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远征军抗日英雄段国杰的亲生女儿，上世纪50年代，母亲为我的降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是不幸的。但我又是幸运的，红军夫妇傅培章、岳琴收养了我，他们用超越血缘宗亲的大爱哺养我成长，给了我幸福温暖的童年、少年时光。
50年代作者与父亲母亲，摄于武汉
我听着长征的故事长大，它让我流泪更让我奋进，那是红军父母留给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爸爸1932年参加红军，1934年跟随中央红军开始了史无前例的2万5千里长征。
当时爸爸在中央总卫生部任材料科长，负责药品和各种医疗器材的调配、发放。那时他年轻力壮，肩挑一副药品担子，行军时，他穿梭在队伍中，休息时，他跑前跑后给医院和卫生队发放药品。
50年代“全家福”
自从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一路上遭遇数倍甚至数十倍敌人的围追堵截，天上还有飞机扫射轰炸，部队不断有伤亡，药品消耗也很大。而药品是爸爸他们的武器，是红军的命根子。所以，就算遇到敌机轰炸，爸爸豁出性命也要保护药品不受损失。为了加快行军速度，上级指示把一些笨重的设备、器械丢掉。但药担子是爸爸的宝贝，始终不离身，即使打个盹也要枕在头下。
爸爸他们挑着药担子为官兵送药，看到受伤的、生病的战友用上救命药，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但到后来药品越来越缺乏，特别是过草地的时候，已是消耗殆尽。爸爸回忆这段苦难的日子，心情格外沉重。
爸爸告诉我，草地是一片茫茫见不到边的无人区，甚至连一只鸟也见不到。饥饿、寒冷、伤病把红军逼到了绝境。官兵们只有挖野菜、野菇充饥。没吃的，就把牛皮带、皮枪带、皮鞋煮来吃。有的同志实在饿得没办法，看到前面部队拉的屎里还有没消化的青稞麦，就一粒一粒拣出来，用水洗干净，再用茶缸煮了充饥。
50年代作者的父亲
当历经万般苦难活着走出草地时，爸爸得了伤寒，他时冷时热、高烧不止，完全没有力气行走。由于行军速度加快，他被寄放在一户藏民百姓家。
这户人家收留了爸爸。但是，由于害怕被人发现受牵连，就把爸爸放在牲口圈里。
爸爸说，晚上非常冷，加上高烧引起浑身寒战不止，他就抓一堆稻草当被子和牲口挤在一起取暖。就这样在高烧中迷迷糊糊昏睡了几天，没吃没喝。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作者的父亲，摄于东北
有一天醒来，他感到饿极了，这时看见主人家的狗正在吃食，就不顾一切地爬过去与狗争夺食物，结果被狗咬伤，撕下一块肉。幸亏主人及时赶到，否则他就没命了。
幸好，分别时，好心人给他留下一瓶白酒。爸爸自己懂医，赶紧擦洗伤口。那位藏族百姓看他病得很重又受了伤，可怜他，给了他一点草药，还给了一块糌粑。
这块糌粑吃了多久爸爸记不清了，但他清楚记得因为舍不得一下吃掉，每天咬上一点，再用喂牲口的青草、野菜和房檐上流下的雪水撑饱肚子。就这样慢慢恢复了过来，保住了命。
爸爸左腿膝下外侧留下了一个鸡蛋大小的伤疤，直到几十年后仍凹凸不平，清楚可见。
1953年，作者的父亲赴朝参观实习，摄于沈阳
爸爸多次谈到，得伤寒病的这段日子，除了伤病、饥饿带来的痛苦，还有随时被国民党、反动土司杀害的危险外，就是自己离开了战友，不知何时才能回到自己的部队，不知能不能再见到自己的战友。那是一种极其孤独、无助甚至绝望的痛苦。
所以，白天，他藏在牲口圈的草堆里，透过栅栏观察外面的动静；晚上，他在夜幕下，走到圈舍外，苦苦的遥望远方。不知过了多久，红军五军团的一支部队路过这里，让他又找到了组织，重回到红军队伍中。
因为患病掉队，爸爸离开了中央红军总卫生部，后被编入红五军卫生部任司药长。
70年代作者的父亲，摄于武汉
1936年11月，中央军委组成西路军挺进河西走廊。可是，部队刚进河西走廊，就遭到了几倍于己的敌军的围追堵截，加之部队长征后未及时休整，虽英勇抗击，但终因弹尽粮绝，伤亡惨重，除少数突围到新疆外，其余都牺牲、失散或被俘。
