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兵制是宋代军事制度的一次重要变革，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南宋后期。对于将兵制的研究，最初始于王曾瑜先生的《宋朝兵制初探》，在此书中王先生对于将兵制的产生、发展及内容都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初步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列出了环庆、泾原、东南各处将兵驻地，但仍有大量将兵驻地未能确定。随后李昌宪先生的《宋代将兵驻地考述》（以下简称《考述》）一文对于将兵的驻地又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索，基本上对所有将的驻地都给出了考证或猜测的地点。王曾瑜先生的《宋朝兵制初探》再版改名为《宋朝军制初探》（以下简称《初探》），在吸取了《考述》一文的部分成果的基础上对将兵驻地相关内容进行了增订修改，排除了《考述》的推测部分，可考证部分的结论与《考述》相差不大。囿于材料所限，前人的一些考证还不够详尽，有些还存在错误。本文试图进一步运用更多材料探讨宋代将兵的驻地问题，力求能够将这一军制问题勾勒得更加清晰。
在讨论将兵的驻地之前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明确：首先，将兵的驻地并非局限于固定的一地，随着军事任务需求的变化，将兵的驻地有时也会临时发生改变。如环庆路第四将按《续资治通鉴长编》本应在怀安镇，《曾公遗录》记载“近因筑新边，移第四将李浦于定边城驻扎，却乞移归怀安镇，令照管怀明一行部族”，史籍往往不会记录这些临时的变化，但在西北边防地带此类变化应该不少。
其次，将兵也需要根据军事任务需求进行更戍，每将通常都是整将出戍，对于经常外出更戍的路一级单位如开封府界、京东路、京西路等，驻地只长期驻扎一部分将兵。出戍地点经常会发生变化，但将兵的住营地点一般变化不大，这里所讨论的将兵驻地都是将兵的固定营地所在。
再次，由于禁军在编入将兵之前往往分为多个指挥，屯驻于多个州县，出于军事任务需求和补给的需要，在形成将兵后也未必是全部集中于正将和副将所在的两地，有可能有数个指挥在其他地点驻扎。如建炎元年被派驻到临安府的京畿第二将，就是“陈留、雍丘、尉氏、鄢陵、阳武屯驻兵”，驻地范围已经大大超出《永乐大典》卷一八二零七所记载第二将驻扎的陈留一地，甚至还有未见记载于京畿将兵驻地的鄢陵和阳武。
开封府界将兵驻地：
《考述》引用《宋史翼》中出现的“京畿第十四副将”，认为徽宗时府界至少增加了四将的兵力。此条记载最早出自明代成书的《莆阳文献》，传主林师益自鸡泽县尉上书，“论边防利害，讥切时政，留京师听旨。金虏深入，臣僚以师益所论多可采，有旨差充京畿第十四副将”。然而府界将兵自宋神宗创立时起，人数就严重不足，“府界诸路将下阙禁军数万不少，朝廷虽累经招拣，终未足数”。宋徽宗时期由于财政压力，禁军人数更一直呈减少趋势，虽然一度为建四辅而新增几万兵力，但随即就迅速被裁汰，到后期甚至“翊卫京城之兵营十无一存者”。以一将三千人的兵力计算，新增四将约有一万二千人，这样大规模的兵力增加，丝毫不见于其他文献记载，是不太可能的。南宋成书的《朝野类要》也只是记载“京师旧有十将，今第二将驻扎临安府者，缘昔日差出招捉寇盗因而屯此也”，说明在南宋人的认知中截至建炎元年京畿第二将迁至杭州时京畿的兵力也只有十将而已。不过山西艺术博物馆藏《宋武功大夫高公墓志》也确实有“京畿第十一将”的说法，说明北宋末年京畿路确实是曾经授予过超出十将以上的官职，但不论“京畿第十一将”还是“京畿第十四副将”应该都只是一个虚衔，也就是所谓“添差”，为了抬高传主的身份，在墓志和传记的记载中略去了添差的字样。添差将官的情况经常出现于南宋东南十三将，如宋高宗时都遇“添差东南第二副将，庐州驻扎”，宋孝宗时贺允“添差东南第四将，明州驻扎，不厘务”。
