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年, 卫立煌在滇缅战场(卫道然供图)
这本书的全名比较长:《述林1: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1931—1945中国往事》
这本书是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团队 采集的非虚构纪实文集,团队成员走访了二十一位中国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及其家属,收录了二十一位老人对抗日战争的点滴回忆。这些世纪老人回忆年轻时代遭遇这场战争时迁徙漂泊、辗转求学、敌后杀敌、远征缅甸、文艺抗敌,用故事和细节勾画出一幅普通民众的抗日战争史。
书中所收录的这些讲述、手记,用故事和细节,为我们提供了触摸那场战争的另一种路径。个人的记忆,呈现的也是一个时代的真实。
这本书从普通人的生活的视角出发,透视平凡个人在那场战争的真实生活百态。即使口述主角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其讲述角度也是个人生活。
七十多年前,国难当头,硝烟弥漫的土地上,年轻的中国人活着、爱着、憧憬着。 仇恨、恐惧、愤怒、喜悦,人类的种种情绪,不会因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消磨殆尽。
这本书的讲述能带你更多关于抗战的故事和细节,尽管这些故事和细节有时会显得琐碎、絮叨,但它们会让你暂时从正面战场、敌后战场、飞机大炮这样的暴烈中挣脱出来,历史在非黑即白的世界之外,还有很多值得触摸和探寻的所在。
1945年,延安王家坪。王敏清(右一)与父亲王世英(右二)。(王敏清供图)
书摘:少年漂泊记
潘际銮·口述 张钧·采访钟源·整理校注 聂明明·拍摄
访谈时间:2013 年7 月
中学算上打工、做生意共花了六年,念了六所中学。
一
1937 年7 月7 号,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大概在9 月14 号,日本人在上海登陆。1 我那时虽然很小,但是也懂点事,知道上海打得很厉害,日本人的装备很先进,有坦克,我们什么都没有,就这样跟他打,但最后上海还是失守了。日本人马上进攻南京,12 月13 号把南京打下来了。南京到九江走水路最近,溃退的部队,还有沿途下来的难民“哗”的一下就涌过来,整个九江市都被部队和难民挤满了。部队都是伤兵,有的胳膊没有了,有的腿没有了,我亲眼看到一个战士,一颗子弹从脖子右边穿进去,从那头出来,还看得见窟窿。
战争的气氛非常浓厚,当时我上小学,老师让我们去慰问伤兵,我们带些水、带个茶杯,看到伤兵就给他送杯水喝。有件事情让我很感动,伤兵都躺在大马路上,街道两旁都是,但是没有进家门的,也没有扰民的。蒋介石的部队纪律能那么好,现在回想起来也很难得。
日本人打下南京以后就准备进攻九江了,天天派飞机来轰炸,
一天至少一次,有的时候两次。飞机来的时候,一般是三架、九架或者二十七架——他们的编队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我们防空力量很弱,没有飞机跟他打,高射炮也打不中。日本飞机飞得很低,看到马路上有人就用机关枪扫射,所以飞机一来,我们必须躲。当时的警报按照声音的长短来区分,一个叫预先警报,一个叫紧急警报,一个叫解除警报。预先警报一响就要赶快躲,紧急警报一响就说明飞机已经到上头了,我们每天都要跑警报。我父亲在后院挖了个防空洞,大概是一米宽,三米长,一米深,从两头都可以进。警报一响,七十多岁的祖父首先进去,我们再跟进去躲在里头,飞机走了我们再出来。后来因为涨水,那个地下防空洞不能用了,我父亲弄了个小划子(船),一放预先警报就让大家上船,赶紧把船划到湖中心去。有一次,我们划到湖中心的时候,飞机丢了一颗炸弹掉在水里头,“啪”一炸,把那湖水炸得“哗哗”的,我们的船差点翻了,紧张死了,没想到在船上那么危险。
