为思考再三后决定：可以停止销售有争议的产品，但绝不接受侵权的指责。

彼时的华为刚进入国际市场3年，承认侵权必定给品牌形象带来巨大损害，无异于自毁长城。但华为的提议远远满足不了思科的胃口，双方不欢而散。

作为国际市场的青涩选手，面对一个全方位碾压自己的重量级对手，华为选择了息事宁人，将已经在美国销售的十几台争议产品悉数回收。华为的示弱举动，却被美国媒体和思科看成做贼心虚，各种指摘纷至沓来。

在美国媒体看来，“侵权几乎是中国企业的标配”。美国舆论更是认为：落后的中国不可能制造出高科技产品，即便有，一定是靠模仿、抄袭、侵权制造的。这种长期形成的狭隘观念，使得美国业内一致认为华为偷了思科的技术。

美国一家网站称，华为与思科的产品在外观、编号、功能上极为相似，思科的工程师不用看说明也可以直接使用华为的产品。思科更是声称，旗下软件中的BUG，同样出现在华为的软件中。

在中国，不少知名媒体初期也都相信了思科的一面之词，认为华为侵犯了思科的知识产权。

通过制造舆论，未审先判地指责华为是“小偷”后，思科磨刀霍霍，准备在美国向华为提起诉讼。而此时，他们唯一担心的就是中国政府的反击，因为中国市场同样是思科重地。

为此，思科的副总裁特地拜访了信息产业部和深圳市政府，表明思科“捍卫”专利技术的决心，希望得到理解与支持。为了向中方施压，思科利用媒体和舆论，将此次事件上升到“考验中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高度。

很快，思科赢得了想要的结果，信息产业部一位官员表示：“政府不会给予华为政治上的帮助。”

2003年1月24日，思科在德克萨斯州联邦法院对华为提起专利诉讼，诉讼内容长达77页。思科在全球的近百位新闻发言人，也在第一时间将不利于华为的信息发布给媒体，并警告华为的潜在客户，不要购买华为的产品，以免带来连带赔偿。

不善公关，又奉行远离政治原则的华为很清楚：一旦思科诉讼胜利，华为将在未来很长时间无法进入美国，在国际市场上也将陷入思科的步步阻击之中，华为的国际化之路将可能因此而破灭。

2003年，在欧美市场，很多客户都暂停了与华为的合作。而此时，港湾在国内也频频“抢食”华为的市场，任正非内外交困。

深夜里痛哭的男人

爱将背叛，母亲逝世，国内市场被港湾“抢食”，国外市场遭遇思科诉讼，核心骨干流失，公司管理失序，IT泡沫破灭……致命危机接踵而至，任正非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却依旧深感到无力控制公司滑向崩溃的边缘。

这个从小在农村吃苦长大、又在部队锤炼多年、外人眼里坚强如铁的男人，在半年时间里，梦醒时常常痛哭。

不久之后，任正非患上抑郁症，身体得了多种疾病，还因癌症动了两次手术……

人生不可能没有困难，经营企业更是如此。危机面前，有些人一蹶不振，有些人则越挫越勇。夜里哭完，第二天白天的任正非依旧充满斗志，有评论称他是极具性格冲突的人，“顺风顺水时充满危机意识；身陷绝境之后，又表现出无可救药的乐观。”

在医生的帮助下，任正非的抑郁症最终得以康复，而华为也迎来了一场绝地大反击。

任正非的绝地反击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面对思科的咄咄逼人，华为将争议产品退出美国市场却被视为心虚，很明显，继续求和将会更加被动。

任正非做出指示：“敢打才能和，小输就是赢。”

华为很快组建了由数位副总裁领衔，多名专家参加的“应诉团队”，赶赴美国。

期间，华为一边积极与美国政府保持沟通，一边在公关公司的帮助下，与《财富》、《华尔街日报》等媒体进行交流，让美国媒体认识真正的华为。在对方听到华为1998年开始，就聘请一流的国际顾问公司为自己做财务、审计、管理等服务时，都深感震惊。