京东、西路将兵驻地：
《考述》根据京东路指挥数的情况认为南京应有二至三将，其中宁陵县也应有一将，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考述》认为广济军以一县之地驻八指挥的兵力因而应有一将的设置，这就有可商榷之处。据李纲拟定的一份各地帅府、要郡、次要郡名单，京东路的帅府、要郡为青州、徐州、袭庆府（兖州）、莱州、登州、密州、东平府（郓州）、应天府、济南府（齐州）、濮州、兴仁府（曹州），包含了京东路所有已知的将兵驻地，未能确认的两处将兵驻地应有极大概率也在这一名单之中。而广济军不但不在这一名单内，甚至也不在五处次要郡之列。《宋史·地理志》记载“熙宁四年，废军，以定陶县隶曹州。元祐元年，复为军”。广济军不在名单内当是废军之后地位逐渐降低的结果，因此广济军成为将兵驻地之一的可能并不大。
《考述》以驻军数量来寻找将兵驻地的方法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京东路已知的几个将兵驻地中，虽然曹、郓二州都屯有相对较多的兵力，但徐、青、齐这三州的驻军数量却并没有明显的数量优势。如果把这五州放在一起寻找共性的话，不难发现这些将兵驻地都是节度军州，说明在选定将兵驻地时是有考虑到传统重镇的战略意义的，因此京东路的两个未确定的将兵驻地应即为剩下的两个节度军州密州和兖州。
熙宁八年至十年苏轼知密州时曾作诗描述宋神宗置将兵的状况：“君王有意诛骄虏，椎破铜山铸铜虎。联翩三十七将军，走马西来各开府。南山伐木作车轴，东海取鼍漫战鼓。汗流奔走谁敢后，恐乏军兴污质斧。”后文描述宋神宗变法的执行情况为苏轼亲身经历，“保甲连村团未遍，方田讼牒纷如雨。尔来手实降新书，抉剔根株穷胍缕”，故之前所述积极筹备将兵的场景也应该是苏轼在密州亲眼所见，即密州置有一将。
另外，虽然京东第二将于谷熟县和徐州都有驻军，但第二正将实应驻于谷熟县，苏轼曾提到“雷胜，陇西人，以勇敢应募得官，为京东第二将。膂力绝人，骑射敏妙。按阅于徐，徐人欲观其能，为小猎城西”。从文意来看，第二将雷胜只是借阅兵的机会才偶然来到徐州，如果雷胜是长期在徐州驻扎的话，出猎应该是很平常的事情，徐州人也不会“欲观其能”，甚至“观者数千人”。
《考述》认为京西第一将在西京洛阳、京西第五将在京西南路、京西第十将在郑州，这些应该都是正确无误的。其中京西第五将在京西南路还有其他证据，如京畿第二将一样，南宋时仍然保有京西第五将的编制，孟珙因抗金有功“升京西第五正将，枣阳军总辖”，驻地迁移至枣阳军当是因为宋金战争的微调，京西第五将应该是一直在京西南路的范围内才得以在南宋继续保留编制，应在有记载驻扎禁军的襄、邓二州之一，第六将已知在邓州，则第五将应在襄州。
前述以节度军州为将兵驻地的标准，京西路也完全符合，已知的许、孟、陈、邓、滑五州加上《考述》猜测的西京、襄州、郑州都是节度军州，则剩余的第八、第九将驻地应即为蔡州和汝州，李纲奏议中曾提到“杜湛下人兵只计二千余人，原系蔡州将兵”，即可为证。《三朝北盟会编》记载“银术陷汝州”“将兵王俊聚众后据伞盖山”。汝州在政和四年升为陆海军节度，可能就与增设为将兵驻地有关。
河北路将兵驻地：
