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2日，哈佛大学中东研究中心（CMES）知名教授罗杰·欧文（Roger Owen，1935—2018年）去世，享年83岁。
26日，哈佛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官方网站发布了主任威廉姆·葛瑞纳（William Granara）教授的消息：
我写信是要告诉我们的同事、老师和朋友罗杰·欧文上星期六去世的噩耗。罗杰是中东研究领域的一位杰出人物，也是哈佛大学中东研究中心深受所有人爱戴的前辈。此时，他的家人正在做安排，我写信告诉你们，我们将在二月中旬缅怀他的生命、他的学术和他的遗产。
罗杰·欧文1959年本科毕业于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专修政治、哲学和经济学，随后在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奥学院读经济史博士，1964年博士毕业。欧文师从中东史学界泰斗阿尔伯特·胡拉尼，博士论文是《棉花与埃及经济，1820—1914年》（Cotton and the Egyptian Economy, 1820–1914）。
毕业后，欧文留在了牛津大学教中东经济与社会史，并曾4次担任圣安东尼奥学院中东中心主任（1971—1974年、1980—1982年、1986—1988年和1991—1993年）。1993年，欧文作为A.J.梅耶（A.J. Meyer）教授入职哈佛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于2012年退休，但一直作为教授住在剑桥，并继续从事科研和教学。
欧文的一生主要关注中东政治、经济和社会史，有影响力的著作主要有：
1、《中东研究的一生》（A Life in Middle East Studies，2016）
2、《阿拉伯总统一生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Arab Presidents for Life，2012）
3、《克罗默勋爵：维多利亚帝国主义者，爱德华七世总督》（Lord Cromer: Victorian Imperialist, Edwardian Proconsul，2004）
4、《现代中东形成的国家、权力与政治》（State,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2004）
5、《世界经济中的中东，1800—1914年》（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1993）
6、《棉花与埃及经济，1820—1914年：贸易和发展研究》（Cotton and the Egyptian Economy, 1820-1914: A Study in Trade and Development，1969）
《中东研究的一生》是欧文教授人生中最后一本著作，记录他从事中东研究的心路和历程。为了纪念一代中东研究巨人的离世，本文选择部分内容进行编译，与大家共勉。
前
言
我写《中东研究的一生》这样一部不完全的回忆录的决定，和两个互相关联的思绪有关。首先，在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我就逐渐意识到，参与智识活动的男人女人们的自传，比如说，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自传，很少会谈及他们是怎样获得、持有他们教授、和写作的观念的。我为此而感到奇怪。
其次，是我在牛津的导师阿尔伯特·胡拉尼（
Albert Hourani）
在聆听关于他所谓的，像比如说，牛津的理查德·瓦尔泽（
Richard Walzer）
那样的著名东方学家的“智识形成”的个人叙述上的兴趣。尽管值得注意的是，胡拉尼本人并没有进行这样的演练，因而也就使他的杰作——《阿拉伯思想与自由主义时代》
(
Arabic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
（的来历）成为了一个持久的谜。
