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中小银行危机：十多年来首次感到如此大的压力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ID：ENNWEEKLY）
作者：聂欧 王丽娟 唐如钰 刘秋娜 王亭亭 实习生 吴梦
“一季度MPA考核没达标，二三季度也很难。只能看年底努力了。”一家北方地区城商行董事长说，只能卖掉大量高收益资产，“很心疼”。
6月将迎来央行二季度的MPA（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考核，一些中小银行早早就忙碌起来——汲取一季度末期非标资产泛滥、少人接盘的教训，这次要赶个早集。
而此前，从3月28日至4月12日短短两周内，银监会连发《关于开展银行业“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等多份文件，从服务实体经济、监管处罚、防控风险等方面 “去杠杆”，大批银行承压，尤其是以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
“监管越来越严。”前述城商行董事长表示，十多年来首次感到如此大的压力——以前还只是盈利压力，盘算着如何活得更好。如今实体经济有待振兴、不良贷款飙升、利差明显收窄、产品严重同质化、新金融竞争白热化和团队建设滞后等一系列难题叠加。
在对四川、河南、河北等多省市调研中，《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发现，中小银行普遍感到“紧日子”来了。
脱胎于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的城商行、农商行，曾历经了20多年高歌猛进的发展。城商行总资产2016年末达到28.24万亿元，为1995年的40余倍，近十年来每年的资产增速均超过银行业均值，近五年更是翻了一番。城商行数量最高峰时达150家，兼并重组后也有133家。
规模膨胀的同时，近年却现利润下滑和资本充足率之忧。
早在2015年，39家城商行就出现利润负增长，主要分布于东北、西南、西北等非沿海地区。有监管人士表示，其生存实况和真实风险还有待全面摸底。
部分中小银行试图向金融科技等方向转型，但存在概念不明、技术不灵、人才不强等问题，有的简单停留在“理财超市”概念上。
在防控金融风险被摆上更重要位置的当下，作为中国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银行的前途关乎全局。
不再是“香馍馍”
中小银行牌照和股权曾为资本热捧，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
，有三家西南、西北地区城商行大股东先后“易手”，近期又收到山东两家地级市城商行待价而沽的消息
。
其中一家截至2016年末的资产总额约600亿元，较年初增幅20.53%，且净利润约4亿元，此次出售其50%控股权，出让底价约45亿元；另一家净资产77亿元，净利润7.8亿元，以底价92亿元出售总股本的40%。
“银行不再是‘香馍馍’。”一位银行大股东负责人说，“小银行生存都难。”
以城商行、农商行为主体的中小银行，脱胎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其中，城信社自1985年诞生至1994年末飙升至约5200家，不良率飙升。199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组建城市合作银行的通知》，由央行主导将全国的城信社整合为城市合作银行，后又陆续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而农商行，眼下仍有一部分未完成改制，还保留着农信社体制。
银监会数据显示，
截至2017年4月，我国银行业总资产232万亿元，城商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分别占比12.6%和13.5%，两者之和占比26.1%。前者的资产增速高达21.3%，远高于同期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的9.9%和13.5%。
高扩张的背后，风险也逐渐显现。
其一，高利润时代结束，且分化明显。
宏观经济背景下，以民营企业和周期性产业为主要客户的中小银行受到冲击。城商行一季度资产利润率已跌至全行业谷底0.88%，明显低于同期国有大行的1.15%。
民生证券研报显示，截至2016年末，有3家城商行资产增速为负（分布在辽宁和宁夏），39家城商行利润增速为负。今年2月，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2016）》（下称《报告》）显示，受访的银行家预计，未来三年的营业收入与税后利润将明显下滑——接近九成的人预计两者增速将低于15%，约七成的人预计将低于10%。
“困难较多，且分化明显。”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董希淼表示。