《考述》和《初探》都认为河北初置十七将不久后就又增加了二十将，这对史料的解读较为片面。《考述》和《初探》作为河北路有三十七将的证据的两条史料都出自《续资治通鉴长编》，一条是熙宁七年十二月，“至于检中上书，草泽亦能道三十七将，二十万兵”，另一条是熙宁八年四月，“近复置立河北三十七将，各专军政，州县不得关预”。但就在这两条史料之后的元丰三年九月，还有“陕西四十二将、河北京东府界三十七将，皆朝廷所选择，然尚多庸人”这样的说法，如果说这时河北将兵已经增加到了三十七将，那怎么仍然会有“河北京东府界三十七将”的说法呢？《文献通考》记载“陕西诸路四十二将，河北诸路三十七将，而东南才十三将”“合诸路九十二将”，恰好描述了元丰四年二月设东南十三将时全国的将兵数量，这里所说的河北诸路三十七将是包括了河北、府界、京东、京西的三十七将。在《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并且明确指出河北、府界、京东、京西三十七将“所领屯戍等兵二十万人”，证明了把第一条史料中的二十万兵解读为仅河北一路的将兵是不正确的。而第二条史料提到的“河北三十七将”这种说法，《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确实是有一些河北第十八将及以上的编制记载，似乎可以加以印证，但这些记载却都仅见于熙宁七年十二月到熙宁八年十二月的短短一年之中，很可能是因为最初置将兵时的规划是以河北、陕西两大区域划分，河北包括河北、开封府界、京东、京西，陕西包括陕西、河东，在创置初期就习惯用河北加上连续编号去称呼河北区域内不属河北路的将兵，后来为避免混淆才改为用各路独立的编号。
《考述》总结河北将兵驻地的两条重要规律是一路副总管兼任本路第一将驻在本路首府且河北四路将兵番号通排，据此可以把已知的各路首府驻扎的将兵列出来，即定州路的定州第一将、高阳关路的瀛州第六将、真定府路的真定府第十一将，再加上已知第十五将在澶州，并且真定府路至少也应该有三将，则大名府路的首将可知是大名府的第十四将。这样可以确定定州路是第一至五将，高阳关路是第六至十将，真定府路是第十一至十三将，大名府路是第十四至十七将。以下分别讨论各路尚未确定的将兵驻地情况。
定州路已知第一、二将在定州，其他各州中，驻兵最多且战略意义最为重要的当属保州，应有一将的编制。翟进曾“改河北第四将，往至遂城”，广信军和安肃军都是由易州遂城县所分置出来，战略意义都颇为重要，“其安肃军、广信军切须以宿将重兵镇守控扼，以备侵轶之患”，驻扎的兵力也差不多，“知广信军张奂二千五百”“知安肃军王澈二千”，和已知驻有一将的霸州兵力五千人比起来又都不足，应该是两地共驻有一将的兵力。在剩下的州军中，则以深州驻军最多，且深州地处交通要道，“深州武强道旁，系北使过往路”，也有驻扎一将的价值。在保州、广信军、安肃军的防御体系中，保州处于核心地位，保州一将的番号理应排在广信、安肃军一将之前，这一点从一方保定古莲池碑刻题记所记保州知州兼河北第三将可以确认：“元祐四年九月十一日，客省副使、权定州路兵马钤辖、知保州军州、监管内劝农事、兼保州广信安肃军沿边都巡检、兼河北第三将李
刻石”。则可以推论出第三将在保州、第四将在广信军和安肃军、第五将在深州的顺序。
高阳关路已知第六将在瀛州、第七将在冀州、第九将在沧州、第十将在霸州，未能确认驻地的就只有第八将。恩州即贝州的驻军数量在高阳关路虽然仅次于冀州，即使是在宋神宗实行并营之后也仍然有十几指挥，但因为宋仁宗时于此地爆发王则叛乱而改州名并罢节度，出于防范之目的而不在此设将的可能很大。韩琦曾说：“近复置立河北三十七将，各专军政，州县不得关预。雄州地控极边，亦设将屯”，由上下文语义可知雄州驻有一将，即第八将的驻地在雄州。
真定府路可确定的驻地只有第十一将在真定府，待确定的是第十二将和第十三将，在其他州中，相州和邢州是节度军州，有极大的可能驻有剩余两将。《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曾布提到“熙宁中尝以相州一将兵出戍河东，欲令更戍秦晋”，宋哲宗与三省商议后“遣河北第十三将戍泾原”，由上下文可知熙宁中派出的相州一将兵应即为河北第十三将，则第十二将应在邢州。山西艺术博物馆藏《田子茂墓志铭》记载田子茂曾任“同管辖训练河北（弟）〔第〕十二将军马，磁州驻扎”及“同管辖训练河北（弟）〔第〕十三将兵马，洺州驻扎，又移赵州”，“同管辖训练”且指出了具体驻地，说明田子茂的驻扎地点应和正将所驻地点不同，由于真定府路其他三州都在此范围内，从侧面印证了第十二、十三将的驻地只能在邢州和相州。
