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一些犯罪分子通过盗窃、抢劫、受贿等犯罪取得物品后，将物品消费、出售或转送，致使涉案物品灭失或无法查明去向。此时，涉案物品价值的确定，事关定罪量刑以及涉案财物处置问题。办案中对这类物品价值的确定，是否必须经过价格认定，存在不同观点。有观点认为，只要涉案物品灭失，就不能进行价格认定，因而不能认定为赃物。对此，笔者认为，涉案物品灭失并不必然需要通过价格认定的方式进行物品价值认定，也不必然能够进行价格认定，即使进行价格认定也不一定能够作为认定物品价值的证据使用，而是需要结合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
研判物品价值体现形式，确定价格认定的必要性。
依据不同的标准，物品可以分为多种，如合法物品与违禁物品、消耗物与非消耗物、特定物与种类物、原物与衍生物、有形物与无形物等，而不同物品的价值体现形式也有所不同。根据《被盗财物价格认定规则（2020年）》（下称《价格认定规则》）第3条规定，对于涉案物品是否需要进行价格认定，首先，看有无有效价格证明，其次，价格证明是否合理。如果没有有效价格证明或在案的价格证明不合理时，就需要进行价格认定。对于具有有效价格证明且合理的，不管涉案物品在不在案，都不需要进行价格认定，如常见的购物卡、消费卡（券），因其价值是通过面值或余额体现的。对涉案物品不是以面值或余额的方式体现其价值的，如原持有人购置新车、烟酒送给受贿人，此时车辆、烟酒的价值是通过行贿人支付形式体现的，该车辆、烟酒的价值若有支付记录等证据证明其具体价值的，就不需要进行价格认定。但如果行贿人将其正在使用的车辆送给受贿人，此时的车辆价值是通过残值体现的，就需要进行价格认定。
查明物品的来源与属性，确定价格认定的可行性。
根据《价格认定规则》第4条规定，对物品进行价格认定应当结合物品的规格型号、质量及真伪等具体情况，以一定的证据为依托。通过查明涉案物品的来源与属性，才能准确界定其名称、数量、规格型号及真伪等基本情况，进而确保价格认定能够准确实施。实践中，有人认为，只要双方对物品的种类均予认同，就具备了价格认定的可行性。显然，这一观点违反价格认定规则，也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例如，行为人盗窃他人香烟，而香烟实为假烟，若以真烟进行价格认定，就会出现行为人实际盗窃物品与事实不符、原持有人因持有假烟而获益的情况。因此，只有弄清物品的来源与属性，才能确定价格认定的可行性。对不具有价格认定条件的，就不能进行价格认定。
结合全案证据状况，确定价格认定结论的客观性。
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过程中，在对价格认定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研判的基础上，要对业已形成的价格认定结论进行全面审查，确保程序合法、方法科学、结论客观。
一是
看程序
，要看证明物品情况的证据包括未灭失的物品到案情况是否合法，委托价格认定的程序是否合法，价格认定结论告知与权利救济是否合法。
二是
看方法
，看价格认定的方法是否科学、严谨，价格认定过程是否符合操作规范。
三是
看结论
，看结论是否符合当事人认知，是否符合普通大众认知。
四是
看反馈
，看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该结论的意见。对不合法、不科学、不合理的价格认定结论，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应当重新认定或复核决定，必要时进一步补充完善证据；如果仍然无法得出客观的价格认定结论，则应当秉持刑法谦抑原则，对该价格认定结论予以排除甚至对有关涉嫌犯罪的事实不作认定。需要说明的是，《价格认定规则》虽然适用于侵财类犯罪，但鉴于刑事案件的证据标准和要求是一致的，结合《价格认定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其他类型包括受贿犯罪涉案物品价格认定的要求也应是一致的。
针对灭失涉案物品的价格认定工作存在的现实问题，笔者建议，通过提前介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制度机制，推进构建全面、稳定、有效的证据链条，以证据的确实、充分助推价格认定工作质量的提升。
一是从涉案财物的原持有人与非法持有人出发，构建严谨的言词证据。
通过对原持有人和非法持有人的严格规范讯问询问，确保言词证据的客观性；通过言词证据的相互印证，确保涉案物品指向的确定性；通过对申辩辩解的理性处理，确保言词证据的可靠性。
二是围绕涉案物品流转处置全过程，构建延伸的证据体系。
从原持有人向前延伸，同时从非法持有人向后延伸，通过询问知情人员，调取售买、流转、处置全程的书证，进一步确定涉案物品的真实性、价值变化情况以及处置问题。
三是严格遵守价格认定规则，构建规范有序的认定体系。
检察机关要加强法律监督，监督和督促价格认定机构切实发挥专业作用，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价格认定，对不具有价格认定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委托不应受理，进而形成规范、科学、有效的价格认定结论，提升现有资源利用质效。
四是针对可能存在的合理性怀疑，构建严谨的反证处理证据体系。
通过延伸取证、反复验证、重新认定或复核决定，认真核实反证的证据资格和证明能力，确定物品价值认定的合理性，加固事实认定的证据链。