例如，从2015年开始，有30%的城商行利润增速在20%以上，也有33%的城商行利润负增长。两个梯队中，最高利润增速可达100%，最末尾则低至-100%。
其二，中小银行成为“资产荒”中的弱者。
2015年以来，“资产荒”成为银行业的共性难题，并非真的无资产，而是负债成本攀升，优质资产匮乏。
一方面，传统的投资类资产中，货币基金收益仅约2.5%，股票和大宗商品风险增大，银行委外理财中的债券、存款、非标债权类资产仍占据近八成。另一方面，授信类资产中优质贷款利差低，非标资产中房地产等高收益也在下降，加之监管政策不断收紧，“好资产”骤然萎缩。
对“好资产”的获得能力是银行生存的关键。相较于大行，中小银行难言优势。
贷款方面，房地产调控抑制了居民贷款，使得政府投资成为银行信贷扩张的主要渠道。但政府基建项目通常金额巨大，银监会规定须组织银团贷款，这就引发了大小银行间的资源争夺战。
“小银行很难独自承接大型基建项目，分一杯羹都很难。”河北某城商行董事长说，中小银行因信息不对称和议价能力低等明显劣势，多数只能靠银团贷款分得一点授信份额。
其三，经济降速，股东们亦面临流动性紧张。
“银行利润少了，就无法再像以前那样拿利润来补充资本金。”董希淼说。
具体来看，资产利润率低和不良率上升，使得资本充足率深陷困境——前述银行股东负责人表示，此前IPO停摆消磨了股东们对资本回报的信心，尽管少量银行也以登陆H股、发行优先股、发行一级和二级资本债等方式进行缓解，但体量远远不够，“一些‘鸡肋型’银行，不如卖了。”
主要风险何在
一位知名会计师事务所人士介绍，个别中小银行的真实坏账率比想象中还高，仅他经手的就有一些坏账率超过10%，且还往往要求他们美化财务报表，“这样的生意我们不敢再接。”
前述《报告》显示，超过60%的受访银行家认为，其所在银行今后三年的不良资产率将不低于1%，且风险尚未触顶，尤其东北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其中，最可能爆发产能过剩行业的信用风险，且资产负债率高但盈利差、缺乏信用支撑，可能使得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叠加。2013年以来，城商行的关注类贷款比例从2%升至3%以上，少数银行（如汉口银行、柳州银行、潍坊银行等）甚至超过了10%。
“压力很大。”一位中部地区城商行高管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该行不良率1.3%，低于所在省的均值和全国均值，但仍不敢放松——“乐观估计，中部地区的拐点至少要等到2018年。”
原因在于，东南沿海的金融风险点暴露较早，2015年才传导至中西部地区，加之眼下推进金融去杠杆，又增加了新压力。
郑州银行行长申学清介绍，郑州银行一方面对不良贷款控新降旧，在机构、机制和薪酬奖励上完善配套；另一方面，新增贷款偏重于车贷、房贷等抵质押物相对充足的消费类贷款，并尝试借力郑州在全国特有的区域位置优势，深耕商贸物流业务。
“全球金融危机大多与政府债务负担过重、地产融资过度有关，银行业务必须对此有所控制，及早转型。”申学清表示。
洛阳银行董事长王建甫对记者表示，区域不同，压力各异，银行贷款结构与区域经济结构紧密相关，新增贷款必须因地制宜，尤其中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后更是如此。相较而言，河南省内风险较大的是一些以煤矿等传统资源为支柱的地区，洛阳市经济结构尚好，洛阳银行的压力也略轻。
相对难防范的，是地方政府项目或地方国企的信用风险——前述会计师的银行客户中，一些地区经济结构以钢铁、煤矿等过剩产能为主，一家钢厂涉及十几亿元不良贷款，就可能拖垮一家小银行。
为此，
中小银行普遍加强了内部管理机制，如对不良贷款的催收均从奖励制度转变为奖惩并行，从一线业务员到支行再到分行领导，各层级均采取严格挂钩、经济处罚和责任到人，甚至下岗清收。
“不但工资一层层扣，收不回坏账还会背着‘污点’承担终身责任。”一位客户经理介绍，有的不良贷款已历经了数任支行行长变更，至今仍在催收，但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前述《报告》显示，
过半数的银行家建议调整信贷行业结构，49.9%的人建议创新业务品种，优化收入结构。65.2%和42.3%的银行家分别认为应重点限制冶金业和房地产业，其次是限制造纸业、船舶制造业和石油化工业。
普华永道中国金融业管理咨询总监王轶为认为，中小银行大多有地方政府背景，属国企性质，人事任命和信贷投向难以完全自主决策，一些产能过剩企业往往是地方经济支柱，不得不贷。
在董希淼看来，一批从农信社改制而成的农商行，主要受省农信联社管理，公司治理有待进一步规范，独立的监督约束机制、激励机制和风控机制正在形成之中，但往往“形似”而非“神似”，这是一个问题。
前述《报告》也显示，认为应减少行政干预的银行家达到16.3%。相比国有大行，中小银行在组织架构的健全性、职责边界的清晰度、决策规则和程序的明确性以及激励监督机制的有效性等公司治理方面，劣势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