我父亲想划船躲警报还是不行,就跑到九江地势高的农民家租了个房子,我们就直接躲到那住了。住了一段时间,日本人又往上打,情况更糟糕了。父亲说干脆回老家去吧。我的老家在瑞昌,离九江三十公里的样子,老家有一个很破的房子,前头是个铺面,租给人家了,后头还有几间房,没有窗,黑不溜秋的,我们就躲在里头住。没事做,哥哥姐姐几个人就天天玩牌、打麻将。大哥大姐他们老赢,二哥老输。二哥当时十三四岁,输了就耍小孩子脾气,我爷爷就说:“不算不算,重来重来。”就这样玩了一两个月。
二
后来形势更严重了。当时我们的政府要阻止日本人从南京到九江来,在马当设了三道防线,马当的河道比较窄,就决定在这儿把石头填进江里,让日本军舰过不来。当时就把江上所有的民船全部征用了,和政府的轮船一起运石头,所以江上的交通已经不通了。到了最紧急的时候,政府又决定把南浔铁路炸掉,如果南浔铁路不炸掉的话,日本人到了九江又可以继续往南走。江上交通不通了,铁路不通了,我父亲这时候做了个决策,不能再待了,要全部离开九江。他赶着在南浔铁路被炸之前,带我们全家包括姑姑家的亲戚一共二十几个人挤到火车站,又挤上到南昌的最后一班火车,到了南昌以后租一条民船,从南昌到了赣南的泰和,全家就搬到那里去。
那时候泰和还比较平静,我们租住在老百姓家。我记得那个庭院很漂亮,庭院里种了好多树,有一些是柚子树,这么大一个柚子(潘际銮比画大小),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柚子树,这在九江是没有的,只有赣南才有。我哥哥和我高兴得要死,就想办法爬到树上偷柚子吃,主人一听见有小孩偷柚子,出来一喊,我们吓得从树上掉下来抱头就跑。
这样待了一段(时间)就开学了,泰和有个县立中学,我就去考初一,考得还不错,一百多人我考了第11 名,进了一年级。没念两个月又不行了,九江失守。我父亲很紧张,就决定赶快从泰和往湖南逃。我们先从泰和到南昌,又从南昌到株洲,想从株洲坐车到衡阳。那时候已经没有别的交通工具了,只有运煤的火车,我们就扒上一节车厢,坐在煤炭上头,打把雨伞,就这样往前走。火车走得很慢,“咣当咣当”,刚离开株洲不远,日本飞机来了,火车司机把车子停下来,让老百姓赶快疏散,全家人赶紧从火车上跳下来,趴在四周,散开隐蔽。飞机来了以后“啪啪啪啪”打了一阵机关枪就飞走了。飞机一飞走,大家又上车,火车继续往前开,像公共汽车一样走哪停哪。就这么糊里糊涂的,一路从泰和跑到了衡阳。
一到衡阳正好赶上日本人轰炸,“哗”的一下飞机来了,到处丢炸弹,炸得整个城市起火。我们下了火车以后,赶快趴到老百姓家门口躲起来,等飞机走了我们找了一个旅馆住进去。刚住进去,飞机又来了,我们住在二楼,飞机“哗”一过,整个楼房震得来回晃。我父亲又得想办法,他是总指挥,要做决策。想来想去觉得还得走,不走不行,衡阳待不下来。那个时候,我大哥在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先搬到了泰和,后来又搬到了广西宜山。我父亲说我们往宜山走,就决定从衡阳去广西。
当时逃难是这样,背一个铺盖卷,提一个鼎罐——鼎罐是煮饭用的东西。有铺盖,就能睡觉。有鼎罐,就能煮东西吃——走到哪,挖一个坑,捡点树枝就可以烧水烧吃的。但是逃难的生活经常没吃没喝,也不注意卫生,所以传染病很厉害。我一到衡阳就得了伤寒病,伤寒病跟霍乱一样,会死人的。当时既没有医院也没有药,但是我父亲知道伤寒病是一个肠子溃烂的病,他不给我吃主食,每天就是喂水喂米汤。我那时十一二岁,父亲走到哪就把我背到哪,一直背着我逃难。从衡阳走的时候,我已经昏迷不醒了,发高烧,所以父亲怎么把全家从衡阳弄到广西我就不知道了。
进了广西先到桂林,那时候我的伤寒病还没有好,家里没钱了,再走也很困难。我父亲想办法到处搞钱,我嫂子也把她结婚时的戒指拿出来换了点钱,够继续生活一阵子。我们到一个很破的旅馆住下来,从江西逃出来的时候带的烙饼已经发霉了,我母亲舍不得丢掉,把霉刮掉以后切成小片煮给我们吃。在桂林待了一阵又往柳州跑,柳州有个远房亲戚是医生,他招待我们住下来,这个时候我才清醒。清醒以后饿得不得了,因为十几天没有吃东西,光喝米汤,天天吵着要吃的,但父亲母亲坚持不给我吃,怕我的肠胃再出问题,到后来慢慢给我吃点东西。这样我才死里逃生,一粒药都没吃过,从伤寒病中活过来了。
