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 | 茨维塔耶娃：诗歌永远不能被抛弃

1922年5月，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携不满十岁的女儿阿利娅抵达了柏林，想与她流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丈夫会面。在柏林接待她们的是好友作家爱伦堡，他第一次出国时，帮助茨维塔耶娃打听到了她的丈夫还活在人世并住在布拉格。也正是爱伦堡对帕斯捷尔纳克谈起她的诗歌，赞不绝口，才引起了帕斯捷尔纳克的重新重视。在柏林的两个半月里，茨维塔耶娃还结识了文学评论家马克·斯洛宁――在侨居在布拉格的岁月里，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经过斯洛宁之手发表的。

好像一下子出场的人物太密集了，有点应接不暇。之所以选取这个特殊的阶段开始叙述茨维塔耶娃的故事，是因为在《寒冰的篝火：同时代人回忆茨维塔耶娃》的目录里，我看到了这些熟悉的名字次第登场：阿利娅、爱伦堡、帕斯捷尔纳克、斯洛宁……他们笔下的茨维塔耶娃各有不同的形象，但是无论她以何种面目出现在他们的笔下，首先赢得的都是他们的敬重：她是一位俄罗斯浪漫主义诗人。

斯洛宁在回忆她的文字中写到了浪漫主义者的理想与现实的脱节。他说在布拉格她是一个“三重的流放犯”：作为一个人，她很难相处，不懂得处理人际关系，侨民把她看作一个外人；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她为那些琐碎而贫困的日常生活而忧伤；作为一个女诗人，她完成着她的使命。不知道有意还是无意，你很难在写到布拉格的时候不联想到卡夫卡，而在卡夫卡写给好友的信中，他也曾提起过生活在布拉格的一类作家，他们的生活处于三种“不可能”之中：不可能不写――他们只能以写来驱散萦绕不去的灵感；不可能用德语写――在他们，用德语只能是一种“公开的或暗地的，或许最终是自讨苦吃的僭越”，这种语言永远不会是他们自己的财富；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写法――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可以使用的语言。卡夫卡对此的总结是加上了第四个不可能：不可能写，因为那种绝望并不能通过写来减轻――最后这一条对生活在布拉格的茨维塔耶娃而言更为合适，否则她不会在国外生活十七年后，宁愿冒着巨大的危险回到了苏联，此举最终导致了她生活的困境，1941年8月31日，在绝望中自缢身亡。

阿利娅曾在回忆中说她的母亲是关于“斯巴达式的简朴”，她不排斥时髦的生活，但是她“既没有物质条件去创造时髦，也没有物质条件去追求时髦，她厌恶地规避那些为了仿效她而哭穷的人，在侨居国外的年代里，她怀着尊严穿别人的衣裳”。茨维塔耶娃给她的朋友讲述过在莫斯科时期的饥馑生活，有次一个陌生人来到家里，她由于近视眼，把来者当成了一个不太出名的诗人，用仅有的胡萝卜茶热情地款待客人。这位不速之客是一位小偷，他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拒绝了女诗人这种寒酸的招待，打量了一下四周，看得出这位诗人家徒四壁的境况后，在桌子上留下了几个卢布溜之大吉了。无论茨维塔耶娃用多么幽默的语调讲述这个故事，都无法让人感觉到轻松。而在国外生活的那些日子，并没有比国内的生活优越多少，除了物质上的贫困，还有精神上的饥渴与荒芜，她能感受到那种卡夫卡式的生活困境，而选择回到家乡就成了她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1935年的夏天，帕斯捷尔纳克去巴黎出席反法西斯大会，他见到了久未谋面的茨维塔耶娃一家。当时的茨维塔耶娃在国外的生活很是窘迫，家属都希望她回到俄罗斯。由于消息封锁严密，当时的侨民对国内发生的各种恐怖事件大多不知，茨维塔耶娃甚至对国内的苏维埃革命有着极大的同情，再加上当时在巴黎的生活不尽如人意，她很渴望回到祖国去。就此事，她当面征求过帕斯捷尔纳克的意见。他没有给出明确的意见，在回忆中，帕斯捷尔纳克写到：“我不知道应该向她提些什么建议，我生怕她和她那些可爱的一家人，到了国内，生活会感到困难和失去安定。这一家人的悲剧大大超过了我的悲剧。”我们无法原谅帕斯捷尔纳克的懦弱，他明明知道真相，仍然不敢告知。也有人说他暗示过茨维塔耶娃不要回去，但是由于她一向的固执，并没有听从他的劝告。真相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悲剧的结局似乎早已注定了。

20世纪的俄罗斯大地上，苦难与丰盈并存。更多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正是因为这种苦难的缘由才会产生这么一大批耀眼的诗人与作家。但吊诡的是，续接20世纪俄罗斯文学谱系上的天才，大都是那些被压迫者，被迫流亡者。他们带着身上唯一的行李就是语言，无论是地下形式的流亡还是政治驱逐式的流亡，反而让他们的写作具有了一种不屈的光辉。茨维塔耶娃在俄罗斯最后的那些日子里，从未放弃过写作，她对诗歌的追求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学上的意义，当你的生活无所依靠，只能从精神上构建一个强大的实在，支撑着自己去生活与写作。在献给里尔克的一篇散文中，茨维塔耶娃开篇说道：“每一个人的死，都必定融入到别人之死的行列，都必定在死亡之列中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地位”。先逝者由于后逝者的存在，形成了一个活的长链，俄罗斯文学史上这条诗歌金链因为那些流亡者，比如获得诺奖的约瑟夫·布罗茨基而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