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接受世俗世界的通行规则，还是遵从内心，保持理想主义青年的矜持和骄傲，她一直在煎熬。
文 ✎ 韩墨林
这是沈谕最不喜欢串门的一个春节假期，但她正月初四还是去了朋友家相聚。对方是她的高中同学、十年好友，刚从北京回到大连，正抱恙不能出门。
“在哪里工作，有对象了吗？”这是春节期间几乎所有长辈都会问的问题，朋友的母亲也不例外。这也是第一年，沈谕的回答终于让每个人都满意了。
2016年，沈谕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公务员考试，就职于二线城市的政府部门。同年，立业与成家双修正果，她的订婚仪式年前举办，正式婚礼定在2017年。
关上房门，1990年出生的沈谕却再次说起辞职。
沈谕不是她的本名，而是她作品中主角的名字。作品中，乡村少年沈谕从城里来的表妹的讲述中，窥探到未曾想象的一方天地。表妹返城后，把幻想带走了，他却在失落的漩涡中越陷越深。终于有一天，平常的一天，他被一种冲动捕获，想要离开，却只是在村口转了一圈，又回到了生养、囚禁、侵蚀着他的村庄，慢慢度过一生。
高三那年，沈谕靠这篇作品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奖。与自主招生失之交臂后，她顺利考取名校新闻系。之后7年，她重复着《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菲茨·杰拉德的故事，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最后回到往昔岁月。直至有一天，她发觉与自己笔下主人公的身影渐渐重合了。
高中生沈谕在作品中的隐喻被大赛评委一眼看穿：这个孩子没有农村生活经历，但她是在写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向往。
从颁奖台走下来，镁光灯跟随着背影咔嚓咔嚓，太像梦想开始的声音。
在沈谕的奋斗史中，她就是那个不断挣扎的少年，始终扮演着冲决者的角色。可她的所有努力，再也没有击破过校园之外的任何一层束缚，以胜利者而不是逃离者的姿态。
沈谕最后一个想要逃离的地方是灰色的机关大楼，在入职后的第7个月。
机关大楼离大海不远，班车行驶时能听见海风长鸣，可大楼里的人际关系，用她的话讲，像淤泥一样难堪。“想到这个就受不了。”
婚礼的请帖在年前就发下去了，没有包括让她很反感的一位领导，这个领导“毫无理由地”指责她的工作。几个同事偷偷告诉她这么做不合适，或者邀请每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个人都不要告知——必须像护着玻璃杯一样维护和每个人的关系，即使明知那么做多虚伪。“想要离开的理由就是这个。”沈谕说。至于“待遇低，失去竞争力”，沈谕一点都不在乎。
保留一个“足够清闲的铁饭碗”，同时写点东西，是沈谕说服自己报考公务员的理由，而不是此前时时感受到的来自家乡强大的拉力。父母希望女儿回乡陪伴他们，男友想要早点结婚。在读硕士的最后一年，这样的电话像蚊蝇一样纠缠着她。
更重的筹码，是实习期间所有的激愤和委屈，让沈谕陷入深深的怀疑之中。这个看起来有些草率的判断，彻底把她推落到后来无限的挫败感之中，尽管这份挫败是仅对她一人而言的。
四周涌来的赞誉和顺利成章的成家立业，成为紧紧环绕她的漩涡。房子也买好了，是89平米的二手房，瓷砖地面。沈谕固执地在主卧南侧用地板圈了一个五六平米的区域，当作写作间，并买了一张老榆木的书桌。男友不赞成，说桌板太重，会砸到小孩。男友和未来的婆婆，都已默认那只是将来孩子的玩具区域。
她只剩下自己的坚持了。
从搬进新居开始，男友就兴冲冲地装点着他们未来的小家。每发一个月工资，就购入几件家具。每个周末，沈谕都要和他去家具城挑选，有时觉得温暖，有时又觉得“像在牢笼上多打下一颗钉子”。