就我而言，我开始相信，对现代中东研究的学生和从业者来说，在了解他们的领域的历史的同时，也知道一些关于这个领域的先驱——是他们，在更广泛的现代区域研究领域中，把中东研究建立为一个独立的事业——的事情，那就更好了。而且，看起来，这样看待这个领域也是有好处的：中东研究不只是一套观念和思维方式，也包括一套制度和实践，而这些制度和实践，恰恰是这个领域的先驱者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立，并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在许多个领域的中心运作的。
我足够幸运地，先是在一个这样的中心，即牛津大学的圣安东尼奥学院做研究生，而后又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担任了那里的讲师。下面的文字，是一段非常个人的经验——我开始了解作为研究对象的中东，和此过程中涉及的许多令人愉快（在一些情况下，则令人不快）的经验，我和两位妻子，先是乌苏拉，后是玛格丽特，以及更为新近地，我和我的搭档鲁斯的旅行——的历史。它还包括对这个领域的分析——从它的草创时期，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我出于我在引言中所述的种种理由，认为它已经达到一种自立的成熟状态的时候——再后面的，则是我关于这个领域的现状，和它在一个不可避免地充满争议的未来将去往何处的一些想法。
最后，我还应该指出，尽管按我的设想，这本书的读者应该是那些参与现代中东研究的人。但我相信，对那些可能对这个领域的组织与实践和临近领域，如非洲研究、拉美研究或东亚研究的组织与实践有什么相同或不同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本书也值得一读。
引 言
1955
年的一个夏日，我听到一个新的、不同寻常的声音。当时正在服兵役的我，正坐在从我们在科尔切斯特的总部，向萨福克郡的斯坦福训练区缓慢移动的信号车队前列的一辆小敞篷军用车上。我的部队为监督英国陆军的模拟对战的裁判提供无线和电报通讯，这样的模拟战每两周打一次，是为与苏联对战准备的——而每个人都祈祷那天不会到来。这是一个无聊且经常让人恼火的工作：在高树篱间的窄路上龟速行驶，分给我们搭营地的地方是满地粪便的林中空地。晚上，为了确保网络在演习的三十六个多小时里保持运作，我们还睡不成觉。
不过，在这一次行动途中，我们的一个很不守规矩的信号员，把他的收音机调到了
BBC
频道，当时正在播的，是电影《荣华富贵》中轰动一时的名曲《天堂里的陌生人》。音乐改编自鲍罗丁的《波罗维茨舞曲》，在它模仿的，俄帝国刚刚跨过中亚草原征服的穆斯林哥萨克人和鞑靼人的土地上的狂野的声响中，我恍然觉得，车队也随之而驶向东方。它听起来像是一声紧急的呼喊，一个诱人的许诺：在东方，我将获得比我在无比乏味的丘吉尔
/
伊顿的保守党政府（
1951
年他们取代了改革主义的工党政府）统治下的英国能够找到的一切更令人激动的经验。
当然，这不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远方、和异域了——几年后，它们被合并在“东方学”这样一个总称之下，也是我后来努力推翻的一种总体化的、傲慢的，研究东方的进路。和我这个年龄、这个阶级的每一个英国年轻人异域，我看过一系列充斥着邪恶的维齐尔（
译者注：相当于今天的“首相”或“总理”
）、被囚禁的公主、神灯、飞毯的电影和故事。其中就包括二战期间的一部令人激动的苏联电影《火鸟》，和迈克尔·鲍威尔令人着迷的《巴格达窃贼》，后者实际上包含《一千零一夜》的每一个出现魔法的时刻：一个邪恶的精灵，一个蜘蛛怪，和一匹机械马。后来，在我开始读到
T.E.
劳伦斯的时候，我甚至更加为沙漠这个概念而感到激动了，我是在看到科尔达兄弟的《四根羽毛》时得知这个东西的。《四根羽毛》是在苏丹和埃及拍的，在影片结尾的时候，数百名士兵骑着马和骆驼，在从喀士穆延伸至尼罗河的一片沙漠平原上作战。后来，在我父亲于
1946
年去联合国工作后，当我在纽约外生活的时候，我对东方之地的迷恋又加深了。在那里，我知道了一些关于犹太人针对巴勒斯坦的英国人的暴动事件，并为像以色列之声（
Kol Yisrael）
和民族军事组织（
Irgun Zvai Leumi）
这样的新词而感到困惑。
接着，就像发生了另一个奇迹一样，就在我听到鲍罗丁的呼唤几周后，我自己，作为为了为二十四小时监视塞浦路斯岛附近水域的雷达点提供通讯而仓促召集的一支信号部队的成员之一，我自己也动身向东了。目标是，防止非法军舰来支持塞浦路斯人的民族组织，即我们所谓的
EOKA