这时候,我父亲得到一份叙昆铁路局的工作。叙昆是四川到昆明的铁路局,他就决心到昆明总部报到。我们没有钱也没有东西,只好到处找亲戚朋友。正好找到我嫂子的姑父,他在西南运输局当了个处长,很帮忙。他叫我们冒充他的家属,说他的家属要从柳州到昆明,请西南运输局帮忙,西南运输局都是卡车,卡车上有一个棚子,我们全家就坐在棚子里头。那个时候汽车是非常破的,走几步就得停一下,不是这儿出毛病,就是那儿出毛病,“咣当咣当”走了好多天,先到贵阳,然后从贵阳到了安顺,从安顺再到昆明。
三
一到昆明,终于感觉轻松了。昆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座非常漂亮的花园城市,风景很好,四季无寒暑,树木非常茂盛,茶花开得很漂亮,我们就在那里住下来了。我父亲去昆明郊区小石坝——叙昆铁路局的办公地点报到,被分到一个更远的郊区,叫作齐家村。齐家村没有房子,他们就借了个破庙办公。这个地方都是摆夷族(傣族),没有汉人,我们家当时有八口人,就找了一个摆夷族的家庭租房子住。摆夷族的小房子正厅是养牛的地方,两个侧厅住人,正厅楼上一般是堆给牛吃的稻草,我们只能租这个堆稻草的房子。南方的房子是木头板搭的,一层层铺上去的,都有缝,底下牛粪的味道就往上跑。摆夷族的老百姓很憨厚,对我们都挺好。他们的话我们不太懂,我们的话他们也不太懂,但还是能互相沟通,我还记得一句,他们摆夷族管“吃”叫“阿西杜拉”。后来在父亲办公的破庙里又搞了两小间房子,我们就从那个摆夷族人家里搬出来了。
当时,父亲工资很少,供应也很少,不要说买肉,什么东西都没得吃。摆夷族是这样子,他们在山上坡地种水果,山下平地种稻子。山上水果多得很,桃子、梨子、苹果、板栗,什么都有;他们还有竹林,所以竹子也很多。我跟我二哥没的吃就跑到山上去采水果、挖竹子。那时候,菜也没有,肉也没有,家里就靠我兄弟两个到外头去搞些东西回来吃。那些摆夷族老乡真不错,我们拿他们的水果,搞他们的竹子,从来都没有骂过我们。到了水果园里头,没有筐子,也没有篮子,就把长裤脱下来,两头一扎,把水果丢到裤子里,背在身上回去。那个时候,家里基本上就这么生活,过得虽然很苦,但是还挺愉快。
老百姓家里养了好多鸡,有一次二哥说咱们去弄个鸡来吃,叫我跟他一块去。我比他小两三岁,他说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他去逮鸡,我跟在后头,“哗啦哗啦”跑到人家那里逮了个鸡回来。我父亲是很严厉的,不准我们拿人家东西,二哥就从那个破庙后头挖了个小洞,把鸡从洞里塞进来,不让人家看见。母亲心疼我们,就把鸡煮给我们吃了。父亲一回来发现家里怎么还有只鸡啊,他知道了这事以后很不高兴,但是也没有说什么。
在那住了一段时间,父亲说你们俩总待着不行,还得去上学。他就在附近找了个学校,叫云瑞中学。这是我第二次上中学。云瑞中学离我家有二十几里地,要翻三座山,当时叫三座梁。我们每个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下午再到学校去,路上大概要走三个钟头。有一次下大雨——云南的雨一来,大得不得了,我们一人撑一把伞从村子出来,翻完了第三座梁,看见山洪“哗哗”从山上冲下来,风很大,把我的伞一下子吹到山洪里去了。二哥舍不得那把伞,要把它捡回来,就说你拉着我,我去够那把伞。当时地上非常滑,“哗”一下,他就掉到河里去了,我也拉不住,跟他一块掉到河里去了,结果我们就被洪水一直冲下去好几里地,我已经昏迷不醒了。幸好岸边有几个农民,也赶巧他们正好拿着竹篙子——云南那个竹子是很长的——就用竹篙子把我们捞上来了。捞上来以后,问我们要到哪儿,我们说要去云瑞中学,这几个农民又把我们送到学校去,看我们换下湿衣服,没有问题了,他们就走了。我现在想起来,云南的老乡真是忠厚,救了我们的命,都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说声谢谢,他们就走了,所以到现在我都非常感激那时候的云南老乡。