大名府路已知第十四将在大名府、第十五将在澶州，《考述》收入《五代两宋政治制度研究》时补充了第十六将在棣州，第十七将的驻地尚待确定。文彦博在熙宁七年判大名府时曾上奏请求取消河北预雇车牛，其中提到“本道所管八州内，怀、卫属河北西路。近累准西路转运司牒：准朝旨，逐将下合用大平车一百六十乘并牛畜，于逐将所领军马住营州军，预令民间结保承认，遇兵行日，量支雇钱，随军前去”。河北西路转运司关于将兵雇牛的文牒影响到了怀州和卫州，才促使文彦博写下这篇奏议，则可知怀州和卫州应至少合驻有一将。文彦博后文又提到“澶、魏、博州三将合用车牛，东路转运司并不曾行下诸州”，魏州即大名府，由此可以确定博州也驻有一将。《李昭受墓志》记载其官衔为“河北第十七将训练怀卫州军马卫州驻扎”，可知第十七正将在卫州，怀州所驻为副将，也可推定第十六正将或副将在博州，以河北东路的三将番号连排而河北西路的一将单独置于最后，这也是合乎情理的。
河东路将兵驻地：
河东路的将兵情况比较特殊，虽然早在熙宁九年就有“河东第七副将”的记载，但依前文所述，《文献通考》和《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记载元丰四年全国将兵总数为九十二将，其中河北诸路三十七将、陕西诸路四十二将、东南十三将，刚好合计九十二将，却唯独缺少了河东路的将兵。《初探》认为此处存在差误，但宋朝的官方记载应该不会算错这么简单的加法，也不会大意漏掉计算河东路，笔者认为出现这一偏差的原因是各路的将数在创立将兵法之时就早已有一个规划，也就是说这里的九十二将是创建之初的规划总数，而河东路的将数正如府界、京东、京西的将数是记在河北诸路下一样，是记在陕西诸路下的。把陕西各路的将数都按熙宁七年至元丰元年间最初设立时的数量统计就会发现，鄜延路九将、环庆路八将、秦凤路四将、泾原路五将、熙河路四将，合计三十将，与陕西四十二将刚好相差河东路的十二将。《文献通考》和《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作为后出文献，在总结全国将数时仅采用了创建之初的规划数目作为标准说法，并没有考证当时各路实际的将数，事实上在东南十三将编成之时有些路的将数和最初相比是有所增加的，总数也就已经超过了九十二将，如沈括记叙元丰四年讨伐西夏时有“陕西河东六经络（略）四十七将”，应该就是在陕西河东四十二将的基础上加上了泾原路和熙河路新增的九将，再减去河东路用以防范契丹的四将。
河东路第一将的驻地存在争议，《考述》和《初探》认为第一将在太原府，而张春梅、马长泉则根据地理位置推定第一将在麟州。这两种说法看起来都有其道理，河东路第一副将“驻横阳堡”，即在麟州管辖范围内，如果第一正将在太原府，正副将之间距离未免太远。而《宋史·兵志》记载太原府驻扎禁军有三十余指挥，这应该至少有两将的兵力，如果只有第二将驻扎在太原府，就很难解释剩余兵力的去向。其实第一、二将所辖军队应该就是太原府驻扎的三十几指挥，但出于军事部署的需要不会始终停留在太原府，正如河北路的军队到京东、西路就粮，实际上居留于京东、西路，但在籍的记载驻地还是会记为河北路。关于河东路的兵力调动情况，“二将以备北，一将在岚、石，一将在府州，而八将番戍河外”这段话是非常精确的描述，即除了防御契丹的两将和在岚、石、府州的两将不会出戍，其他各地的将兵都会轮流到河外戍守，所谓河外，即指麟、府、丰三州。也就是说河东路的大部分兵力都会经常在麟、府、丰州出现，但驻防的根据地还是在河东各地，张春梅、马长泉没有注意到河东内地将兵需要上番戍守这一事实，错误地认为是将兵的驻地发生了变化，对多处将兵驻地的考证都存在谬误。