生活中唯一符合她的期许的，是“清闲的铁饭碗”的确如约而至，这是她用才华为自己赢取的最后一份礼物。沈谕是办公室里唯一的新人，“他们把工作都推到我身上了”。她的脸上挂着淡淡的不屑，那些工作对她而言，不费吹灰之力。更多的时间，她被人际关系的谜题深深困扰，无所事事的状态又把这种焦躁无限放大。
“如果不走，我就会死在这里了。”进来送水果又旋身离开的朋友母亲，没有听见这句惊心动魄的话。长辈看“别人家的孩子”那种混杂着热切与赞叹的表情，在沈谕的学生时代如影随形，现在她却前所未有地反感它。
离而立之年越来越近，沈谕感觉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复杂沉重，也清晰地认识到选择的代价越来越大。
沈谕觉得自己一直是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就像冰箱，让人长期保鲜，而难以成熟。实际上，如果不是无法忍受道德感和完美主义的反复炙烤，平行世界里的她或许是另外一种模样。
2016年2月，她决然离开实习两年即将转正的一家机构，以一种远比此刻彻底的姿态，离开了一线城市。
点燃失望的导火索在2015年11月。她把一个喝醉的客户扶上出租车，送回酒店，客户借酒动作不轨，领导拒绝她报警，并向她滔滔不绝地讲述职场的利益与成熟的标准。
她放弃这个至少在毕业后可以短暂栖身的机会，就像扔掉一颗不漂亮的石子。她倾诉过许多看上去无懈可击的理由。但她念念不忘的是写作梦，当时的工作是实现它的一种途径，但她很快发现，这似乎不是她喜欢的。
2015一年，沈谕很多时间都在给朋友写信，倾诉她的迷茫。“我们接受着相对开放的教育，也因此怀抱单纯的憧憬，最终面对的却是一个对理想极其苛刻的社会。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他这样描述看到的世界：天色完全黑了，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我无限悲伤地看着汽车，汽车也无限悲伤地看着我。”
“可是我很害怕，有一天自己会被完全嵌入社会角色的模板之中。假如我有一天再也不愿坦率直言，我的导师和长辈会不会对我说‘这就是成长’？——成熟无疑是我们所缺少的部分，但眺望未来的时候，我却渐渐发现这恐怕也是一个正在逐渐变成借口的词，是为自己的懦弱和放弃寻找一个冠冕一些的解释。这种‘规劝’像接力棒，一代传向一代，谁都意识不到这其中深深的讽刺意味。”
最终，她决定报考公务员。这对她的朋友来说，是“惊讶到宛如核弹的消息”，因为公务员和她看上去是来自阴阳两极的两种事物。
“不用阅历来助推，就只能用空闲来包容，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我总是一个写字的人。”她这么解释。
在人和无力感的对峙中，她曾试着融入眼下的环境。沈谕跟一群同事去吃自助餐时，角落摆着一台钢琴。一个小领导吩咐她“给大家弹一曲”——像命令3岁小孩子的语气，无数干脆的拒绝徘徊在唇齿间，她一声没有吭。上前弹了一段《惊愕》，这首曲子她其实很不熟练，但她记得那旋律是海顿写来讽刺那些俗气、蛮横，却又附庸风雅的贵族观众的。
有掌声在耳畔响起，她站起身回到座位上。
27岁的沈谕一直对王小帅导演的电影《冬春的日子》印象深刻。一对才华横溢的画家夫妇，在京城靠着一点点卖画的收入艰难维生，在日复一日似的晨昏里，他们做爱、争吵、疲惫、茫然、绝望……周而复始，最后女主角远走，男主角疯了。
她不断回忆起男主角在街边借酒痛哭的一幕——撕开一切伪装之后，他第一次承认击败自己的还是生活。
这个画面反复叩击她的心。在朋友家留宿时，沈谕说了许多话。临睡前，她说自己最终应该不会辞职，但会继续写下去，人生第三局的成败不会这么早揭晓。
文章首发于《博客天下》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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