游击队，当时它正在为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斗争。尽管技术上说，塞浦路斯并不是中东的一部分，但在我们走出飞机，抬头看到尼科西亚机场的夜空——空气还可以感觉到白天阳光的余温，甜美而未知的气味撩拨着我们的感官，鸣叫不止的蝉像无数个向着黎明滴答的时钟——的时候，它还是给我们一种强烈的，东方的感觉。
不久之后我就发现如果坐飞机的话，其实尼科西亚离特拉维夫、耶路撒冷东部、贝鲁特和开罗其实很近。在
1955
年
12
月末和
1956
年
1
月初的圣诞假期，我也真的动身过去了，后来，
1956
年
5
月在我从塞浦路斯的部队（不是英国的部队）退役——为了让东地中海之旅的时间再长一些——的时候，我又去了一次：六月初，我在埃及待了十天，然后去以色列过了我的二十一岁生日。也就是在这时，我真的迷上了东方——因为甜美的早夏傍晚、圣经上的废墟，当代政治的持续冲击这个迷人的组合。
我遭到的政治冲击有，在以色列听到巴勒斯坦的敢死队袭击在内盖夫北部生活和旅行的人的新闻，被卷入耶路撒冷东反对约旦被写入英国倡导的巴格达公元的反英暴乱，以及，在埃及，因为参与最后一批英国部队按
1954
年
10
月的苏伊士协定如约撤出运河区的行动而获得的，政治上的巨大的兴奋感。不过，所有这些兴奋感，与我彻底爱上这个地区的那个时刻相比，都不算什么：当时我和父亲的一个朋友坐在开罗老赛米拉米斯宾馆的露天餐厅里，温暖的空气了充满了城市的嘈杂声，墨黑的尼罗河在脚下静静地流淌，远处，则是金字塔的模糊形状。
回到英国，一切看起来都安排的很清楚了——中东，特别是埃及，一直在我心中。虽然在
1956
年
10
月我去牛津大学读本科的时候，我实际上没能研究当代中东——因为没有关于中东课程——但在英法以三方联合袭击埃及（这是我就进大学几周后发生的事情）后，我又积极关注起这个区域来。这次袭击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引发了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分裂，后者又为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和各种形式的抗议所激化。我本人则觉得试图重新占领后殖民世界（我相当确定，殖民的时代已经过去）的一部分这件事情错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要是我像一些信号员一样，被重新召回中东去服役的话，我将不得不退役并承担后果（以公民不服从的方式来表达抗议）。无疑，就像安德鲁·辛克莱写苏伊士运河事件的小说《
Breaking of Bumbo
》的主人翁一样，这样一来，我就得在军事监狱坐上几个月的牢了。
接着，在我三年大学时光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憧憬着有一天，我可以通过在外交部门任职而回到中东，但事实证明，不可能，因为在应聘考试中，我的分数不够高，没考上。
于是我在家和母亲一起等待事情的转机，幸运的是，在充满挫折的几个月后，我迎来了两个机会：一个是圣安东尼奥学院的面试，最终通过面试，我得到了以研究生的身份重返牛津，研究中东经济史的邀请；另一个，则是受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的委托，进行《利比亚政治经济调查》研究，但对于这个国家，我一无所知。
于是，我决定在我即将到来的蜜月期间，去那个国家看看。我父亲在联合国工作时的一个朋友为我的妻子——乌苏拉和我在的黎波里找了一间公寓。以此为基地，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当地的专家交谈，并乘坐一辆借来的汽车四处旅行，还一直走到了东边的昔兰尼加，又一次，我们还坐飞机去了南边的一个沙漠钻井场，当时那里才刚发现第一个油田。神奇的是，看起来整个国家都属于我们，从班加西周围的绿山，到盖尔杨的穴居人洞穴，以及布满耸立在沙丘背景前的希腊和罗马废墟的空旷海滩——大莱普提斯、塞布拉萨、昔兰尼加。
接着，
1962
年，我又去了埃及，和妻子一起，在扎马雷克的富裕郊区生活了一年。我们都在开罗的美国大学
教英语。在我的申请得到批准后，我每天都会去阿卜丁宫，搜查我在牛津的博士论文（我写的是十九世纪埃及的棉花出口）所需的档案。那年冬天，我们还顺着尼罗河去帝皇谷玩了一次，接着又沿着尼罗河从阿斯旺坐船到阿布辛贝神庙（就在它被搬到悬崖上以防止新建的阿斯旺大坝使纳赛尔湖水上涨淹到它之前）。最后，
1963
年早夏，在快速游览贝鲁特和刚与耶路撒冷西分开（通过一堵墙）的耶路撒冷东后，
6
月，我们乘飞机从开罗返回了伦敦。