第一、第二将确定在太原府之后，尚余第四、第十将驻地待确认。张春梅、马长泉根据河东第四副将在汾州推断河东第四将也在汾州，这无疑是不正确的，且不论副将往往和正将不在同一驻地，元祐元年曾命汾州第三将等“并差副将一员兼本处都监”，由于是“除边要州军及人使经由道路，更不差兼外”，如果第四将也在汾州，显然也应与第三将一样被列出来，正如潞州第五、第六将，晋州第七、第八将一样，不在此差兼范围内的唯一解释只能是第四将不在汾州。宋人提到“忻代二州，宁化岢岚二军控契丹之朔云”，而岢岚军已知驻扎有第十一将，防御契丹的另一将应在忻、代二州驻扎。府谷县文管会藏《折克俭墓志铭》记载“充河东第四副将，管辖忻、汾、平定军兵马，忻州驻扎”，可见第四副将的主要兵力驻扎在忻州，那么第四将的正将就应该在代州。剩余的第十将，笔者认为应在隰州，因为隰州本就驻有七指挥兵力，已比岚、石州要多，“熙宁五年，废慈州，以吉乡县隶州”，在推行将兵法时隰州又兼有了慈州的兵力，合计有十三指挥之多，理应设有一将。
陕西路将兵驻地：
鄜延路的将兵驻地相对陕西其他各路较为不清晰，唯一能够确定的是第一将在延安府、第八将在河中府、第九将在鄜州。《考述》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延州第六将主簿崔顺孙为通直郎”的记载认为第六将在延州，这是值得商榷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引《吕惠卿家传》对鄜延路九将的驻地描述“其六据边境之要，其一治延，其二在下番二州”，而之后沈括、种谔提出鄜延路军事改革计划：“除本路九将外更增置四将，以新招土兵分隶。沿边八将驻扎边面，次边三将驻于金明、青涧城、延州，近里两将在鄜州、河中府”，宋神宗派徐禧、李舜举去商讨此事，但随即就发生了永乐城之战，此计划也就随之不了了之。可以看出沈括计划中在鄜州、河中府的两将就是《吕惠卿家传》中在下番二州的两将，《吕惠卿家传》和沈括计划中延州的一将应即为延安府的第一将，第六将应该是驻扎在延州所辖的沿边堡寨，而并非如第一将一样驻扎在延州州治附近。新增四将中两将在边境要地，两将在次边的金明、青涧城，由于沈括的计划根本未及实行，故鄜延原有九将的实际驻地不可能在新增的金明、青涧两地，则《考述》认为第四将在青涧城、第七将在金明寨的结论都是错误的。《考述》还根据“鄜延路经略司言西人寇顺宁寨，差第三副将张守德等至赤羊川掩袭”认为第三将在保安军顺宁寨，这也并不正确，第三副将只是被派出掩袭进攻顺宁寨的敌军，并不一定要驻扎在顺宁寨，据黑水城出土文书所载“有第七正将潘大夫将已俸白米壹旁计壹拾陆石与知城苗武节，要请本色□□”，这里的知城即知金汤城，换十几石米这种事情自然不至于搬运到其他城镇去换，可见第七将的驻地就在保安军金汤城，而保安军的兵力最多也就只有一将，则第三将必然不在保安军而是在延州下属的堡寨。至于第四将的驻地，《陕西金石志》收录了《鄜延路第四将重修廨宇记》，其中提到“侯驻兵于此”“过怀宁，观其宏丽严肃”，则可知第四将在怀宁寨，这恰与《顺治清涧县志》中怀宁寨“金大定中置第四将营”相合，很有可能金朝置将时沿用了北宋时期的将兵编制，《顺治清涧县志》还有绥平城“金大定中置第三将营”和白草寨“金大定中置第二将营”的记载，应该也可以据此推断北宋的第二将和第三将分别在白草寨和绥平寨。至于第五将也不在《考述》和《初探》推断的塞门寨，《续资治通鉴长编》有这样两条记载：“西贼犯安塞堡，第五将以少击众，获其酋豪”，“赟等以单孤一寨，守兵不满千人，却贼数万，斩获著名凶悍酋豪十数”，由上下文可知第五将米赟坚守在安塞堡以少胜多，则第五将驻地应在安塞堡。关于第六将驻地，子长县钟山石窟有这样一则送别的题记：“路分左武刘任远命麾□原□别帅庭武显大夫前弟（第）六副将王有方，武翼郎弟（第）六副将白延勋、成忠郎权知安定堡陈元老，成忠郎权监押徐任，保义郎监酒石坚，同送别于此，政和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河南景年题”，由此可以断定第六副将驻扎在安定堡，结合《金史》“安定置第六正将”的记载，很有可能第六将的驻地也在安定堡。
