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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杜勒斯被称为美国第一号间谍。在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中他是一个重要角色，也是美国情报史上的传奇人物。在美国组建中央情报局时，他的情报理念深深打动了国会议员和美国民众；此后，他成了美国历史上任职最长、影响最大的中情局局长。现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身上，仍保留着杜勒斯的印记。杜勒斯死后，在
他举行的悼念仪式上，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要是天使稍不留神让杜勒斯混进天堂，那他肯定会杀掉一批
天使
，甚至还会暗害几个天神。
那么，杜勒斯的谍报天赋是如何在二战中崭露的？他的情报工作为促使德军早日投降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美国第一号间谍、中情局之父——艾伦·杜勒斯（上）
艾伦·杜勒斯
艾伦·威尔逊·杜勒斯1893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先后工作和游历于法国、印度、中国和日本。后来效力于美国国务院，负责近东事务。
1941
年7月，47岁的艾伦·杜勒斯加入了新组建的美国战略情报局，战略情报局是后来的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当时负责为白宫提供战时情报。第二年，他以“美国驻瑞士大使特别助理”的身份被派到瑞士，代号110。他的使命是，在这个各国间谍云集的中立国家，搜集纳粹德国的情报。
来瑞士之前，情报局负责人多诺万就交代过：德国内部存在一股反对希特勒的地下势力，应伺机与他们建立联系。1943年8月，一个德国人走进美国驻瑞士大使馆，他从口袋里掏出个信封说：“里面是新近发往柏林的绝密电报摘要。我有一个朋友在德国外交部工作，类似的情报还有很多，我仅仅作为他的信使。”杜勒斯负责处理这件事。并与信使约定，要亲自与那个在德国外交部工作的人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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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与杜勒斯见面的依然是那个信使。原来，那个所谓在德国外交部工作的朋友，就是他本人。杜勒斯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我们怎么相信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德国情报机构派来的奸细？”那人从容的回答说：“很简单。如果我是一个奸细，那我为什么带着186份文件，而不是两三份？”说着，拿出厚厚的一摞文件。
经过简单的查阅，杜勒斯发现这186份文件中，有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谈话的备忘录，德国潜艇与日本潜艇会合的地点，德军谍报局设在葡萄牙某港口的谍报网情况，这个谍报网专门监视盟军运输船队的动向，……件件都是绝密的东西！接着来人介绍了自己的背景：“我叫弗里茨·科尔比，在德国外交部供职。我的工作是，每天将所有的文件过目，然后编出摘要确定将哪些文件呈递给外长里宾特洛甫。我恨纳粹主义。这些文件都是绝密级的，如果你们需要，我愿意定期提供给美国政府。”
里宾特洛甫
杜勒斯与科尔比约定，两个月之内，让他再来伯尔尼联络。杜勒斯把留下的文件细细过目了一遍。这些文件反映了第三帝国的核心机密：它的优势、弱点和内部的争斗。看来科尔比在挑选时确实费了苦心。
可是杜勒斯的上司对这位神通广大的德国人却持怀疑态度。美英两国的情报分析专家都被动员起来，鉴定科尔比情报的真伪。最终的结论是：科尔比送来的材料是真实的。不过他们还是怀疑这也许是德国人使用的伎俩，是为传递假情报作铺垫。但直觉告诉杜勒斯，科尔比是真诚的。1943年12月，他再次致电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为科尔比担保。多诺万也倾向于这一点，并将此事报告给了罗斯福总统。
于是，在半信半疑中，战略情报局开始在战术层面上使用科尔比提供的情报。1944年3月，战略情报局突然需要一些有关日本的政治、军事情报。由于其情报重点一直放在欧洲，只好求助于伯尔尼情报站，看杜勒斯能不能及时与科尔比联系上。杜勒斯想到个主意：从苏黎世向科尔比发一张明信片：“亲爱的朋友，也许你还记得我的小儿子。他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我想为他准备一些日本玩具。你能不能在柏林帮我找一些？”
复活节过后几个星期，科尔比果然出现在杜勒斯面前，他不负厚望，带来了大量微缩胶片，里面包括日本海军舰队的战斗序列，德国间谍从东京发回的有关日本政治、经济形势的估计等。杜勒斯兴奋地致电华盛顿：“他带来了两百份以上价值极高的复活节礼物。”
艾伦·杜勒斯
一个偶然的机会，杜勒斯结识了德国驻伯尔尼领事馆副领事汉斯·吉斯维乌斯。在随后的交往中，吉斯维乌斯表示，自己是反希特勒组织“黑色乐队”的成员，并“可以列出一个愿意看到希特勒死去的德国将军的名单，并帮助你与他们取得联系”。他还向杜勒斯透露：“3月13日一个爆炸装置会放在元首的飞机上。”他说，现在密谋分子需要的是从杜勒斯那里得到保证：一旦政变开始，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府将对政变表示支持。