爸爸跟随红五军参加了这次西征，经历了那段腥风血雨的悲壮岁月。
爸爸回忆，1937年元旦，红五军攻下甘肃高台县城，但遭国名党多倍于己的兵力反扑。时任军长董振堂率3000官兵，连日拼杀，伤亡惨重，除少数突围外，包括董军长在内的2000多官兵壮烈牺牲。五军主力殉难高台，这一消息像晴天霹雳震动了西路军。
爸爸说：“我们当时在另一个县城，经过紧急仓促的商议，立即向一个叫南山的地方转移突围。当时，后勤服务人员没有枪支，连战斗部队的同志也是有枪没子弹。但不论怎样也得冲出去，不能等死。临走前，我把冰铁桶里的一点药装进一个布袋挎在身上。这是我的武器，是转战几万里都舍不得丢掉的宝贝。”
1969年的“全家福”
200多人趁着夜色往山上奔跑。但敌军的骑兵部队已在那里埋伏，导致进山当夜队伍就被冲散了，有同志当场就牺牲了。爸爸身边只剩两个人，司务长和一名上士。他们三人沿着山转了半夜，一直在与敌人周旋躲藏。
天微微亮，依稀看到远处有户人家，他们躲在草丛中边观察边商量：必须化装成当地人，才能在敌人窝子里闯过关口。他们借口讨水问路，接近了那户人家。经几番商量，他们用军棉衣和一点值钱的东西，换了身当地人穿戴的羊皮袄和毡帽。
爸爸他们一边跑、一边乞讨，因为是南方口音，不敢说话，怕露馅。只用些手势，讨食讨水。
爸爸说，尽管乞讨很艰难，有时候几天也讨不到一口吃的，没吃的就喝水灌饱肚子。但大家互相鼓励要坚持活下去。就这样，大概过了一个多月。
有一天，他们在河边被三个马步青旅的骑兵发现。虽然拼命奔跑，但敌人还是将司务长杀害，爸爸和上士被捉。上路不久，上士倒下再没起来，爸爸一人被捆着，押到了甘肃凉州。
1937年3月，西路军失利后爸爸和近20名军官，被监禁在甘肃凉州第二监狱。爸爸回忆：那里没床没铺草，地上潮湿有许多小虫子，夜里寒冷，就把一身羊皮袄脱下，当被又当褥。怕潮湿，就在院里拣几块砖，白天晒干潮气，夜里垫着睡觉。身上又脏又臭，无法换洗，虱子、跳蚤浑身乱钻，奇痒难忍，西进以来，他们终日奔涉，身体极其疲劳。即使是这种环境也照样倒下就睡。
牢房中最大的问题是填不饱肚子。每人每餐一碗饭，其实就是一点清汤稀糊，还不够塞牙缝。
针对这个情况，他们与看守的监狱官员斗争。后来，爸爸他们的吃、住等条件有了一定改善。
7月底，爸爸他们迁移住地，先由凉州到兰州，最后到了西安。有人暗中告诉他们：“三天后会押送南京。” 他们一听，都很着急。他们认为，他们同其他红军、西路军战友不一样，是高中层军官，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会以此要挟党中央。正好，听说刚认识的一位红军25军的战士，将回西安18集团军办事处去，他们决定托他带信请办事处设法营救。就在那个战士回办事处不到几小时，办事处就派了一名副官来监狱做交涉。当天下午，他们被接回到办事处了。
80年代作者与父亲，摄于武汉
1937年夏天，爸爸终于到了延安，又重回中央总卫生部工作。
爸爸和无数的红军战士一样，经历了长征那段极其艰险极其苦难的岁月，也经受和目睹了西征的惨烈与悲壮。作为幸存者，对这段历史无疑刻骨铭心，永生不忘。他们不会忘记，也希望后人了解、懂得、记住这段历史。所以，爸爸从我4岁时，就给我讲他的长征故事。直到我成年，我成为军人，我成为母亲，他还会经常向我和我的孩子回忆那些往事，为的是要我们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
长征精神是顽强生命与不朽信念的象征。它让我看到了人类精神中的不屈与顽强是何等的伟大；它让我懂得了在承载了那么多苦难与牺牲，却始终坚持理想与信念的灵魂是何等的崇高！
我告诉我的孩子：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有权利享受今天的幸福生活，但更需要用长征精神创造幸福生活，我们要把它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珍惜和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