我们在纽约度过了下一个学年，也就是
1963
年到
1964
年，在那里，我完成了我的论文，然后在
1964
年秋季学期回牛津讲中东经济史的课。这个职位一开始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特别是因为，约旦王储哈桑·本·塔拉尔也在那门课上，他当时是基督教会学院的本科生，但我正确地假设，在中东政治经济情况的许多方面，他知道的可要比我知道的多得多。
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中东惊人地安静，因此，当
1967
年的五月危机迅速升级为六月战争的时候，每个人都被吓到了——这个戏剧性的事件在短短的、让人喘不过气的、难以理解的五天里，永远地改变了这个区域的面貌。六月战争迫使我修订了我之前做好的，
1967
年到
1968
年学年到耶路撒冷东改善我的阿语的计划。
相反，我做了一个临时决定：去黎巴嫩的小山村，英国外交部资助的中东阿拉伯研究中心（
MECAS）
所在的舍穆兰待一阵。不久之后我们就发现，战争后这个地区的条件，为我创造了一门中东政治的速成课，这个学习的过程始于黎巴嫩，但也延伸到了安曼和巴格达，后来还延伸到了开罗，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占领的西岸。我的老英国黑色护照上的那一系列模糊的阿拉伯语日期签章记录了这些来来回回的形成。
如此，我充分地见证了，以色列那边几乎不加掩饰的胜利主义，和阿拉伯那边的苦痛与羞辱，是如何创造出一种新的决心，这种决心在阿拉伯左翼及其在巴解组织的武装盟友那里，以及激进民族主义的高涨中得到了最直接的表达——他们在为寻找反击以色列和被他们视为以色列的主要盟友的美国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的方式而斗争。
在回
1968
年晚春时从贝鲁特回英国的路上，我的妻子和我也遇到了一种类似的激变感。我们从汽车渡口到了尼科西亚，在塞浦路斯待了一个星期，在那里，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族群张力跟我上次离开这个岛，也就是
1956
年的时候相比高涨的厉害。在沿南土耳其海岸行驶的时候，我们看到土耳其的侵略驳船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停在那里。
不久之后，在我们经过被巴黎和其他地方的学生起义震撼的欧洲的时候，我们又见证了另一个革命变革的区域。中东是一个单独的，令人惊奇和欣喜的地区的感觉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通过以民族主义、革命、解放和武装斗争为焦点，受冷战的双方即美国和苏联支持、为之所激化的全球意识形态，与世界其他地区直接关联的，激烈斗争的驾驶舱。这样的情景几乎没有给像先前的我那样的人——希望保持超然、对一切人友好的人——留下任何空间。
1969
年，我回到埃及参加一次庆祝旧城落成千年的国际会议，却发现它变成了一个比我们上次离开的那座城市更乏味和令人沮丧的地方。到处是崩塌的、铺上沙包的墙——为了保护主要的建筑物不受以色列的轰炸——外国的新闻报刊或其他显眼的，与外界的关联都没了，进出都需要检查护照和现金——这个城市看起来比它在
1962
到
1963
年的时候更像一座监狱。
然后，当我开始进入一个更加政治的时期的时候，我去科威特（从
1970
年开始）参加了一次巴勒斯坦学生举办的会议，并在回来的时候，路过了大马士革。在大马士革，我拜访了巴勒斯坦和贝鲁特人民解放战线的办公室。甚至更具戏剧性的是我会安曼的时候，当时标志着巴勒斯坦武装派系和约旦军之间的死斗（事后人们称之为“黑色九月”）的开端的暴力正在升级。
现在，回顾来看，我认为，最后这段经验，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转折点。短期来看，我结束了一个兴奋的（尽管是天真的）充满信心的时期。那时，我认为，在中东，我去哪里都不会有太大的危险。我妻子和我刚收养了一个女孩，她比我更清楚，考虑到新的家庭义务，我断不该无端地使自己置身于险地。几乎同样重要的是我的这些行为的高度的政治性质，不仅我对科威特和安曼的访问是政治性的，我在那里培养的新的友谊，和我日益上升的政治名声——我被认为是进步势力及其激进政治变革计划的支持者——也是高度政治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