环庆路八将的驻地都有详细记载，不存在太多疑问，但《考述》和《初探》据元丰五年高遵裕上书中的“本路九将”确定的环庆路第九将却驻地不明。笔者认为这一将其实就是泾原路驻扎在永兴军奉天县的原第十一将。永兴军奉天县，即为原环庆路之乾州，于熙宁五年十月“为奉天县隶京兆府”，可见泾原路第十一将的驻地最初就是归属于环庆路的，这一将如果划归环庆路在情理上也说得通。绍圣四年四月，泾原路在平夏城又新创立了第十一将，也就是说在此之前驻扎在奉天县的第十一将已经不在泾原路的编制之内了，北宋将兵直接削减掉一将编制的情况极为罕见，最为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一将按照驻地所在被划归到了环庆路，而政和八年增设的环庆路第十将其实是奉天县驻扎的第二支将兵部队了。
《考述》和《初探》据元祐二年“欲熙河兰会路都总管司遇本路缓急阙人，听全勾秦凤路九将应副差使”的记载断定秦凤路此时已有九将，但这条记载的内容却有与此矛盾之处，为填补秦凤路兵力的空缺，同时“从京差步军五指挥赴永兴军、商虢州权驻扎，以备秦凤路勾抽”，五指挥只有约2500人，尚且不足一将的兵力，如果秦凤路九将全部调往熙河兰会路，派如此之少的兵力补充就足以应对吗？《续资治通鉴长编》后续在元祐七年记载熙河兰岷路经略使范育请求秦凤路出兵支持，秦凤路经略使吕大忠称“若泾原有寇，欲且遣第四将行，其熙河有寇，本路除策应牵制外，亦难别那兵将前去”，朝廷指示“泾原有寇，令秦凤量事势遣发一将，或两将军马赴援，其鸡川甘谷两将，仍常留一将通管本处边面。余依熙河兰岷路经略使所奏，仍遵守前后所降犄角牵制策应指挥施行”，如果此时秦凤路真的有九将兵力的话，除去必然不能派去的两将，尚余七将可供调动，那吕大忠所说的“亦难别那兵将前去”就不太站得住脚了。秦凤路一直就有兵力不足以供调动的问题存在，在此之前秦凤路经略使曾孝宽就曾说过“本路止有五将，一将先差往甘谷城防托，今准朝旨李宪熙河兵马分擘不足，更抽秦凤四将，臣本州岛及诸城堡寨亦当极边，乞留合存将兵”，如果说五将太少无法接应熙河路，为何增至九将之后，足足多出了四将还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呢？因此元祐二年的“全勾秦凤路九将”可能是史料记载有误，也可能并非单指秦凤路本路将兵而是包括了在秦凤路驻扎的其他将兵。事实上史料所记秦凤路五将之外的番号都在靖康之变后才出现，如“武节大夫秦凤路第八将张宏战死”“又遣秦凤第十将关师古将兵二千五百人、马千匹随之”，可能是在秦凤路的宋军溃散之后为招收残卒重新组建的编制。
泾原路各将的驻地都比较清晰，《考述》和《初探》都已经将其厘清，本处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自元符二年在西安州建第十三将之后，泾原路的将兵编制还在继续扩充，崇宁元年，宋军在会州打绳川修建怀戎堡，最初“隶会州熙河第八将”，三年后“割隶泾原，改第十五将”，则此时泾原路至少已新增了第十四将。而当年八月就又改为熙河第八将，说明当时路与路之间的边缘地带将兵归属改变是很频繁的。
熙河路各将驻地的考证并无问题，但《考述》和《初探》都认为熙河汉、蕃兵分屯后每州有汉、蕃两将，这一说法笔者并不认同。因为从出土史料《打剌赤碑记》可以看出屯驻于怀戎堡的一将只是被称为熙河第八将，并没有在称谓上特意区分是汉将还是蕃将，这说明熙河某一将即便存在蕃将，也只是这一将的一部分，汉将和蕃将的关系类似正将和副将的关系，在统计将的数量时不应将汉将、蕃将重复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