见杜勒斯显得有些犹豫，吉斯维乌斯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翻开一页念了起来。那是前不久杜勒斯刚从伯尔尼发往华盛顿和伦敦的一份报告，报告中预言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将参加推翻他的岳父、意大利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的政变。报告用的是美国大使馆的外交密码，不料被德国人破译了。吉斯维乌斯告诉他，这份电报是德国海军观察处大名鼎鼎的X－B机构破译的，已经呈递给希特勒，希特勒把报告转交了墨索里尼，因此政变已经不可能发生了。
看到对方拿出了此等绝密信息，杜勒斯不得不相信吉斯维乌斯的诚意。他没有更换已经被破译的密码，因为这样做的话德国人就会通过检查文件分发的范围找到泄密者。但这套密码的作用只能用来欺骗德国人了。从此，杜勒斯通过吉斯维乌斯，与德军高层中反希特勒的组织“黑色乐队”建立了联系。
艾伦·杜勒斯
1943
年3月13日，德国果然发生了一起谋杀希特勒事件，行刺者名叫冯·施拉勃伦道夫。他与在德军谍报局的同谋偷偷的在希特勒的座机上安装了一颗炸弹。这一天希特勒将乘飞机视察斯摩棱斯克，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飞机没有爆炸。
原来这颗炸弹要靠硫酸腐蚀金属引线来引爆，而飞机穿行在云层上空，硫酸还没来得及流出就已经冻结了。事件发生后杜勒斯报告华盛顿：“希特勒在党内的声誉已经动摇”。
从1944年1月底开始，杜勒斯的报告越来越多地涉及德国反希特勒组织的情况。1944年4月初，吉斯维乌斯带来了德军前总参谋长贝克的口信说：他们准备起事，希望盟国方面予以承认。4月7日杜勒斯将此事报告华盛顿。7月初德军谍报局的信使来到瑞士，带来了“黑色乐队”暗杀希特勒的全部计划。
7
月20日
，杜勒斯期待已久的事终于发生了，在希特勒的司令部，有人向他发动了炸弹袭击。但不久后柏林电台称，元首只受了些轻伤，政变已被挫败。随后传来的消息是贝克已经自尽，实施暗杀行动的施陶芬贝格上校被行刑队处决。但对杜勒斯而言，7月20日事件无疑是他在情报上的一个胜利。政变发生前，英国人死活不肯承认德国存在一个反对希特勒的地下组织，事实证明他们错了。
1945年初，战局已经十分明朗。纳粹党卫军意大利战线负责人卡尔·沃尔夫将军的两位代表也来到了杜勒斯面前。杜勒斯知道沃尔夫是希特勒的宠臣，在党卫军中的地位仅次于希姆莱和卡尔藤布鲁纳。这样的人来谈判和平之事，让他不得不怀疑。为了考察其诚意，杜勒斯给这些纳粹分子出了道难题：两位意大利游击队重要人物帕里和乌斯米安尼落在盖世太保手里，如果沃尔夫真有诚意，他就想办法释放这两个囚犯。几天后，这两位游击队领导人被送到杜勒斯手中，接着沃尔夫也来到瑞士，要与杜勒斯就投降问题直接谈判。
杜勒斯则要求对方尽快安排意大利战线的德军投降，在他看来，既然沃尔夫的党卫军可以凌驾于德军之上，那么由他安排投降应该是没问题的。沃尔夫答应回去说服意大利战线德军统帅凯塞林元帅和其他纳粹头目，他还表示自己与凯塞林私交很好。
杜勒斯的报告发到战略情报局总部时，最高兴的莫过于他的老板多诺万了，他立即对情报进行了加工，将杜勒斯所说的“沃尔夫及其一行准备认真地谈判”，改成“他们表示准备作出关于德国在意大利北部停止抵抗的肯定承诺。”结果一个试探性的情况报告，变成了既成事实。华盛顿立即把这份情报通报给英国。1945年3月12日苏联也得到正式通知。紧接着盟军地中海战区总司令亚历山大元帅派出两个接收大员来到伯尔尼，准备接受德国人投降。元帅还为这次行动规定了一个代号，叫“日出行动”。
多诺万
盟军这边兴高采烈，没想到这时沃尔夫却表示，凯塞林元帅已被召回柏林，吉凶未卜。没过多久，凯塞林被任命为西线德军总司令，职务又升了一步。沃尔夫一下又来了劲，跟盟军的两位将军说这次他可以把投降的规模扩大到整个西线。
但将军们等了一个星期没任何消息。此时盟军正一步步向前推进，如果不能赶在盟军取得重大胜利之前促使德军投降，那么这个行动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可是凯塞林元帅没有同意沃尔夫的请求，他也没有去告发沃尔夫的叛国行为。
沃尔夫碰壁后回到柏林，他晋见了党卫军头号人物希姆莱，想得到支持。希姆莱希望沃尔夫进行试探，但在他看来，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机还没有成熟，盟军还没有兵临城下，而更重要的是元首还没有死，他无法采取行动。
此时远在伯尔尼的杜勒斯已经如热锅上的蚂蚁。要知道此事英国方面捅到了丘吉尔那里，美国方面也已上报罗斯福。一直等到1945年3月26日，沃尔夫总算带来口信，说这次他将带来一个“完整的方案”。但是直到4月11日还没有新的消息，两位将军开始怀疑这是沃尔夫策划的一个骗局。
就在这时，罗斯福总统突然逝世，新总统杜鲁门上台后得悉“日出行动”的内情，立即命令战略情报局停止在伯尔尼与德国人接触。杜勒斯4月20日收到了总部电报，可是第二天他得到消息：沃尔夫将军已经带人在前往瑞士的路上，准备立即就意大利的德国陆军、党卫军以及盖世太保的投降问题与盟军磋商。
杜勒斯立即向卡塞塔盟军最高司令部请示。亚历山大元帅上报华盛顿，但刚刚上任十几天的杜鲁门总统不想改变自己的指令。1945年4月26日，杜鲁门总统对“日出行动”终于有了新的理解，让亚历山大元帅派人把德国使节接到卡塞塔，签署投降文件。5月6日，杜勒斯被召到艾森豪威尔设在法国的前线指挥部，出席德军的投降仪式。
战争终于结束了，对杜勒斯来说，持续六十五天的“日出行动”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项创举。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总统解散了战略情报局。1945年底，杜勒斯回到纽约，不久被选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