念了大概一学期,学校闹风潮,也不知道什么背景,开始搞校长,我们就退学了。我姐姐那时候刚好去禄丰县工作,父亲就说你们俩跟姐姐念书去吧,我们俩就跑到禄丰中学念书了。当时县立中学水平很差,我们去了以后,学校挺高兴,看到我们两个人成绩还不错,很重视我们。但是哥哥对那个学校不满意,说学校水平不行,就想要转学。要转学得有个证书,二哥说证书好办,叫我放哨,他一个人偷偷跑到校长办公室,把证书拿出来,但是没找到校长图章,我就照着校长图章刻了一个。我们俩就这样拿上转学证书出来了,他说我们转到城里去吧。城里有个教会学校叫天南中学,我们就转进去了。
天南中学比较贵,在那待了半年,家里负担不起,我们就出来了。后来父亲被滇缅铁路局调到弥渡办公。那儿有一个滇缅铁路局的子弟学校——镇南联合中学,我们铁路子弟上学免学费,父亲就把我们俩送到镇南中学去念书。镇南中学也是教会学校,教学很认真,当时教外语的老师都是美国人,他们不会中文,全部用英文讲课。第一次上外文课,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没有听懂,因为我们学外语的时候是一个字一个字读的。“What is your name ?”他一连读“What’s your name”,我一下子就懵了。
在那念了不到一年,日本人打缅甸,中国决定取消修建滇缅铁路,我父亲就失业了,家里没有钱了。父亲托关系在昆明二十一兵工厂当了个职员,姐姐在易隆整车厂——昆明郊区一个小的汽车修理厂——找了份工作。那时候为了过日子,没有办法,父亲把二哥带到二十一兵工厂当临时工,姐姐也把我带到易隆整车厂当临时工。
当时分配给我仓库的登记工作,有一张桌子,我就坐在那登记,没事的时候就看放在抽屉里的高中课本,领导一来就把抽屉关起来,就这样把高一、高二的课本自学完了。后来,妈妈带着妹妹去陪姐姐和我一起住。我妈妈摆了一个香烟摊子,我就帮她卖香烟。那时候,卖香烟不是一条一条地卖,也不是一盒一盒地卖,而是一根一根地卖,一根几分钱,这么个卖法,
能赚点钱补贴家用。另外我妈又想了个主意,她叫我去昆明齐家村买水果,然后晚上到这边的戏园门口卖。从昆明到齐家村有一段铁路,坐火车要钱,我妈说你就冒充兵工厂的职员吧,穿上兵工厂的制服就不用买票,这样能省点钱。可是我的个儿太小了,穿上制服以后也不像个军人的样子,上了火车以后碰到查票员查票,我说我是兵工厂的,他看我太小了,说你还得交钱,结果送他几块钱就混过去了,我也没有买票。
后来我父亲发现一个学校,不要钱的,叫作国立中山中学。国民党很注重对华侨子弟的照顾,他们上这个学校,不要学费,不要伙食费,也不要住宿费,什么都不要,都是免费的。这所学校也可以招些非华侨子弟,父亲叫我去考,我就考取到这里念书了。国立中山中学是军事化管理的,由部队派军官作为学校的训导主任。学校有两三百人,每天吃饭的时候都要集合、排队、立正、稍息,然后教官说开饭,我们就“哇”的一下冲上去.饭,围着大饭桶使劲地.,一盘盐煮蚕豆搁到桌子中间,一碗饭就着有咸味的蚕豆吃了,就是这样的伙食。每次星期六回家,母亲就给我们带一罐猪油、搞点咸菜,或者炒点米,怕我们吃不饱。回到学校吃饭的时候就拌点猪油,这样能增加一些营养。
高中毕业的时候举行了会考,我记得考完以后,大红榜贴在一面很大的墙上,我是第一名,保送到西南联大。我想大哥是电机系的,二哥是土木系的,那我就报机械系,这样我们一家就什么都能搞了。高中生活就这么结束了。
四
总结一下,我的小学共花了四年,念书大概有三年的样子。中学算上打工、做生意共花了六年,念了六所中学:泰和中学、云瑞中学、禄丰中学、天南中学、镇南联合中学、国立中山中学。六年里头,实际上没有念到四年,大致是这么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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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导
张钧
《述林》主编, 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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