依据这一消息，美国媒体很快采访了普华永道、摩托罗拉、IBM等公司，结果，这些公司都对华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美国另一家通讯设备巨头3COM公司的CEO克拉夫，则坦诚地告诉美国记者：“华为的工程师都具有相当天赋，他们在宽大的办公室里操纵着最新的设备和软件，他们拥有我所见到过的最先进的机器人设备。”

一边倒质疑华为的美国媒体中，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到2003年5月，美国媒体对华为及官司的正负报道就出现了平衡。

长达几个月的庭审期间，华为与思科激烈交锋，斗智斗法，双方多次反复举证，庭审陷入胶着。但双方都明白，胜负的关键在于：彼此产品的源代码是否雷同。

2003年10月1日，双方律师对源代码的比对工作结束，结论是：华为的产品是“健康”的。10月2日，思科与华为达成和解。

困难一旦被战胜，就会反过来变成能量与营养，让胜者更强大。在国际市场上籍籍无名的华为，因为思科诉讼而声名大振，其产品随后赢得了众多国际客户的信赖。时至今日，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中，华为都堪称走得最稳又最快的一个。

2004年，华为与思科的诉讼告一段落。任正非腾出手，开始与李一男等“叛将”，展开对决。为此，华为在公司成立了一个特殊的部门——“打港办”。

不能让港湾赚到钱、更不能让港湾上市，成了“打港办”的两个基本目标。任正非要求销售部门：可以丢单给中兴、思科，但坚决不许丢单给港湾。

为了确保目标实现，华为采取了一系列凶悍的手段：已经使用港湾设备的客户，华为进行回购，并且买一送一；港湾中标的，华为甚至可以白送；即便几百块的小单，华为也不放过；同时开展“反挖人”运动，港湾的一个研发部门被整体挖走。

港湾的业务很快陷入停滞状态。为了摆脱困境，李一男决定加速上市，但在IPO的关键时期，美国证监会收到了大量的匿名邮件，指责港湾进行数据造假，港湾上市梦碎。

2005年9月，港湾法务部收到华为公司的律师函，华为表示因为港湾侵犯了其知识产权，将对港湾提起诉讼。而在早前的5月份，李一男曾经在华为的三个同事因被认定侵犯华为知识产品，被深圳中院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港湾一度寻求国际买家收购自己，摩托罗拉、北电网络、西门子都表示很有兴趣，但最终都因华为与港湾存在知识产权纠纷而宣布放弃。2006年6月6日，走投无路的港湾网络宣布与华为合并，李一男重新回到华为担任副总裁。

“回归”后，任正非在杭州与港湾的高层进行对话，他说：“不要看眼前，不要背负太多沉重的过去，要看未来、看发展。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点矛盾、有点分歧，是可以理解的，分分合合也是历史的规律，如果把这个规律变成沉重的包袱，是不能做成大事的。你们在风险投资的推动下，所做的事对华为造成了伤害，我们只好作出反应，而且矛头也不是对准你们的。”

任正非的精神源泉

从内忧外患、身患重病，到奋起反击、愈挫愈强，任正非只用了短短两年的时间，期间，他展现了超乎常人想象的精神力量。华商韬略（微信公众号：hstl8888）梳理任正非的历次讲话文件时，看到一段话，主旨是“身在黑暗，心怀光明，梦想不灭，努力前行”。这段话正是对任正非精神最好的诠释。

大家都知道，在“文革”中，我个人受到的挫折比别人大得多，因为当时根本就看不清楚未来的前途，也看不清楚光明。不管是来自家庭的社会影响，还是个人的努力奋斗，还是来自社会。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是靠自己把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等自学完的，虽然我那时看不到任何光明。

我家人也开玩笑说，没什么用的东西也这么努力学，真是很佩服、很感动。由于结交了一些西安交大的老师，这些老师经常给我一些油印的书看。我也是从那个时代熬出来的，如果我没有在那个时代看到光明，荒废了时间，我就不可能在今天这个时代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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